张爱玲的确“俗”，不是把俗当作一种手段，也不是用雅去把它包装起来，而是俗得本色，俗得坦荡自然。她笔下的世界，无非是俗人、俗务、俗欲、俗情。“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１８）］。于是，她想方设法把普通的日常生活编排成曲折的故事，贾平凹说她“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想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１９）］。可以想象，假如王熙凤具备林黛玉的文化水平，那便是一个活脱脱的张爱玲。她的叙事视角很低，往往沉溺在故事的迷宫里。当年傅雷曾批评她的《连环套》“不知不觉走上了纯粹趣味性的路”［（２０）］。她去世后，海外学者李渝评论道：“作为叙述者，张爱玲从来不曾，从来不想，从堕落中自拔出来，升越在题材之上，促生出叙述的高度。……缺乏萧红的清新现代感……”［（２１）］这也许有些苛责，但张爱玲俗趣颇深是不假的，专在饮食男女的“鸡蛋”里挑出新奇别致的“骨头”，语言也不时露出甜腻的旧小说俗套，有的情节和对话就是从旧小说上活剥下来的，至于一些屡被激赏的“蒙太奇”式段落，对于４０年代的上海洋场来说，也已是司空见惯的好莱坞把戏，仿佛是优美而准确的镜头解说词而已。这些，使张爱玲迷住了千万个“张迷”。
然而，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却不在“俗”上。她爱讲故事，但她的故事密度并不大，速度是慢的，宛若秦淮河上的画舫，曲曲弯弯却不弄险玩玄。她更着意的是故事的意境，视角虽低却看得极深极透，刻划出一个苍凉的彻悟的人生境界。她不讲形而上的哲理，而只是从切肤的生命体验中去玩味人性，然后用丰富的意象、繁复的色彩、天才的妙喻表达出来，构描出一幅幅浑成的诗意。陈思和论道：“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肩项的”，又说：
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嫂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的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２２）］
可以说，张爱玲不但是雅的，而且是大雅。王德威说她是一个强烈意识到“现代性”的作家，“时间快速的劫毁，人事播迁的无常，是她念兹在兹的主题”［（２３）］。在看似琐屑的平凡中，张爱玲写出了永恒的人性。
下面以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为例，分析一下张爱玲作品的雅俗构成。
《金锁记》的开头一段颇为不俗，把一轮３０年前的月亮写得出神入化，并为全篇奠定了一个伤感的基调。它让人想起老舍《月牙儿》的第一段，也是清雅、伤感，充满才情，引人爱读。所不同的是，《月牙儿》开头便给人清寒之感，而《金锁记》开头则透出几分古雅。接下来的不同则非常明显。《月牙儿》迅速进入了人物命运的激流跳跃——一段一段悲惨伤痛的诗。而《金锁记》却是没完没了没句没读的俗事：丫头起夜，议论主人，飞短流长；主妇起床，妯娌斗口，唇枪舌剑。剥核桃、看指甲、搬弄是非、叔嫂调情、娘家人打秋风。一早晨的流水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十年之后分了家，又是叔嫂调情翻了脸，全家上下吸鸦片，婆婆折磨儿媳，破坏女儿婚姻，结尾又回到３０年前的月亮，似乎那月亮是装着这些故事的录像带。作者却说：“然而３０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俗人俗事是《金锁记》的骨肉，除了少爷小姐，就是丫环奶妈，主要人物都在一张亲戚网中，连七巧的女儿长安的男朋友童世舫，“仔细攀认起来，与姜家还沾着点老亲。”所叙无非婚丧嫁娶和旧家庭内部的勾心斗角，不但俗，而且琐碎，比如：
……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脚，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侯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银链条ｘī＠②ｓū＠③颤动。老太太信佛，饭后照例要做两个时辰的功课，众人退了出来……
这种从《红楼梦》一类旧小说上扒下来的零碎俯拾皆是。丫环们的伶牙利齿，男主人们的败家不争气，女主人们的合纵连横，都分明是大观园的祖传。曹七巧的出场，乖张恣睢，很像王熙凤的出场。而她痛骂娘家兄嫂把她送进火坑所说的“头一缩，死活随我去”，与《红楼梦》中鸳鸯骂她嫂子所说的“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简直一模一样。按照文学史惯例，如此模仿颇犯婢学夫人之忌，本希望成为杰作的，而《金锁记》不但成为杰作，还被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盛赞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奥秘在于《金锁记》的俗人俗事中蕴含了极其不俗的人生韵味和真缔。正像老舍“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２４）］，张爱玲善于点铁成金，把俗人俗事的雅味烧了出来。她模仿的不仅仅是《红楼梦》的“四体妍蚩”，而是把“传神写照币惭У搅* 家。
这“传神写照”的最重要表现在于，《金锁记》中的俗人俗事既构成了故事情节，同时又常３角榻诙晌庀蟆＠绮芷咔上蛐∈遄咏驹笄闼哒媲槭* 的一段：
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象在哭，简直象在翻肠搅胃地呕吐。
这个索菲娅·罗兰式的镜头，充分传达出人物心底的伤痛。那一闪一闪的钻石光，隐喻着她心灵的颤动，那是一种美好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在呜咽挣扎，在渴求疼爱与尊重。而钻石的另一端是“风凉针”，则隐喻着挣扎与渴求的无望，以及绝望将会带来的扎人肺腑的凶兆。哀与艳，凄凉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细节很多，足够研究者们不重样地举例，可以看出作者对电影手法的借鉴比穆时英们远为娴熟。读者对这些镜头可以一掠而过，只去关注叔嫂调情，闺房内幕一类俗趣，这便构成小说的通俗层面，它是自足的、完整的，具有娱乐消遣的可读性。而小说的高雅层面其实也隐身在这通俗层面中，它需要读者透过俗趣，发现真情，从超越情节的意象中悟出金钱对自由的扼杀、欲望对人性的摧残，悟出作者那“美丽的苍凉”的人生手势。这是一种高级的雅俗结合，既非以俗卖雅，亦非以雅卖俗，它的雅和俗都是真诚的。俗，来自真实的生活记忆；雅，来自真切的人生体验。它把生活的原味烧出来，读者依凭自己的修养、境界，各取或兼取其雅俗。这，正是杰出艺术的境界。《红楼梦》的文本就蕴含着丰富的雅俗层面，伟大的艺术应该能够让各个文化层次的人皆有所获。《金锁记》的份量当然远不敌《红楼梦》，但它继承了这样的艺术追求。
严家炎高度评价张爱玲在“运用娴熟的民族形式去表现现代派的思想内容方面，取得了创记录的成功”［（２５）］。《金锁记》除对俗人俗事的点铁成金之外，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融入传统叙事，也是其过人之处。尤其是意识流一类的现代派技法，在《金锁记》中难得找到它们的单独展示，但又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它们的影子。如：
玻璃窗的上角隐隐约约反映出弄堂里一个巡警的缩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过去。一辆黄包车静静在巡警身旁辗过。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边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撩过。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后的没投胎的鬼……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这些神来之笔，不留痕迹地将“意识流”溶解在“叙述流”中，既是画面，具有悦目的观赏性，又是心理，具有深度的可分析性。谁都可以读懂，但懂的深度不同。雅的糖块溶解在不透明的俗的咖啡中，这里已经分不清是谁征服了谁，可以说是雅文学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俗文学的再生。如果注意到《金锁记》是在没有理论指导、没有集团的约束的状态下问世的这一点，则似乎可以说明，新文学的小说和通俗小说发展到各自的成熟期，二者在艺术上的结合，产生一批超越性的杰作，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正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张爱玲的雅和俗如同薪与火、刀与锋、形与影那般难以简单剥离，她是“大雅大俗”。她在《我看苏青》一文中推崇这样一种艺术：“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这正是四十年代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呼唤。迎着这一呼唤，走来了赵树理、张爱玲，徐訏、无名氏，走来了张恨水、白羽、刘云若，走来了孙犁、丁玲、周立波。他们分别呈上了不同的答卷，可惜时代过于匆忙地就给定了分数。
沦陷区介于雅俗之间的还有苏青、施济美、汤雪华等作家。她们或者比张爱玲更俗，如苏青的大胆渲泄，或者比张爱玲求雅，如施济美的清柔哀婉——有人说施济美像冰心，但她们都达不到张爱玲的深度。从整个文坛格局来衡量，其作品还是偏于广义的通俗小说。与此紧邻的，便是予且、丁谛、谭惟翰等。这片开阔的雅俗“结合部”地带，是雅俗文学互动的晴雨表和中转站，既有两边获利之机，也有两不讨好之时。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主要便体现在“过渡地带”上。
抗战时期的这一批具有崭新风貌的小说样式，成为现代小说进一步发展的艺术前沿和参照。这是一批极富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作品。它们与世俗是沟通的，与传统是相连的，又蕴含着具有时代先锋色彩的思想观念，并成熟地化用着各种现代化技巧。它们能够满足现代大众多层次的文学需求，又同时潜移默化地启迪和引导大众。赵树理的创作不但影响了解放区一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对丁玲、周立波、柳青、欧阳山等也有影响。当代文学中农村题材的小说，从李准到高晓声，都可见到赵树理的影子。张爱玲虽然离开大陆，但她的后继者不仅有台湾的白先勇、施叔青，而且还有大陆的苏童、叶兆言、王安忆等。这批超越雅俗之作的开创性与丰富性，至今仍然需要予以深入的研究总结，以利于对当今文学状况的思考。
注释
（１）（２）戴光中：《赵树理传》２３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３）（４）王中青：《太行人民的儿子——忆赵树理同志》，《山西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１５日。
（５）《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载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
（６）郭沫若：《〈板话〉及其他》，载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６日《文汇报》。
（７）（８）《论赵树理的创作》。
（９）孙犁：《谈赵树理》，《天津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４日。
（１０）《美国通俗文化简史》９页，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１１）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
（１２）《不了情·前记》。
（１３）《纳凉会记》之发言，载１９４４年８月《杂志》。
（１４）（１５）《女作家聚谈会》，载１９４４年４月《杂志》。
（１６）张爱玲：《流言·存稿》。
（１７）《遥寄张爱玲》，《〈倾城之恋〉代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
（１８）《传奇》题词。
（１９）《贾平凹谈张爱玲》，《光明日报》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２日。
（２０）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载１９４４年５月《万象》。
（２１）《跋扈的自恋》，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４日
（２２）《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文汇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４日。
（２３）《“世纪末”的福音》，台湾《中国时报》１９９５年９月１４日。
（２４）《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研究资料》５３１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２５）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１７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