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并在后期涌现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他们以赵树理、徐＠①、无名氏、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这使“五四”以来的雅俗对立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抗战时期，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阵容发生了全面而显著的调适、互动。新文学小说增多了人物的类型化，相应减少典型化，情节技术普遍受到重视，语言上自觉追求大众化，风格上自觉加强趣味化，而通俗小说则经历了一个复杂错综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总的趋势是对立消解，双方靠拢、融合，彼此取长补短，这表示出雅俗格局在从“五四”开始的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抗战时期雅俗文学的互动，终于在后期酿造出一批介于雅俗之间、又超乎雅俗之上的新型小说。它们以解放区的赵树理，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沦陷区的张爱玲、苏青等为代表作家。至今的文学史教材，实际均为雅文学史教材，这些作家置于其中，显得独门独院，与总体略有不和谐之感，而不置于其中，又使总体似有某种缺憾，凑不成“全家福”。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混血儿”。
    赵树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首先是个出色的“庄稼人”，各种农活不但拿得起、放得下，而且精通到了宛如“庖丁解牛”的以劳动为艺术的境地。然后他是个出色的民间艺人，“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且练就一种绝技，能一个人打鼓、钹、锣、旋四样乐器，并且舌头打梆子，口带胡琴还不误唱”［（１）］。此外他还懂得阴阳风水，测字占卦，还“略通医道，常替人家号脉开方”［（２）］。可以说，赵树理是农民文化的“万事通”，“他哪里象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农民的形象啊！”［（３）］因此，赵树理很早就立志做一个“文摊文学家”，把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定位为农民。于是，他的“俗”便处处是针对农民、围绕农民、为农民考虑、让农民喜欢的。中国工业化历史短，几乎每个人都是农民后代，每个人都能欣赏农民之“俗”。这种俗的形式首先表现为故事化。赵树理每篇小说，都是一个首尾完整、情节曲折的故事，每个故事又由若干小故事组成，如《小二黑结婚》的１２节即１２个小故事。其次表现为评书化。赵树理讲：“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赵树理的故事，书场化效果极强，讲究板眼、关节、交待、明暗等，他认为“评书是正经地道的小说”［（４）］。赵树理的作品极易改编为说唱文学和小型戏曲，许多学者也论述过它们与古代白话小说的关系。达到评书化效果的关键是叙述语言既要口语化，又要普通化，其对立面则是“学生腔”和“方言癖”。再次是趣味化，通过给人物起绰号，描摹喜剧性细节，巧语妙喻等手段使故事表层具有强烈的包装吸引力。这几种俗化是赵树理的刻意追求，追求故事化、评书化、趣味化，当然就放弃了书卷气、文人味、含蓄感等。有些论者一方面肯定赵树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却批评他“缺乏暗示，一览无余”，“大团圆”，“农民趣味”，“不擅长心理描写”等等，未免是求全责备，硬要甘蔗两头甜了。事实上，赵树理的艺术形式尽管是俗的，但毕竟不等同于故事、评书和笑话，其中亦有雅的成分，只是已经如糖入水，与俗溶为一体了。
    试以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为例，分析一下他作品的雅俗动态。《小二黑结婚》作为一个叙事文本，是以较低的文类姿态——故事——出现的。题为“小二黑结婚”，但“小二黑”并非明确的“第一主人公”，“结婚”也只是到了结尾才一笔带过。实际上小说讲的是“小二黑结婚”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前五节逐个介绍人物，接下来展开矛盾冲突，最后善恶各得其报，团圆收场。这个布局是典型的评书体，线条清楚而简单，与民间传统戏曲非常近似。
    布局的程式化之外，人物也是按戏曲“行当”设置的，生、旦、丑加上青天大老爷。重点在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喜剧人物身上。故事从他们开始，也以他们结束。三仙姑这个形象，本具有严重的变态心理。她利用女儿的姿色招引青年男子，再企图卖出女儿以消除“情敌”。按新文学的传统，这正是挖掘人物心灵、深化作品主题之处，这个形象完全可以写到如同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时》）和霓喜（《连环套》）的深度。但是赵树理没有那样写，他甚至连普通的心理描写都舍弃了，最深只写出“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样的代言式心理活动。作为一个“通俗故事”，他主要从外表的特征和言行来丑化和批判这个形象。但吸取新文学之长，作品中没有传统通俗小说所常见的直露的“揭短”，也没有放纵鄙陋的粗话。像三仙姑年青时的风流史，作品只写道：“村里的年轻人们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既幽默又含蓄，格调不俗，显系经过用心提炼，作品还借助围观等视角转换，使人物线条更加浓重。兼取雅俗文学之长，人物形象既富于典型意义，又合乎程式化规范。
    在主题上，作者也将新与旧结合得很成功。作者没有直接显露歌颂主题，而是讲述民主政权为百姓做了实事。把共产党为民作主的思想不动声色地装进“才子佳人受磨难，奉旨成婚大团圆”的框架中。
    《小二黑结婚》实际有两组矛盾。小二黑和小芹的自由恋爱一是受到父母的阻挠，二是受到金旺弟兄的破坏。最尖锐的矛盾是第二组。由于金旺弟兄对小芹心怀鬼胎，他们便利用权力，一定要置小二黑于死地。小说的真实素材中，小二黑的原型——岳冬至，确实是被村长们活活打死了。为什么革命政权中经常出现金旺弟兄这类人，这类人把持革命政权后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他们是如何利用革命的名义和传统的伦理观念来损公肥私，使革命发生质变乃至成为反革命，等等，这些严肃的课题理当成为新文学作家探讨的对象。但《小二黑结婚》将这两组矛盾混合搅在一起，由“区长”一并解决。“区上早就听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于是押起来送到县里判刑。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简单归为个人品质问题，这正是迎合农民的简单的是非观念。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就因为赵树理要“照顾”读者爱听故事的习惯。通俗的故事帮助作者宣传了婚姻自由、迷信可笑，歌颂了民主政权，但同时却把问题不知不觉间比附到“好事多磨”、“清官断案”的传统模式上去了。
    可见，赵树理刻意求俗的动机其实是“雅”的。他不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作家”。故事、评书、趣味，都是“与世俗沟通”的手段，而不是创作宗旨本身，这是他与海派的根本区别。那些指责或怀疑赵树理为“海派”的人显然是冤枉了他。赵树理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文艺战士和优秀宣传工作者，早在成名之前，他就以笔为武器，把创作和宣传结合为一体了。赵树理小说的高雅性首先表现为革命性。陈荒煤说：
    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感情，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５）］
    在赵树理的作品中，“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６）］，他的创作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最“先锋”的，无怪一向总领时代风骚的郭沫若以俯首称臣的口吻纵声赞美，左翼文坛的“话语”权威周扬称其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７）］。连小说泰斗茅盾也断言“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８）］。革命性不止意味着政治性更意味着开创性，赵树理小说正是以其前所未有或前所未逮的“先锋意识”，成为一个众望所归的“方向”。
    其次，赵树理小说的高雅性表现为人民性。他不是机械图解党的政策，不是空喊革命口号，不是粉饰现实生活。他把自己的小说叫做“问题小说”，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旨在为人民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小二黑结婚》中阻挠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不仅是主人公思想落后的父母，还有被恶霸把持的村政权。《李有才板话》中批判的不仅是被恶霸长期把持的村政权，还有以章工作员为代表的错误的工作路线。赵树理小说一再写到，人民政权被一些最坏的人盘踞，成了反人民的政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理论上的高度重视。
    雅俗的融合过程，实际也是一个斗争过程。从老舍《兄妹从军》式的抗战通俗小说，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式的大众化抗战小说，到赵树理的解放区通俗小说，大众化的创作实践的确越来越走向成熟，雅文学已经不再幼稚地简单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雅俗之间，一条新的道路的确已被探索出来，但这些介于雅俗之间的艺术形式深深带着母体的烙印，它使得新文学为把自己的声音推向全体大众而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而且付出代价以后，那声音还不免要变调。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证明了这一点。当叙事者成功地沟通了世俗的接受者与“区长”之后，叙事者自己的独立思考却淡化了。叙事者的身份由旁观趋向退隐，他所传达的思想越来越接近社会平均数。大众化、通俗化固然是新文学的迫切需要和历史使命，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应允许新文学保留几块非大众化、非通俗化的自留地？同样，对通俗小说来说，除了接受新文学的思想观念、学习新文学的艺术技巧之外，也是否应保留一块“纯通俗”的领地？赵树理的小说取得较大成就后，他长期对新文学和外国文学表现出轻视的态度，而“对于民间文艺形式，热爱到了近于偏执的程度”［（９）］。这从解放区通俗小说兴起的当初，就埋下了伏笔。
    解放区其他通俗小说作家与赵树理大体相仿，追求革命思想与农民趣味的统一，他们共同开拓了一片“民族形式”的新天地。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则开拓出一种“世界形式”的畅销书。据国外学者研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现在，这一期间出现的畅销书可以归为一类，尽管其间也出现过一些变化。这些书中主要的特点，不论从个别小说还是从年度小说与非小说畅销书目来看，都对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认识。政治、宗教、性、心理、健康、爱情，以及其他许多主题在一本书里都结合在一起，在一张书目中更不用说了”［（１０）］。徐訏、无名氏的作品便是以这样“复杂”的面貌推到人们面前的。作品中有世人所好奇、所渴望、所追慕的一切东西：艳遇、冒险、英雄、美人、神秘、浪漫、音乐、哲学、间谍、侦破、梦幻、宗教……从雅的一面看，它挖掘人性，追觅哲理，忧思民族命运，赞美高尚品德，文风清新爽丽，摒弃低级趣味，在技巧上布局严谨，注重心理分析，娴熟运用象征与移情，景物描写出神入化，谴词造句优雅含蓄……书中仿佛有徐志摩、冰心之影，朱自清、施蛰存之魂。可以说，这是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世界文学艺术熏陶和现代高等人文科学教育分不开的，将它们置于现代浪漫主义小说、心理小说或现代主义小说的家族序列中一并考察，也是名正言顺的，它们有资格列入广义的高雅小说。
    然而这枚“硬币”尚有另一面。它们所挖掘的人性、追觅的哲理，严格说来，都是浅尝辄止，并非作品主旨，而只是使作品增值的一种内在因素，就像有的封建家庭父母让女儿读几年书、学点钢琴、英语，并非意在让她做学问或干事业，而不过是抬高身价，充作“精神嫁妆”的一种手段。徐訏、无名氏之作的经济效益果然好，《风萧萧》１９４３年被列为“全国畅销书之首”，有人甚至称这一年为“徐訏年”，无名氏的作品也一版再版，风靡整个国统区。此中锁钥在于他们掌握了“现代化”的通俗秘诀。
    世俗是不断演进的，俗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艺术胃口也日益提高，楚人养狙式的花样已被许多现代读者看破和厌倦，这便逼使现代通俗小说常常要以“超俗”面目出现。徐訏＠①、无名氏的作品正是“超俗”到了“圣洁”的地步。故事是超俗的，革命、牺牲、抗日、救亡，一般人想做而不敢。人物是超俗的，男人是哲学家、音乐家、高僧、隐士、民族英雄，女人则个个具有惊人的美艳和不可抵抗的魅力，令男人觉得“死在你枪下是我光荣的事”［（１１）］，一般人想做而不配。情节是超俗的，散戏走在街头，忽被绝色佳人拥吻；看似仆人的来客，竟是最优秀的提琴大师；互相拆台的美女，原来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特工；堂堂的海盗首领，却在工厂上班，一般人想沾边而不遇。情调也是超俗的，大悲、大喜，绝险、绝艳，一般人只能过屠门而大嚼。而这种种“超俗”，其实正是迎合了现代读者大众企图摆脱现实烦恼和欠缺的乌托邦心理，是与现代读者“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真正“通俗”。这些作品的真正重心乃在于扑朔迷离、既出乎意料又有情理可循的情节，截然远离现实社会的幻境，艳而不淫的健康刺激。凡此皆是“鸳蝴礼拜六”派通俗小说的“法统”。一朝艳遇，十年哀痛，回避性描写，专门制造感伤氛围，诱发起欲望再以高尚名目节制之，写意为主的异域情调，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充满装饰美的华词丽句，真是一席丰盛而漂亮的现代精神酒宴。因此，比较起来，赵树理是外俗内雅，而徐訏、无名氏是外雅内俗。这是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差异巨大的现实状况所决定的。真正严肃地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中探讨形而上的哲理，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也许尚操之过急。所以，徐訏、无名氏能以一定深度的人性和哲理探讨提高了现代通俗小说的审美品位，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了。他们的作品可列入广义的高雅小说，但更属于广义的通俗小说。而且，越早日明确地肯定这一点，就越说明我们的雅、俗小说都有了质的飞跃。
    如果说解放区的赵树理是雅俗对半，国统区的徐訏、无名氏是以小雅掩大俗，那么沦陷区的张爱玲则让人觉得俗是俗了点，可是瑕不掩瑜，俗不遮雅，她的作品具有一种令所有雅人俗人都不得不心悦诚服的高贵的雍容。有人说张爱玲是“新鸳鸯蝴蝶派”，张爱玲对此从无避讳。她坦然言道：“我对于通俗小说一直有一种难言的爱好”［（１２）］，“我一直从小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１３）］，“我是熟读《红楼梦》，但是我同时也曾熟读《老残游记》，《醒世姻缘》，《金瓶梅》，《海上花列传》，《歇浦潮》，《二马》，《离婚》，《日出》。有时套用《红楼梦》的句法，借一点旧时代的气氛，但那也要看适用与否”［（１４）］。“我一直就想以写小说为职业。从初识字的时候起，尝试过各种不同体裁的小说，如‘今古奇观’体，演义体，笔记体，鸳蝴派，正统新文艺派等等”［（１５）］。张爱玲从小的习作就是不避俗的，章回体的《摩登红楼梦》完全是游戏文学，《霸王别姬》“末一幕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１６）］。她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便是在鸳蝴派期刊《紫罗兰》上发表的，并由鸳蝴派五虎上将之一周瘦鹃在卷头语中用１０００余字向读者大力推荐。从关系上看，张爱玲无疑是离旧文学近，离新文学远的。当年的《万象》主编柯灵回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