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文艺界的团结，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了维护鲁迅的旗帜作用，冯雪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要停止攻击鲁迅，主张“两个口号”并存等等。而这期间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中共中央收到冯雪峰的来信，了解到信中反映的有关情况后，在给冯雪峰的回信中，特别针对鲁迅抒发了情真意切的情感：“你的老师与沈兄(笔者按指鲁迅与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按指鲁迅慰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八只金华火腿)，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能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见《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上发表的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的信)读过上述文字，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党中央对鲁迅真诚的关注。而从中受到巨大鼓舞的鲁迅，在1936年8月发表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中表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可以说党所给予的力量，使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郁闷心情的影响，而左翼阵营内部的分歧此时也逐步弥合。1936年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林语堂、周瘦鹃、郑振铎等二十一人，代表当时文艺界的各个方面，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指出：“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这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这时，鲁迅的心情自然已大为好转。
读过鲁迅给杨之华的回信，还使我们了解到其他一些信息。其中信里所说的“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明确道出了鲁迅当时确曾存在的想法，而这种想法的产生不仅是针对病体的疗养，也是暂时为了改变一下所处的环境，放松身心。不过在这里鲁迅还是没有讲到他所打算前往的具体地方。当然鲁迅后来并没有离开上海。另外，人们虽然没有见到杨之华的来信，但鲁迅回信中说到的“茅先生很忙”，“茅先生(即茅盾)家及老三(即周建人)家都如常。密斯许(即许广平)也好的”，表明杨之华在来信中一定是一一问候到他们的。而鲁迅在信中对周海婴十分形象的描述，也使人们感到几分情趣，这其中当然是包含着生活中浓厚的父子亲情，这在鲁迅家书及给其他友人的信中也能看到的。再将鲁迅信文与鲁迅1936年7月2日日记“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对照看，这正是鲁迅信中所感谢的收到杨之华的那几件礼物。吸烟是鲁迅平生的嗜好，那么烟灰缸自然是与他相伴的，而木刻又是鲁迅大力提倡有着特殊喜好的艺术。所以杨之华寄给鲁迅的两种礼品应当是鲁迅最惬意的，因此那怕贵一点，杨之华也是要让鲁迅高兴的。
鲁迅在信中还特别提到他抱病从事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即抓紧时间整理出了瞿秋白的遗译、遗著，也就是著名的《海上述林》，并已经或准备交付印行。通过鲁迅信中的叙述，使人感到鲁迅非常盼望此书能早日出版的迫切心情。瞿秋白是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枪口下的鲁迅最亲密的战友，此时病中的鲁迅为纪念缅怀牺牲的战友，付出了如此之多的心血和努力，这其中所表现出的精神与毅力深深打动了我们。冯雪峰对此也回忆道：“一九三六年我回上海，鲁迅先生也是谈到什么问题都会不知不觉提到秋白同志的。”“特别是‘至今文艺界还没有第二个人……’这句不自觉地流露了对于牺牲了的战友的痛惜与怀念情绪的话，我一想起就感到了痛苦。那时候鲁迅先生自己也在病中。”“在逝世前，撑持着病体，又在当时那么坏的环境里，编、校并出版了秋白同志的遗译遗著《海上述林》两大卷的鲁迅先生的心情，我想我们是能够了解的，应该了解的。”是的，不仅是我们能够了解，瞿秋白的亲密夫人杨之华应该是更加能够理解的。
鲁迅的这封回信，使我们切实感触到了一个活生生的鲁迅，他在晚年的重要经历，他的毫无掩饰的真实思想，基本上都通过这封终于重见天日的佚信展现在人们面前。当然这封信仅是写给杨之华的，的确，一时处于苦恼、郁闷中的鲁迅，内心的积郁，也只能同自己知心的战友来诉说，可见鲁迅与瞿秋白夫妇间的深厚情谊。
实际上，对于鲁迅的这封回信，杨之华后来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也是曾经谈到并部分引述过的。鲁迅逝世后，巴黎《救国时报》刊登了杨之华的《回忆敬爱的导师——鲁迅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杨之华谈到1936年9月先后接到的鲁迅的两封信，并引述了第二封信的片段内容，杨之华写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联想到鲁迅日记1936年7月17日的记述，曾有研究者判断“这该是杨之华同志9月收到的两封信之一吧”(见《淮阴师专学报》1981年第3期，夏杏珍文章《巴黎＜救国时报＞对鲁迅的纪念》)。现在来看，因为找到了鲁迅1936年7月17日给杨之华的回信，对照鲁迅信文结尾处的文字“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和杨之华对鲁迅信文的描述“在第二封信的最后一段说到他不能多写字，没有力气读德文，因为热度还未退”，我们即可以确定，这就是杨之华文章中所称的鲁迅的“第二封信”。并且从鲁迅在信中的叙述看，我们也清楚了何为第一封信，第一封信应指的就是鲁迅所说的“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再联系到鲁迅在7月17日信中所说“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的情况，似可确认，鲁迅在7月17日之前并没有给杨之华写这“第一封信”，这一“代发一函”应是鲁迅代为转寄他人写给杨之华信函之意。因为是鲁迅寄来的，想必杨之华就称之为鲁迅的第一封信。(当然这也不排除代发信函时另写有附言或短简。)从鲁迅日记的记载看，杨之华前往苏联后，鲁迅共收到杨之华的四封来信(收到日期：1935年12月23日、31日；1936年7月1日、17日)，鲁迅仅在1936年7月17日回信一次。(这里没有包括鲁迅在1936年2月7日，曾给杨之华邮寄过《文学丛刊》一次以及“一礼拜前代发一函”。)
通过对鲁迅在病中所写的这封回信和对当时背景的了解和分析，我们感到，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鲁迅也曾对当时的一些同志和进步作家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但这跟他对敌人的批判和斗争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在答徐懋庸的信中，曾以当时的两位战友为例，说明自己同他们“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这其实是概括了他对待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态度。
左联后期的领导人之一周扬曾说：“我们在处理同鲁迅的关系问题上有过差错，但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这一些人当时虽有不少人已经是共产党员，但思想上政治上还不成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是对革命是忠诚的，坚决的。在这一个基本点上，我们和鲁迅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们曾经有过对鲁迅不够尊重的地方，鲁迅对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内，也曾有过批评和指摘，但我们之间这种革命同志的关系，却是基本的，这是历史事实，并将被历史所继续证明”(见198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周扬文章《学习鲁迅，沿着鲁迅的战斗方向继续前进》)。这个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符合鲁迅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