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瞿秋白夫妇的书信往来，是他们彼此间长期交往的重要方式。瞿秋白牺牲后，1935年9月初，杨之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安排下，与陈云、陈潭秋、曾山等离开党组织屡遭破坏，处境危险的上海前往苏联。据鲁迅日记记载，杨之华此后仍继续与鲁迅保持着书信联系。而笔者有幸见到的鲁迅的一封亲笔信，正是鲁迅在这一时期中的1936年7月17日写给“尹兄”(即杨之华)的一封回信。这也正是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的——“得文尹信，下午复”的这封回信。这是一封尚未被收录进《鲁迅全集》和《鲁迅书信集》中的，因长期封存一直未被发现的鲁迅佚信。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尹兄：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
    大家都好的。茅先生很忙。海婴刁钻了起来，知道了铜板可以买东西，街头可以买零食，这是进了幼稚园以后的成绩。
    两个星期以前，有一条子叫我到一个旅馆里去取东西，托书店伙计取来时，是两本木刻书，两件石器，并无别的了。这人大约就是那美国人。这些东西，都被我吞没，谢谢!但M木刻书的定价，可谓贵矣。
    秋的遗文，后经再商，终于决定先印翻译。早由我编好，第一本论文，约三十馀万字，已排好付印，不久可出。第二本为戏曲小说等，约二十五万字，则被排字者拖延，半年未排到一半。其中以高尔基作品为多。译者早已死掉了，编者也几乎死掉了，作者也已经死掉了，而区区一本书，在中国竟半年不能出版，真令人发恨(但论者一定倒说我发脾气)。不过，无论如何，这两本，今年内是一定要印它出来的。
    约一礼拜前，代发一函，内附照相三(?)张，不知已收到否?我不要德文杂志及小说，因为没力气看，这回一病之后，精力恐怕要大不如前了。多写字也要发热，故信止于此。
    俟后再谈。
    迅上。
    七月十七日
    密斯陆好像失业了，不知其详。谢君书店已倒灶。茅先生家及老三家都如常。密斯许也好的，但因我病，故较忙。

    读过鲁迅的这封回信，首先使我们深深感到的是，鲁迅当时在情绪上的强烈波动。而造成病中的鲁迅情绪波动如此之大的原因，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则是熟悉清楚的，即大都是由来自左翼文化阵营内部的因素所致。具体来说，这主要是集中体现在当时产生了分歧的若干方面，诸如解散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等。究其主客观原因，又包含着白色恐怖造成的沟通、交流不充分；彼此间的误解、隔阂；思想认识的不够；宗派问题；关门主义等等。可以说各种分歧的产生、积累以至形成激化，正是这些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这是人们所不愿看到的。在这方面，就现有的史料看，从鲁迅当时的书信、文章，以及其他有关人士，包括当时与鲁迅有不同观点的人士的文章和回忆中都能看得十分清楚。特别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鲁迅的挚友，被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的“通人”冯雪峰(当时由中共中央从陕北苏区派驻上海，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对鲁迅在当时的情况，有着较为完整的概括和分析。
    在《回忆鲁迅》一书中，冯雪峰首先将鲁迅当时心情上所受到的影响，归纳为三个原因：“第一，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纠纷，尤其革命的文学工作者中间的某些不团结的现象，很刺激了他。第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由于没有人对他正确地解释过，最初他确实是怀疑的；加以‘左联’的解散也不曾经过很好的讨论，到那时候他的感情也还扭转不过来。第三，他的身体已经一天一天坏起来，他虽然顽强地不相信他会被病所征服，可是病却暗暗地在威胁他。”
    冯雪峰随后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当时上海的文艺界似乎比过去几年还要复杂和混乱。所谓文艺界，我们一般当然是指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及团结在其周围的进步作家们的文艺界而说的，因为反动的统治阶级，只有国民党政府的书报检查机关以及一批特务和走狗在跳跃叫嚣，并没有什么文艺。但反动的卖国的政权，对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除施行高压手段之外，就还用这批特务和走狗进行恐吓、造谣、挑拨离间等等的活动，以达到扰乱我们的文艺阵线的企图。而在这些特务与走狗的活动中，比起恐吓、告密和直接的捕人来，还是利用小报和报纸副刊进行造谣、诽谤和挑拨离间，更能产生破坏文艺界团结的一些作用的。况且敌人的特务和走狗中，有的冒充为进步分子冒充得很像，有的又被误认作进步分子隐藏在进步文艺界里面，所以这些混蛋的或明或暗的挑拨离间的活动，确实是那时候上海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的某些人事纠纷和力量不集中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就是混乱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里面也存在着宗派主义。从1934年到1936年上半年之间，这种宗派主义还特别发展，表现得非常露骨和尖锐。总之，在1936年春天，敌人的压迫和破坏并没有比过去减少；而革命和进步的文艺界内部，特别其中的原来属于“左联”的革命文学者内部的宗派主义，却又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冯雪峰认为：“当时严重的宗派主义现象的形成，鲁迅先生当然是不能负什么责任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证明他本人有什么宗派主义的思想和行动。但那一两年来和他接近的‘左联’中的几个文艺工作者以及‘左联’外的几个文学者却都有宗派主义的倾向，而且有的是严重的宗派主义者；于是，由于这部分人和别部分人有对立的情势，则不但这一部分人要有意无意地把鲁迅先生看作自己这个宗派里面的人，并且别一部分人也就会有同样看法，这样，鲁迅先生也就不仅要受这种宗派主义纠纷的影响，而且也要被牵引到纠纷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