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日出版的《洪水》又刊出青民的《答诗人》，与朱湘的声明针锋相对:“他的诗和我的文都在社会人的眼睛里，这并不是什么冷矢而用着去预防的。何况他的声明，非但百分无聊，而且满呈着一种老羞成怒的语气。”认为朱湘说他“在人格与智识两方面既然都是可议的，我便不屑降低身份去对牛弹琴”是“他自己见识狭小”，同时强调“批评就是所以‘明是非’，以见中国目前能作一诗比《还乡》好的人还很多，叫阅者勿被人瞒混，留心诗园里的莠草。其实我对他的诗本来有点不屑批评的，这是要请他知道，而希望他用不着到贵刊这里来摆架子，教人肉麻”。

    朱湘对诗歌创作、诗歌的翻译以及对诗坛人物的诸多独特看法，我们在他的文章与书信中多有领略，与此相关的一些争论也有学者专门探讨过。关于这次批评事件，却鲜见记载与研究，诗人苦心孤诣的艺术实验与那些削足适履的新格律诗相比，自然有着云泥之别，陆耀东先生就认为《还乡》“在表现当兵的悲惨遭际的诗篇中，能与之比肩者难觅”(《略论朱湘的新诗及其诗论》，《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遗憾的是，双方却未能心态平和地从新格律诗的建设角度将问题深入下去。不过，这次事件正可见出诗人的性情以及当时文坛的批评风气，而且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批评者的角度来理解朱湘等人的新格律诗的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还与朱湘的批评文章《评闻君一多的诗》有关系。1926年4月间，《晨报·诗镌》第三号将朱湘最为得意的《采莲曲》排在闻一多的《死水》和饶孟侃的《捣衣曲》之后，引起朱湘不满，遂发表《朱湘启事》，与《诗镌》决裂，随即1926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在发表朱湘的长诗《还乡》的同时，还发表了他的《评闻君一多的诗》。该文从用韵、用字、音节等方面入手，以“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的标准，极其苛严地批评了闻一多的诗歌用韵“不对”“不妥”“不顺”，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缺乏音乐性，“只有《太阳吟》一篇比较的还算是有音节，其余的一概谈不上”，甚至说“闻君，我们可以说，一点判断力也没有”。虽然也承认闻一多的诗有长处，“他自有一条独创的路走着”，但却认为“他的路是一条小径而且并不长”。这篇迎头痛击闻一多的文章措辞激烈，责人太周，近于吹毛求疵，在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刘大白和黎锦明先后发表文章，批评了朱湘的观点。同是诗人又兼音韵学家的刘大白，发表了《读〈评闻君一多的诗〉》，对朱湘所指摘的闻一多诗歌中的用韵一一作了辩护，并“用朱君底矛，来刺朱君底盾”，批评和嘲讽朱湘《还乡》一诗的五处用韵错误。青民的《评朱湘的〈还乡〉》可以说也是替闻一多打抱不平的产物，文章立足点也在“用朱君底矛，来刺朱君底盾”。对朱湘的这篇批评文章，闻一多并没有作回应，而是随即发表了他重要的新诗理论文章《诗的格律》，提出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1928年初出版的诗集《死水》显示出闻一多在格律上更严谨的追求，体现了他在诗歌艺术上更长足的进步。朱湘此后也纠正了《评闻君一多的诗》中的一些偏颇之处，高度评价《死水》及闻一多在新诗创新方面的贡献，而他与闻一多之间的误会和紧张关系也一切冰释。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朱湘的诗文大量地发表在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小说月报》上，而这篇批评文章则发表在创造社主办的《洪水》上，这两个文学社团之间的歧见，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社对文学研究会此前的攻击及双方之间诸多无谓的争论，已影响到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正常评价，如这篇批评文章中就对《小说月报》的编辑用大铅字的目录和加排花圈的版式安排朱湘的诗进行了冷嘲热讽。与此相对应的是，朱湘在这封信中也通过朋友的话，表示自己从不看《洪水》这类杂志。一来一往，双方难免都有意气用事的地方。

    更有趣的是，《还乡》一诗后来收入《草莽集》时，朱湘在文字上又作了二十多处小小的改动，但是《评朱湘的〈还乡〉》一文所指摘的十多处地方却只字未改。《草莽集》出版后，朱湘还在写给责任编辑赵景深的信中说:“关于我的诗，文坛上有何值得回答或需要回答的文章，我自然要回答的，否则置之不理。”这“置之不理”的态度也足见诗人的自负了。

    朱湘的这封信发表在1927年2月16日出版的《洪水》上，此时的编者是刚从广州回到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的郁达夫，也可以说，此信是朱湘写给郁达夫的一封佚信。在郁达夫研究资料方面殊有创获的陈子善先生偏偏遗漏了这封信，大概也属一时疏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