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子善先生编的《孤高的真情——朱湘书信集》。作为现代诗人中的佼佼者，朱湘以他独特的诗歌实践与孤傲的性格为人们所熟知，要准确探知他的艺术态度、他的复杂性格与人际世界，除了那些优秀的诗文，读他的书信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朱湘投江自沉后，1934年12月，他写给夫人霓君的书信《海外寄霓君》由北新书局出版，1936年3月，罗念生又收集了朱湘致霓君及友人的八十六封信编辑成《朱湘书信集》，交天津人生与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只印了一千册。除了收入上述《海外寄霓君》和《朱湘书信集》外，《孤高的真情》还钩沉出朱湘致周作人、顾一樵、施蛰存、曹葆华、戴望舒、罗皑岚、闻一多、梁实秋等文坛故交的佚信十一封，为我们深入了解诗人朱湘的内心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让我们知道，在倔强孤僻、愤世嫉俗、敏感多疑之外，诗人还有对妻子的温情与愧疚，对知心朋友极其热忱和爽直的一面。书信集题为“孤高的真情”，极熨帖地概括了朱湘在这些书信中所充分表露出来的复杂情感。但是，这部书信集仍然不是最完备的，笔者看到的这封朱湘致《洪水》编者的信就失收了。

    编者先生:

    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有一次，一个朋友寄一本《洪水》给我，并且说，“有人骂你的《还乡》一诗，你平常是不看这一类杂志的，所以我寄一本给你看，”我当时曾经写了一张明信片给贵刊前任编者周君全平，大意是说:骂我的人态度不正，因为他作着应当负责的文章而用不负责的假名按，这并非假名，并且他程度太低，因为《还乡》诗中有“茶叶的梗”一词语，这词语是暗示着民间的一种迷信(茶碗里浮着茶叶梗子是有客来的兆头)。某君诗还不曾看懂，便来谩骂；某君在人格与智识两方面既然都是可议的，我便不屑于降低身份去对牛弹琴。这张公开的明信片据周君回信说已经转去广东了；如今贵刊已经复活，我的信并未登出，不知此中究竟有何曲折？素仰贵编者主持公道，敢请将此挂号信登入贵刊通询［讯］栏中以明是非，幸甚幸甚。

    朱湘一月九日

    1926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朱湘的《还乡》，这是一首新格律体长诗，共八十八行，每节四行，每行十字，写一个征人久战还乡，出现在他面前的竟是父死妻亡、母亲因哭泣而目盲的凄惨情景。诗歌以诉说的口吻叙事，节奏舒缓，所表达的感情也是沉痛和郁悒的，它表明了诗人在明丽的抒情之外，还有一份关怀世事人生的胸怀。1920年代，用新格律体写成的叙事长诗较少，而朱湘的《还乡》等叙事长诗可以说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探索。

    几个月后，有个署名“青民”的批评者撰写了一篇《评朱湘的〈还乡〉》，刊登在1926年9月1日出版的《洪水》上，认为这首诗“生涩勉强是他的行文，无聊平常是他的诗思”，“是大大的失败了”，“朱君的《还乡》，在他自己意中也许以为亦是这些新体诗中之一篇，但我觉得这正是他的错；因为这诗完全是脱胎于常常为人们一口所抹煞的没生气的一总的旧诗”。批评者还一一指摘朱湘诗中因体式所限而造成的生硬古怪、辞意的累赘和欠缺、韵脚错叶，并且劝告一般的诗人:“工夫没有学到，切不要作新体的尝试，甚且舞弄了一长篇。即或不得已有诗瘾在其中作痒，亦望做完了，不要轻易拿去投登，尤其那位编辑是为你所熟识者。”这篇批评所言并非全无道理，只是言辞充满火药味，对朱湘所进行的新格律诗的试验也全无理解之同情，因而朱湘未予置辩，而是写了这封颇有些抗议色彩的公开信，对“茶叶的梗”所包含的民俗知识进行澄清，并表示自己“不屑于降低身份去对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