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其一。沈从文的评论一如他优美纯朴的散文一样，很讲究语言的轻松自如，如《论朱湘的诗》，开篇就说："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波，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又如："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使诗歌从歌曲意义上显出完美。"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识见阐述或描述一种风格，一种现象，而不刻意寻找理论的证据，从而使他的评论语言平易、形象，能直入读者的心里。任何文学作品，语言都是第一要素，没有和谐优美的语言，就唤不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其二，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没有二、三十年代作家们"言必西方"的阅历和引经据典的习惯，他所凭依的主要是对作家、作品的直观感性的印象。湘西这片纯朴自然的净土造就了灵性的沈从文，他的创作，评论大都靠个人悟性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路。以艺术趣味把握评论正是沈从文独特的地方。《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评叶绍钧小说的一段话："《膈膜》代表作者最初的倾向，在作品中充满淡淡的哀戚。作者虽不缺少那种为人生而来的忧郁寂寞，都能以作父亲的态度，带着童心，写成了一部短篇童话。这童话为《稻草人》。然而从创作中取法，在平静美丽文字中从事练习，正确观察一切，健全的体会一切，细腻的润色，美的抒想，使一个故事在组织篇章中，见各样不可少的条件，叶绍钧的作品，是比一切作品还适宜于学习取法的。"评冰心，"以自己稚弱的心，在一切回忆上驰骋，写卑微人物，如何纯良具有优美的灵魂，描画梦中月光的梦，以及姑娘儿女们生活中的从容，虽处处略带夸张，却因文字的美丽与亲切，冰心女士的作品，以一种奇迹的模样出现，生着翅膀，飞到各个青年男女的心上去，成为无数欢乐的思物，冰心女士的名字，也成为无人不知的名字了。"就此两例，足以看出，沈从文先生在评论中不作理性的分析和常识的阐述，是吃透、消化了之后，又经过滤、提炼、赋予个人的理解。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评论家，现代文学中惟沈从文一人。
其三，在对一个时期，一批作家的创作水准的判断力上，沈从文是具有史家眼光的。《论中国创作小说》以"五四"的高潮、落潮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为起点，将现代创作小说划为三个阶段，选评40多位作家，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作全景式扫描，在把握创作走向和判断作家作品得失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断。他对"五四"运动初兴期的中肯评价是，"几个在前面走的人，努力的结果，是使年青人对这运动的意义"有了认识，"对一切制度的怀疑，对习惯的抗议，莫不出之以最苦难的姿态。""虽然幼稚，但却明朗健康，便是第一期努力所完成的制高点"。并且公正地说："当时的'提倡'者却不是'制作'者，他们为我们文学应当走去的路上，画了一些圆，作了一些说明，自己可并不'创作'。"对鲁迅作品的评价，沈从文不是当时的第一人，但能在评价其优胜的一面时，冷静地说出"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了一切，嘲笑了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这一识见是独到的。对创造社的评价是"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使创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在作品的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成功处即见堕落处"等。对作品的解读上，沈从文更注重从人性和读者的心理的角度着眼，他指出："时代这东西，影响一切中国作者，在他们的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在说明这'心上的不安'"，他称赞凌叔华的《花之集》、《女人》"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读者写了两本好书。"从真正艺术的角度说，沈从文这一论断有可取的一面。检讨过去一时代作品"病于纤巧"，从一些大家的"影响"和"暗示"分析，指出形成了"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许多创作，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作者虽然聪明智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最具史学眼光和超前意识的大师，他的论断，以今天的文学发展趋势解读，大致是吻合的。他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6、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整体扫描：朱自清与钱杏邨
把朱自清与钱杏 合起来谈，好像找不出多少共同的主张来，但俩人在散文评论中有一条连线，那就是钱杏 在《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中提到的"《五十来年的中国文学》（胡适作）……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结帐。第二回，却不能不数朱自清了。在《文学周报》上，他做了一篇《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那么，第三回就是钱杏顿的这篇序。1922年、1927年、1935年，胡适、朱自清、钱杏顿各把散文小品清算了一笔帐，使我们今天只看到这三篇文论，就能知道当时散文的大概。
胡适先生最早对小品散文的发展给予肯定，朱自清先生则总括了胡适、周作人关于小品散文的言论，从小品散文兴起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上指出了小品散文的趋势："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名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按钱杏顿的话，朱自清这一论述，是中国小品文清算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章。朱自清对小品散文的理论功绩，主要在于打破了胡适、周作人所主张的小品文受明朝名士派文章影响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学向来散文为正宗，现代散文的发展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就为散文家们从明朝竟陵派、清朝桐城派中找渊源，找方向提供了新的认识。
钱杏 是早期批评家中文学素养较全面的一位。对小说、诗歌、散文等都有过很有建树的评论，早年曾著有《中国现代作家论》，在评介现代作家、作品方面为后世留下了可贵的资料。他的评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代十六家小品序》。书前有一篇总序，所选的十六家选集前各有一个小序。在总序中，钱杏顿以历史的眼光评述了二、三十年代散文的现状，把散文的发展与进化的要求交错分析，指出小品散文只有有了非常明确的社会观点，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要求更强烈，才更有力量，同时也对吟风弄月、自我消遣的写作倾向投以抨击。在个案的介绍上，虽说是介绍，但把握作家的风格方面比较精当。如对周作人和鲁迅的评介："周作人小品生活的过程，说明了他如何的从旧的社会肉搏的战阵中退了下来，走向'闭户读书'，走向专谈'草木虫鱼'的路；而鲁迅的杂感文，却正相反，说明了他不但不对黑暗颤抖、退却，且是用这些黑暗来更进一步的锻炼自己，使自己战斗的精神一天坚强一天。"对俞平伯和朱自清的评介，说"在城就上，是俞高于朱的，无论是在内容上，抑是文字上，抑是对读者的影响上。要说朱自清有优于俞平伯的所在，那我想只有把理由放在情绪的更丰富、奔迸，以及文字的更朴素、通俗上。"对郁达夫评价："郁达夫的小品文，是充分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对徐志摩的评价："他喜欢写的，大概是属于冥想类的小品，用一颗宁静的心，抓住一个问题的中心，慢慢地发展开去，而且发展得很远，甚至把问题的每个细胞，也同样的加以发展又发展。"从以上几段评述中可以看出，钱杏 对作家的体悟充分吃透，消化了的，深致的剖析和理性的概括，使他的评论耐人寻味。
朱自清和钱杏 对小品散文的总结和清算，其旨意是推动散文的健康发展，但后期的散文并未出现预想的丰富，直至当代，我依然认为，中国现代散文中很少有能与周作人、鲁迅、愈平伯、郁达夫等人相比肩的作家。
7、"民族文学"的倡导：陈 铨
在现代文学史上，提到陈铨的名字，只是在"战国策派"一节中略为一说而已，原因大概是这一流派所主张的观点曾受到过文坛正宗代表鲁迅、茅盾等人的批驳，并将其定论为"法西斯主义思潮"的缘故。因而，陈铨并不为人所知，即使看文学史，也只是作为反动的一面批评，浮于教科书而懒于深究的人，就很容易忽视这位作家的文论。
1940年后，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提出"民族文学"的口号（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文为其代表性作品），相继引发了一场争论。因陈铨处于国民党的阵营当中，很自然地受到了进步人士的挞伐。如今，如果公正、客观地来看《民族文学运动》一文，我个人以为，陈铨的论点并非全部反动，有些观点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概括而言，合理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学的性质受时间空间的支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时代的发展和民族的性格都相应对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限制。文学毕竟是现实的反映，任何超现实、超阶级、超民族的文学都不会存在，所以陈铨说，"时间和空间，对文学有伟大支配的力量。时间就是时代的精神，空间就是民族的性格。"他又说，"文学和科学性质两样，科学求同，文学求异。……世界上有民族的文学，而没有民族的科学，有时代的文学，而没有时代的科学。在科学方面，往往是后来者居上，在文学方面，近代的文学却不一定比古代高明。"因为时空的限制，决定了文学不可能去模仿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作家，"文学家是不能仿效的，仿效就是欠天才。"作者在训练中间，少不了要"借镜他人"，但走向成熟后，如果"依然不能摆脱别人，建设自己，那么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天才，或者有天才而没有认识自我，所以把自我毁灭了。"
第二，没有民族文学，就没有世界文学。这个主张就是陈铨最先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文学家要认识自我，建设自我，同样，一个民族也要认识自我，才能对世界文学有真正的贡献。各民族的血统、精神、环境、传统风俗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学性质的差异。"成天镇日，专心一意模仿旁的民族的文学，那么它的文学，一定只有躯壳，没有灵魂，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枯燥无味，似是而非，不但文学是没有价值的文学，民族也是没有出息的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学要能够永垂不朽，必须要把自己表现出来。摇旗呐喊，跟着别人走，不但心劳日拙，究极无聊，而且东施效颦，丑态百出。"同时，对于怎样发展民族文学，陈铨也提出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就是先要有民族意识，认识民族自己骄傲的地方。
第三，伟大的文学运动同伟大的民族运动同时发生。我们常讲文学有阶级性，既然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不同阶级集团的文学家的创作就必然与其集团息息相关，其作用都是表现本阶级的主张和思想导向。陈铨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个人主义，二是社会主义，三是民族主义。这种划分有局限性，但分析之中确有值得注意的东西，如，说第一个阶段产生的文学，大部分是摹仿西洋，诗歌学美国的自由诗，戏剧尊崇易卜生，"个人主义，无疑也是这一阶段的时代精神。一般的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都是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也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衡量一切。"第二阶段，摹仿俄国作家成为时髦。"描写的对象，说来说去，永远离不了阶级斗争。"第三个阶段，以民族为中心，摆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站在陈铨所处的时代来看，能够清醒而理性地看到这些特点，不能不说是有眼光的。
第四，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排外的文学运动。陈铨指出，古人的处境和今人不同，思想和今人不同，古人的光荣成绩，应当尊敬，但不一定奴隶式地仿效古人。要着眼新时代的思想，新时代的语言，新时代的环境，新时代的技术，发展时代的文学，"不向时代开倒车，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学运动。"同时，他还指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决不排斥外来的影响"，"就像一株花，时时需要不同的养料，""它吸收不同的养料，在本身溶解消化，自己表现自己特殊的色香。"从排斥复古和拒绝排外两个方面给民族文学运动定位，不只是对这一思潮而言，对所有进步的文化都是有益的。陈铨也明朗地表白，民族文学的贡献就是"要采中国的题材，用中国的语言，给中国人看。"
用明晰的语言，开阔的思路表述文学主张方面，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一文是个典范。当然，阶级的局限性，使其主张中自觉地附庸政治，值得警惕。
8、鲜活的直观印象式批评：李健吾
文学评论与小说、散文、诗歌一样具有风格的说法。当你厌倦了学术式的社会文化学批评时，走进李健吾的文学评论，定会有一番轻松、舒展的阅读感觉。在现代文学评论家中，沈从文、废名、周作人也有相近的笔墨，即带有美文色彩的文字和哲理性质的评判。
李健吾是从"五四"运动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活跃在现、当代文学界的文艺批评家。他三十年代就以评论集《咀华集》斐声文坛，四十年代又印行《咀华二集》，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构筑了一道清新丽目的风景。
李健吾的评论文学大都是可以当优美的散文来阅读的。他能把对作品的体悟和见解转化为个人的感觉，重新赋予这种感觉色彩、兴味和声音，形象化地告诉读者作品的美妙所在、成功所在。优秀的评论家，就应该不但有说理的能耐，更要有消溶化解的本事，善于把抽象的说具体，把具体的说抽象。李健吾在评赛先艾的《朝雾》时，一开头就以诗意的描述写道："《朝雾》只是一种朝雾、朦胧的、清芬的。这里边的篇章就像'两岸的重阳的影子，倒映在水中，我们飘飘地从影上走过'，而且走过的时候，我们带着无限的遗憾的情韵。这是流意于过去底慰藉；这是诗。"这些优美的散文化的语句，让我们明白两个特点：一是朦胧的、清芬的长处，二是轻巧、平常的遗憾。说得多巧啊！
保持阅读的直观感觉，并用生动鲜活的语言将这种感觉描述出来，像跟朋友娓娓漫谈，用自己的学识和理解完成对一篇或一部作品的审美，这是李健吾独特的评论特色。他在评沈从文先生《边城》一文中，对批评家有一些论述，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他要公正，同时一种富有人性的同情，时时润泽他的智慧，不致公正陷于过分的干枯，他不仅仅是印象的，因为他解释的根据，是用自我的存在印证别人一个更深更大的存在，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也：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自己所有的观察和体会，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隐秘的关系。他不应用仅用他自己来解释，因为自己不是最可靠的尺度；最可靠的尺度，在比照人类已往所有的杰作，有作者来解释他的生产。"这是他理论批评的告白。他还说："一个批评家应当有理论。但是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佐证，而不是唯一无二的标准；一个批评家应当从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却不应当凭空架高，把一个不相干的同类硬扯上去。普通却是，最坏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个作者从较高的地方揪下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
李健吾在具体实践中，也正是体现了这一阐释，以"一个公正的分析者"的眼光，解释着他对作品的鉴定。评的最好的是沈从文《边域》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他对沈从文的鉴定是：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的小说家。"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沈从文先生是热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沈从文先生的文章情趣和细致的不管写到怎样粗野的生活，能够有力量叫你信服他那玲珑无比的灵魂！""他有关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里发现可能的美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他好象生来具有一个少女的灵魂，观察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李健吾把对《边城》的爱，对沈从文先生的艺术心力的赞誉评品的细腻而又不失于虚浮，真实而又出于教化，令人信服！对萧军的评论同样清新明快，开门见山就说："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做人，他要的只是本色。"然后转笔评述萧军所处的时代，与他借镜法捷耶夫的《毁灭》而创作《八月乡村》的得失，以诚挚的感情和公允的态度"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关注作家个性的阐发和创作的技法，鞭策作家去营构风格各异的艺术宫殿，文理细密，诗情浓郁，把诗人的激情与评论家的缜密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第三者，处处闪烁着让人叫绝，又耐人寻味的智慧。
我不敢说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中最优秀者，但可以肯定地说，李健吾的评论特色"五四"以来无第二个人能够比拟。
9、现实主义的文论的执着探索者：胡风
最自觉、最执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状况，便是胡风。
在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中，胡风在1927年最初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在《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一文中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底主潮一向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战斗力底发展而发展"。胡风的建设性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与生活》、《论现实主义的路》等文中。他最早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系统论述"文艺是从生活产生出来的"、""文艺是反映生活的"、"文艺站在比生活更高的地方"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并对作家的创作活动深入进行了论证，指出要创作出伟大的作品，第一是作家对于人生的积极的态度；第二是在实际斗争里面所蓄积起来的生活知识，生活经验；第三，到了意识地计划写作的时候，却不能只是完全依靠自己底记忆，作家必须把他要根据那来创作的生活材料详细地调查，慎重地研究。第四，作家的想象作用，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这些观点形成于1936年的中国，正是当时左翼文学最需要理论支持的时候。
一九四二年底至一九四三年底，胡风先后发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论述抗战以来进步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认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克服当时文坛上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是提倡现实主义，也就是要提倡"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一九四四年四月，胡风为文协理事会起草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再次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在这个混乱期，就文艺家自己说，要克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底脆弱或衰败，就社会说，要抵抗对于文艺家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的蔑视或摧残。"胡风以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不久，黄药眠发表了《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他还从方法论上对胡风文章提出批评，认为胡风"只是搬弄一些哲学的名辞"，作着"蹈空的、玄学的说明"，文章"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的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进步文艺界对于现实主义问题已开始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由此，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次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当时茅盾、冯雪峰、何其芳、胡风、邵荃麟、黄药眠以及其他许多进步文艺界著名人士都先后发表了文章。
胡风在论述抗战以来的进步文艺运动时，认为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是两种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而客观主义越来越上升为主要倾向。胡风在文章中说："有些作家""既已失去了只有借着它才能向生活突击的战斗热情，又怎样能够获得思想力底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