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一个世纪，回首中国现代文学发轫、奋争、勃兴和曲折发展的轨迹，抛开教科书的提炼和浓缩，钻进那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论家的杰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声音的重量"。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等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带有偏见的章土钊、吴宓，还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带有思想启蒙性质的一批文论家，他们个性化的声音和光彩夺目的思想，仍如划过苍穹的星光，以亿万光年的幽光穿透岁月，穿透时空，直射大地深处。
他们在那个时代激烈地吵过、骂过、恨过，对立过，也合作过，是非恩怨都已成为历史，今天，以一个后来人的目光瞩目这些思想家，瞩目那个时代，我以为，这应该算是春秋战国诸子纷争以来的又一个文化复兴和创新的起点，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过历史的时空，再次解读那个时代杰出的英才，对于未来文学的发展如何定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里只选了9个小节，评介了10多位在中国现代文学评论中有影响的人物，并不想作什么批判，只是作一点介绍而已，既算是一点读书笔记，又算是随笔漫谈，对营养不良的自己，开一点补药吧。
1、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和陈独秀
狂飚突进的新文化运动的掀起，这两位先驱的确功勋卓绝。胡适是急先锋，陈独秀则是旗手和主将。
1915年，参与"二次革命"反袁失败后流亡日本的陈独秀心怀抱国救民之志回国，创办了《新青年》，以此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倡导一场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在文学上，提出了"打倒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革命口号，然而，何为"新文学"，陈独秀也是一时难以找到答案，只提出了"写实主义"的精神。
巧合的是，此时留学美国的胡适也思考的是文学改革的问题。他在考察欧州文学史的过程中，形成了用白话文代替古文的革命意识，1916年7月，胡适以"文学革命"的意见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进行论辩，遭到数落，结果倔强的胡适认定，死文字产生不了活文学，若要造成一种活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不久，他提出了新文学"八事"主张，写信给陈独秀，表述了文学改革的心愿，结果，两位先驱一拍即合，陈独秀立即敦促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1916年11月，新文化运动的第一篇宣言书－－《文学改良刍议》在胡适手下诞生，1917年1月1日，《新青年》刊出此文，新文学革命始告兴起。
《文学改良刍议》是以很温和的学术讨论的态度行文，开篇坦言："此事（文学改良）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立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研究的。"所谓"八事"，即：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这些主张，作为思想启蒙的檄文，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西学的借鉴，也有独杼心机的发挥。如在"言之有物"中，提出"物"有二事，一是情感，二是思想。"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浓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在"不摹仿古人"中，提出"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带真赝鼎而已。"在务去"烂调套语"中，切中套语陈言，"其流弊所至，遂令中国出生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在"不避人俗字俗语"中，指出"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点，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案，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这些鲜明的观点，不再是传统的翻版，而是一个先驱者的思想灵光，今天看来，也是立论中肯客观，绝无意气用事之偏。
此文一出，新文化阵营里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蔡元培、李大钊和鲁迅都先后表示了称誉和支持。连政治界的孙中山、廖仲恺也盛赞："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一时以胡适为楷模，1919年还在上海专门拜访胡适，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运动。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个月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抛出，声援和发挥了胡适改良文学的主张，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强烈的战斗激情高呼"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抨击了"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念，历数了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委琐陈腐，把革新文学与革新政治并举，宣布了文学革命的任务，兴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随后，胡适归国进北大当教授，与陈独秀共事，一时间，在北大集结了一大批活跃的文学精英：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周作人、鲁迅，还有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这些先驱起而应之，便揭开了中国新文学的先声。
在陈、胡之前，梁启起、严复、夏曾佑、王国维都在文学改良方面深入进行过探索，但这些硕学之士都未能跨越传统的束缚。陈独秀、胡适敢为天下先，以形式和内容更新，双管齐下，打破传统，导引了中国新文学的方向，其破旧革新的勇气和精神，成为上个世纪最响亮的声音。
2、中国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础石：鲁迅和周作人
从理论到实践，周氏兄弟都是新文化运动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理论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呐喊。自序》、《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学小说二集导言》，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沉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既是新文化运动的有力回应，又是现代文论的经典之作，几乎影响了一个世纪文学价值取向，奠定了新文艺批评的础石。
创作上，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周作人的小品散文，各领一路风骚，成为杰出的大师。同时，致力于西为中用，译介西方作品，两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丝》，在二十世纪初都具有开启一代新智的药力。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评论的处女作，创作于1907年，发表于1908年。鲁迅先生刚出手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力，由此文窥视鲁迅一生的成就，显而易见有两个源渊：一是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对传统文化的清醒理解；二是广阔的西学视野和自觉的艺术追求。他像中世纪的但丁和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雨果一样，在整个文学和思想领域，"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韩愈语），具有横跨两个时代，开创一路新风的大勇大智，这篇长篇论文，大部分篇幅是介绍拜伦、雪莱等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和思想，鲁迅从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上，归结出一种思想－－"别求新声于异邦"，发出民族的"自觉之声"。在当时西学盛行的时代，这一认识是格外清醒和理智的。到了他的理论成名作《＜呐喊＞自序》中，鲁迅创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就显而易见了。这篇序言更像一篇散文，在自叙生活经历和思想历程中，贯穿了他的文学主张－－那就是人们都熟悉的"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和"呐喊几声，聊以慰籍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这个主张，加上《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小说的影响，直接启蒙和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的道路，瞿秋白曾给过中肯的评价：鲁迅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鲁迅评论的代表作是《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一集的导言是茅盾，三集的《导言》是郑伯奇）。这篇《导言》，几乎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潮"社的一批小说家有了一个全面的扫描，鲁迅先生对俞平伯、罗家伦、汪敬熙、欧阳予倩、叶绍钧、杨振声等十多位小说作的评点，眼力和笔力清晰明达，很有意思，显示了文学史家的气魄。这篇《导言》作于1935年，是鲁迅思想和经验完全成熟的时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确是一篇不可轻视的杰作。
鲁迅提出了"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但意气的东西多，适时应景之作多。周作人则有一种平和、宽容的态度在骨子里。周作人在文学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载于1918年12月《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便是新文化运动之初思考新文学走向的先驱之声。精通中外、学贯中西的周作人，考察欧洲对"人"的真理的发现和中国文化传统，提出"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所谓"人道主义"，实质上是提倡人性解放，指向对传统道德文化中"禁人欲、灭人性"的反判。"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的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制以救灵魂。""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中是人性。"从人性的角度来考察文学，便使文学更接近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周作人所提倡的人性、人生、人的道德的主张，在两、三年后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时，把这些思想都溶了进去，发展成了一个文学流派。
周氏二兄弟在文学理论上各有一本专著很值得注意。一是鲁迅写于1923至1924年间的《中国小说史略》，一是周作人写于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两本专著都是用历史的眼光和史学的胸怀透视中国文学演变发展的大作，既有对传统的否定和破坏，又有对新文化的探索和创见，尽管鲁迅和周作人后来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但摒弃政治分歧，谁也无法否认他们在现代文学中的大师地位。
当然，两个人所走的道路是有分歧的，由于各自文学主张的不同，两人发展的结果也不同，如何其芳评论的："鲁迅是一个执着的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其结果就不但冲破了封建的旧礼教，而且也从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走了出来，成为共产主义者；周作人是一个地道的个性主义者，其结果就只是对旧社会妥协、屈服，以至于最后成为日本法西斯的工具"周作人性格上的弱点由此可见。
3、两位固执己见的学者：章士钊与吴宓
这两个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保守派"的灵魂人物。章士钊是"甲寅派"代表，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他们的理论主张属于现代文学的逆流，在其所活跃的时代以至当代都始终受到批评和抑制，在人们的印像中，这两个人物既顽固、又落伍，好像活得很不合适宜。
但抛开门户之见，细读当时他们的理论原著，有一些见识又不能不令人佩服，比如深厚的国学基础、论辩的宽容态度、学术的扎实精神等，确有可借鉴处，不当一棍子打死。新文化运动中的论争很多，大多都是为了自张其说相互抵牾，就鲁迅骂过的文人，也不见得个个反动透顶，保守透顶。在那个时代，有论敌，才足见出各自主张的显要。章士钊和吴宓都是被鲁迅"骂"过的文人，其整理国粹、抵毁白话的主张显然不合潮流，两人后来亦"自知理亏"，一个转向法学研究，一个转向"红学"研究，都自成一家。
在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与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中，我最为看重的是这两位评论家的文学批评态度。章士钊从"文化"、"新"、"运动"一一剖析，反驳"新文化运动"，言之凿凿，而意态平和，与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一面保持反调，虽观点偏颇，说理辩论却格外冷静，如"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以为新者，乃离旧而瞬驰，一是仇旧，而惟渺不可得之新是骛。"为诠释一个"新"字，例举古今语言的对比、达尔文的进化论、文艺复兴诸事，娓娓而谈，言辞扎实，很有学养，真正是一种学术精神。
吴宓也是。论文从学术考究始，说："孔子曰：必先正名乎？苏格拉底辩论之时，先确定词语之义。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然其实则另行研究。"对当时新旧文化对垒论辩，细数其弊："一、大不谈正理，但事喜笑怒骂，将原文作者，加以戏侮轻鄙之词，以自逞快于一时，而不知评其文，非论其人也。""二、误解原文之意，不看其全篇全章之主旨，而单摘出其一字一句，蹈瑕寻疵，深文入罪。""三、凡作辩论之文者，无论其人如何心平气和，高瞻远瞩，犹常不免有对症发药之意。""四、凡作文为使读者受益，否则此文可不作。""五、辩论固为求真理，而辩论之后，真理未必能明。"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列举此五病的论述确实是一种很可贵的态度，不知何故，后世学者一直没有予以重视。细细思之，这位老先生也的确固执，如他自言其故："吾夙抱宗旨，不作辩驳之文，有攻我者，吾亦不为答复解释之举。吾自视极轻微，攻诋误会，实无损于我。盖我初无名答之可言，个人之得失利害，尤不足较。作文惟当准吾之良心，毋激亦毋讳，决不曲说诡辩，所谓修辞当立其诚是也。"这一"立诚"的学术精神，当是文学批评的应取态度。评论家不是裁判员，也不是审判员，能尽己所知所学，惮精竭虑，阐明己见，已是一家之言，言论主旨之高下优劣，读者自有判断。吴宓也说："深望世之有志而文者，皆自抒己见，各抒主张，使读者并取而观之，而后自定其从违，自判其高下。孰是孰非，孰愚孰贤，孰有学孰无理，均可待读者自决之。"在二、三十年代，民主、自由高张的时期，这一主张显然是积极而有益的。
就当今文坛的争鸣而言，章士钊、吴宓对待学术的态度和精神，可汲取之处也很多，我们在评人论事时，必须有辩证的眼光，若因政见不同而圈划派别，只见其短，不论其长，就可能抹煞许多受优秀的思想成果。
4、浪漫主义的倡导者；郭沫若、郁达夫与成仿吾
创造社的这三位重量级人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浪。其倡导的浪漫主义的流派与鲁迅、茅盾等人倡导的现实主义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条并行的主流。
郭沫若最早的评论作品是一封信－－《致宗白华》，这也是现代文学评论中较早的一篇关于新诗的评论。这封信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出后，对新诗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他给诗歌所下的定义："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采）"，他把前一部分归结为"人的问题"，后一部分归结为"艺的问题"。这一诗的解构，给学诗写诗的人提供了一种可操作性的模式，大概初学诗的人都会很容易陷入他给出的这个简明的公式里去。把"灵感"和"直觉"放在写诗的首位，是从弗洛伊德、歌德等人的思想里套过来的，也与屈原、李白等古代浪漫主义的诗风一脉，即主张张扬个性，表现自我，但郭沫若又"吸取新思潮而不伤食"（沈从文《论郭沫若》），他广泛吸纳古今中外的诗歌原理，梳理和总结出许多很有经验性的主张，如，他强调诗是诗人人格的表现，论"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他在纵横比较中，提出"诗人是感情的宠儿，哲学家是理智的干家子。诗人是美的化身，哲学家是真的具体。"他强调灵感的作用，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在总结个人的写诗经验后，他提出做新诗的七条原则：一、要有纯真的感触，情动于中令自己不能不"写"，不要凭空白地去"做"，所以不是限题做诗，是诗成后才有题。二、表现力求真切，不许有一毫走碾。三、要用自己所有的言词，不宜滥用陈词套语和成语。四、不要拘束于押韵，总要自然。要全体都是韵。五、作一首诗时，须要有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心理。要使自家的诗之生命是一个新鲜的产物，具有永恒的不朽性。这么便是"创造"。六、全体的关系须求严密，不得用暖昧语。暖昧与深邃不同，不要误会。抒情的文字惟最自然者为最深邃，因为情之为物最见神奇不可思议的天机。七、要有余韵，有含蓄。这些原则对新诗的导向作用很强，在八十年代"朦胧诗"未出现之前，中国现代诗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郁达夫是以小说成名，又以散文大家、旧体诗人驰名文坛的才子。同时，他的文论亦不可忽视。他最初的《艺文私见》一文，探究文艺与批评的关系，指责那些"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假批评家"循章循距研究文艺的做法，指出批评家的天职是"用了火把来引导众人，使众人在黑暗不明的坑里，看得出地下的财宝来。"呼唤"真有见识的批评家"出来，把这一笔混帐"开消明白"。浪漫的激情寓于他一种无所顾忌的斗争精神。也正是这一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个作家的个性。郁达夫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实绩而掩盖了文论的成绩，其文论影响力并不太大。
创造社中最有锋芒的文艺批评家是成仿吾。在当时的文坛，就有"黑旋风"的声名。1923年，他的《诗之防御战》是最初向新诗发难之作。这个鲠直而敢说真话的评论家，以泼辣的笔调，像一个"点名薄"一样，一一点击了胡适、康白情、愈平伯、周作人、徐玉诺等当时尝试新诗的大诗人的诗作，其语言的尖刻和羼利，几无人能比，如点评胡适的《人力车夫》，直说"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坐在黄包车上谈贫寒问题，劳动问题，犹如抱着个妓女在怀中做了一场改造世界的大梦。"评《我的儿子》，说"这还不能说是浅薄，只能说是无聊"。评康白情的《羊儿》，说"这实在是一篇演说词，康君把他分成行，便算诗了！无怪乎草儿那么多，那么厚。"在现代诗出现之初，成仿吾能清醒地看破诗与非诗的界限，并竭力矫正，其勇气和贡献的确让人敬佩。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就对此有过评价："那篇文章除掉成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多少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于做出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一个'先生'都可以得罪人，哪个敢有那样天王的胆量来言'战'"。成仿吾在以胆识和勇气破旧的同时，也在立论上表现出不俗的见识，体现了一个评论家"既破又立"的学者风度。他对好诗的期待是："由鲜美的内容与纯洁的情感调和了的诗歌。""一切因果的理论与分析的说明是打坏诗之效果的"，"中了理智之毒，诗歌便也要堕落了。""诗的本质是想象，诗的现形是音乐，除了想象与音乐，我不知诗歌还留有什么。"这些主张对人们破除诗的妄见，清醒审视诗歌的形式与内容不啻是一方药石。因其涉及的名家、大家多，这篇论文的影响力甚大。就勇气和见识而言，成仿吾称得上是当时最优秀的文论家之一。同时，在创造社 和文研会论战中，他几乎是与鲁迅势均力敌的一对敌手，限于篇幅，有暇更论。
5、一位独具特色的评论家：沈从文
对沈从文先生的研究，评其小说、散文的多，而对他的文论关注的并不多见。观一个作家，如果忽视他的理论准备和文学主张，很容易走向偏颇和失当。文学上的大家，往往都是既注重创作的实践，又重视理论的建树的。他的理论就是一生写作经验的积累，是留给后世的一笔财富。
沈从文最重要又最有影响的评论是《沫沫集》，这虽是文学评论，却很耐读。我的体悟是：一、流畅、活泼的散文化语言；二、直觉美的艺术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