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在穆旦开始从事诗歌创作40多年的生涯中，从纵观穆旦创作的思维流程中，大致可以找出十个凸显的波段，来再辨析他的思想及是否与宗教意识有关。
一是穆旦7岁上小学二年级，以一篇习作《不是这样的讲》刊登于天津《妇女日报》上，通过对话、情节、人物的形态，显示了穆旦幼小心灵中的世界观察与思考，和他的创作才情。人类经历的一切终将会历史化，今天重读此文，就可见出，穆旦在早慧之时，就已有走向真实的意识倾向。
如果说7岁的穆旦那时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还只是稚嫩浅表的一声童音，那么，少年时期穆旦家中逢年过节，家中摆供桌，祭祖先，子孙按辈分长幼，依次跪拜，而轮到穆旦，他坚决拒绝的行为，就表明他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已决不是耍耍小孩子家小脾气的意气用事15，而是有着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够自觉站立于无神论一边的行为了。
第三，穆旦上高中时，在《南开高中生》校刊上（1934年4—5期合刊）发表了散文诗《梦》，这既是诗人第一次使用穆旦这一笔名，又是诗人以梦喻人生，首次表明对人生的唯物观念：“人生本来是波折的，你若顺着那波折一曲一弯地走下去，才能领略到人生的趣味。”16而《神秘》中的“朋友，宇宙间本没有什么神秘”，《前夕》中的“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途”17，就更说明青少年的穆旦，虽然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特别是该历史时期带着强烈冲劲的西方文化，但他“永远凝视的目标”，是踏实的追求着没有什么神秘的现实人生，是唯物的。
第四，“一二?九”学生运动震惊全国之际，也是穆旦刚入清华大学不久，受到时代风云的感染，穆旦积极参加了由清华大学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翼作家联络清华小组”领导下的“清华文艺会”，鲜明地表露着穆旦进步爱国的立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者，穆旦在这里的进步的含义，应该是在思想上力求与无神论保持一致。第五，1937年，时年20岁的穆旦，写出了成熟的诗《野兽》，整首诗蕴含民族受难时的坚忍与不时激荡着的战斗激情。我们还可回过头来结合穆旦在10个月前写的一首诗《古墙》。面对斑剥灰沉的历史陈迹，穆旦并没有在慨叹世事沉浮、英雄灰飞烟灭中屈从于上苍神意的宿命观念，而是唱出了“晚霞在紫色里无声地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辉/当一切伏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的是坚忍的古墙”。这里喻中华民族千年不倒的古墙意像，是对宗教意识的一种拒绝，因为人往往在面临绝境时会转向精神的拯救，而穆旦恰恰转向古墙，这里的古墙是穆旦心中永远盛装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念，以及不屈从于暂时或眼前的暴力的那种深沉的坚毅。
第六，在1938年的抗战烽火中，身为学生的穆旦与其它流亡大学生和教师一起经过68天，行程3327.2华里的长途行军，由长沙迁至昆明。在这长征的始末，穆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并没有因为路途中可能会出现的难以预料的风险而心存恐慌，或现心灵空虚之痕迹，更没有因此而带上《圣经》之类的宝典求安避难，或企求心灵上的一丝慰藉。而是随身带着一本《英语字典》，争分夺秒地拼命自学。在穆旦的心灵中唯一的信念，就是振兴自己大一统繁荣富强的祖国这一愿望，这也可从他结束长征的《原野上走路》中见出：“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所以我们走着/我们怎能抗拒呢?噢!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18也正由此，穆旦在西南联大时期，无论是对《冬青》壁报的热情参与，还是对叙永分校的壁报《布谷》和文聚社刊物《文聚》的积极撰稿，都以充满着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战斗豪情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并在诗歌中展示着一个诗人对祖国对人民无限的深情，《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这种对世界与现实发出的抗争之声，在这里就不是娱乐的、理想主义的、审美的，而是实践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的。
第七，穆旦一生中有三大磨难，一是野人山生死之劫，二是“反右”运动，三是“文革”。在他人生之旅中遭受野人山的生死之劫后，带病写下了《阻滞的路》，《自然底梦》和《幻想的声音》。这是一颗灵魂游走于死亡之窟后发出的声音：“我要回去，回到我已失迷的故乡，摸索那为时间遗落的一块精美的宝藏”《阻滞的路》）；“我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自然底梦》；“从幻想底航线卸下的乘客/永远走上了错误的一站”（《幻想底乘客》）。大难不死的诗人，要回到那里?什么才是他失迷的故乡?那就是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象征：“孩子，我要沿着你们望出的方向退回”，“保护你们的希望，实现你们的理想”，“因为我曾是和你们一样的孩子”（《阻滞的路》）。而曾经的拥抱与情爱，曾经使诗人迷失了自己，因为只有经历了大难之人，才能深刻体会到世界并非单纯有爱和温暖，更多的是磨难与灾祸。面临“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诗人至此大彻大悟。然这
大彻大悟又非贾宝玉式的四大皆空要循入空门，“当太阳染给我刹那的年轻”，当“美丽的梦呓把它自己说醒”时（《自然底梦》），诗人已从一个“从幻想的航线卸下的乘客”，变成为“他已开始学习做主人底尊严”（《幻想底乘客》）之人了。这就是坚定行走在非宗教意识行程中的不消极不出世的穆旦。
第八，爱国和政治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政治已经渗透进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王佐良先生曾说：“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19那应该是指庸俗的流于口头式的政治。爱国，其实就是一个人个人的政治行为或意识。1950年，穆旦在美国因时刻关注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一次次地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20，并认为自己回到祖国可以大干一番，为此，他不听许多好心朋友劝其慢一点回国，“等一等，看一下”的好心劝阻，更是断然拒绝了印度德里大学担任教务长的聘书，几经周折，毅然投入了祖国大建设的怀抱21。坚毅的爱国思想，继抗战在中缅边疆之后，第二次在穆旦生命史上凸显着巨大的光芒。
第九，在穆旦回国接连遭受二大磨难后，他依然没有“看破红尘”，也没后悔自己的回国之举，更不相信命运，相信上帝安排一切之类的说教。面对它人的惋惜，穆旦的回答更是铮铮铁骨：“我不回来，能有这么多的作品吗?我不回来，难道就做一个人家的二等公民吗?”22“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的生存。”“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下而滋生。”23可见，穆旦作为一个创作者，他的诗人角色，是与祖国与政治的主动合作者，不合作的只是不与权势合流。
第十，在受尽磨难之后，即令是临终前的穆旦，依然乐观豁达，不相信命运，不相信宗教，只相信他一生追求的真理，相信真诚，相信真金般的诗歌艺术。在《冬》这首绝笔诗中，诗人自视为燃尽烛泪的一支小小的蜡烛，为祖国为民族骄傲地忍耐，最终发出无怨的闪光。至今，我们仿佛仍能听到诗人面对严酷的冬天，吟唱着“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冬天的乐趣也在严酷的冬天!”24在严酷的现实生活里，穆旦的思想始终拥抱着希望和追求。现实中的极左政治处处让他缺席，而在思想中，穆旦对祖国对民族对艺术，始终是在场的。
由上述穆旦思维流程中十个波段的巡检，可见在穆旦的思想中，有的只是强烈的爱国信仰和对现实的哲思与关心。一个真正的诗人，高品位的诗人，总是把自己认定的价值目标，以生命的关切加上他热忱无悔的献身行为去努力追求的。而在其生命的实践过程中，他又总是义无反顾以现实的使命者和历史责任的担当者的双重身份，去面对命运和践行自己的人生事业。这也正是穆旦作为诗人的非宗教意识的思想者和他诗歌的高雅深刻的品位所在。
四
上面已经论述，“上帝”、“救主”等词在穆旦诗歌中的出现，一是借词方式，二是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之人在日常文化运用中的习惯体现，而非具真正的宗教意识。这因为若真具宗教意识，从信仰的角度看，须有一个被视为人格的上帝的前引，才会有由其宗教意识的具体化（或诗化）来阐释或证明上帝的万能性质，并宣传他的伟大和唯一的影响。但我们在穆旦诗中见到的，只是首先提及一下上帝，间或在段落中慨叹一下，而在整首诗的思想主旨或思维流程中，始终见不到一以贯之地、清晰可见的诗人祈盼上帝拯救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诗化表达。相反，当我们的眼前逐渐展现诗人对世界、人类及其事物的情感、态度，特别是那番痛苦的人生体验，由心灵的展开和逐步的深入，发出阵阵灵魂的呐喊时，我们会发现，他最后所指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和振兴的中华民族，上帝，已远远落在了后面。这是上帝不可能对他的思想和信仰产生巨大影响的事实，这也是虽然他曾在学生初期接受欧风熏陶，尔后又去美国深造，但面对当代中国问题及其民族灾难，上帝只是诗人无奈时的一个慨叹，始终未能进入诗人的灵魂深处，并给他于理想性与指教性。上帝，只是文字的上帝，而非精神的上帝。这也正是穆旦诗歌的独特意义所在：面对上帝或救主，它不是给我们一份乞附神灵庇佑的灵魂求救，反之，它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坚强独特、死而不悔的追求。这份追求明显地不是一个宗教徒或具宗教意识之人的追求，而是将写作与现实紧密糅合起来、将肉身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融化在一起的一份赤子的申请与愿望。在诗歌中，它承载的是个人与祖国与民族共同的灾难，它让创作思维流程服从的是理性的现实追求，它以诗让人们寻求新的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以应对眼前暂时的胁迫。所以，说穆旦的诗冷峻是深刻中的冷峻，诗里充满了失望是只有爱者才会有的失望。因此，我们在对穆旦诗的阅读中，透过冷峻与失望，穿过一个荒野流浪儿的形象，是一份热烈追求的回报，是一种赤诚忧思的感动。他的灵气才华，他的活力与创造力和不凡的想象，偏离的是低庸的政治依附，他的诗歌之帆让我们睁开双眼远眺的，是哲思后沾不得尘污的一片纯蓝的天空。
这样，一个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与非宗教意识的问题，就已经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知道，基督教信仰的宗教象征，在人的表现层面和他的真实的深层，都是被教义道成肉身受世上苦难这一教义所感染，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也会导致意味深长的、特殊的处世态度。在神学上，它属于一个范畴里的两个矛盾体：一方面反对实证的拯救，主张灵魂的自救，一方面处处高喊拯救世界而让精神始终陷入现实之中。而对于无上述信仰，即非宗教意识者来说，他们的表现往往是表面浅层上会极其凸显比宗教意识还宗教意识的言行，但在其深层处，却全然没有真正宗教意义上的真在或精髓的东西，即道成肉身从而以受苦受难去拯救世界的顽强意识及其由此去弘扬光大教义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文化与宗教意识的区别（当然，宗教意识也是文化，但这是一个大概念中的另一个问题）。穆旦恰恰就属非宗教意识的后者。
注释：
①②③《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6），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未刊稿）。
④张新颖《穆旦在芝加哥大学》，《书城》杂志2007年第2期，第38页。
⑤⑧13孙玉石《解读穆旦〈诗八首〉》，刊《穆旦逝世20周年纪念文集——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第20页、22页。
⑥［韩］金素贤《智者的悲歌》，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1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4月第1版，第116页。
⑦141519202122陈伯良《穆旦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73页。
⑨胡彦《死亡的子宫》，《云南文艺评论》2005年第3期（内刊）。
⑩罗锡文《穆旦诗歌的心灵力量和东西方文化背景》，刊《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网载）。
1112曹元勇主编的《蛇的诱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222、225、226、227页。
1617182324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11、54、214、362、3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