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穆旦诗歌中有宗教意识，这是近年穆旦诗歌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仔细考证，穆旦思维流程的十个波段及其诗作中，从未对这个所谓宗教意识有过深度表述。穆旦亲属及其好友也均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穆旦生前有信教的言行甚或思想倾向。穆旦诗歌中的“救主”、“上帝”，是文字的，而非宗教的，是接受西方文化在运用中的习惯体现，它只是一个借词。

              一 

    1994年，由张同道、戴定南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诗歌卷）（海南出版社），在国内第一次给穆旦戴上了中国现代诗人第一把交椅的桂冠。以后，随着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和2006年4月天津穆旦诗歌创作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对穆旦诗歌的研究已在国内形成一股日渐升温的热潮。

    随着对穆旦诗歌的深入认识，所谓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已越来越成为诗评者和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

    “关于穆旦诗歌中的宗教精神，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出发》、《隐现》等往往被视为最主要的标志性文本，和基督教祈神诗的文本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①，那就让我们再来重读《隐现》和《出发》。

    长诗《隐现》分三章：《宣道》、《历程》和《祈神》。《隐现》一诗开首的题句是“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这确是明显的宗教口吻，但我以为，若细读全诗，就不难看出，“救主”仅仅是一个借词，诗的真谛，在于人生的顿悟，并非真正宗教含义上的祈求。请看，诗人开首的几句，不是迷茫而要祈求上帝指点迷津，恰恰倒是一种顿悟：“失迷的路途”是“我们来自”的曾经经历，“触摸不到”的是曾经“闪光一下”的“星光或日光”的人生体验。而当“幻象”已经“枯干”，“哭”、“笑”、“忧心”便是我们往往会在第二天早晨嘲笑第一天晚上所做事情的哲理之辩。于是，诗人明白了“血液里的纷争”的后面，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恶魔，它的名字就叫“诱惑”。诱惑，从生命的本质上说，它是我们生命体本源里的东西，但从生活来看，它又是有着更宽泛的作用与场域的生命的附加物。就是它，能让我们“远离”，能让我们“不能安排”自己的“方向”。《历程》中以战争的两种场景：武力的战争和人生精神的战争，借词在这里被披上一件隐喻的外衣。隐喻，有时又是一种假（借）说，为此，“真”的变“假”，“哭过的”“已被遗忘”，“被毁的地方一个新的回转”，“英雄与美人”“归于模糊”等等。这里是又一深层次的哲理，但更是生活的，因为假（借）说的是真!而且正是在这样的生活场景中，再联系《宣道》中，诗人要求“救主”“让我们看见”的，是“无尽的河水流向大海，但是大海永远没有溢满（注意：《圣经》上说主的恩赐恰恰是满溢的），海水又交还河流”。在生命的循环之下，正饱含着真理的不断回归，这就明显是哲学社会学的，是具政治含意的，而非宗教的诗意了。然而比它大的依然是生活：“我们是我们的付与，在我们的付与中折磨，一切完成它自己；一切奴役我们，流过我们使我们完成。”“折磨”、“奴役”、“流过”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完成”是追求，是希望的象征。而《祈神》的主旨，正在于诗人直戳“黑暗”与“假话”、“假事”，因为“我们是二十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诗人才发出了鲁迅般“肩住黑暗的闸门”和“救救孩子”式的呐喊。“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继续的当然首先是对中华文明不能因此而强国的质疑，继续的更是一种无力回天之中的追求与挣扎，黑暗中希骥一线破天而来的光明的渴求，因为最后诗人勇敢地说：“一切已经晚了然而还没有太晚”!这才是本诗的宗旨。由此，我们可以不难看出，写上“救主”即被认定为穆旦的宗教意识，是一种简单的阅读，更是一种主观武断。诗人在诗中所表示的，其实是一种生活的素朴的愿望，是生命的本质的要求，从审美艺术而论，它是诗的一种艺术手法，而非本真意义上的宗教意识。我们还可在《出发》中找到佐证。短诗《出发》以经验的口吻回顾生活，在回顾的过程中揭开血淋淋的矛盾体，艰难地举起沉重的总结，让它对着阳光显现本质。第四节是全诗关键的一段，其中第二句“在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研究者关注颇多，认为是“受难中走向上帝所安排的丰富而阔大的世界”②，但我以为这样的解释还停留在望文生义上。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诗句的语境，这是一个国难家祸交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嬗变和更加酷烈的时代。它是个人的，但更是民族的、国家的，时代的。所以“犬牙的甬道”中的上帝，是政治的，是忧虑民族与国家心情之下的政治形态意象。也有论者认为王佐良先生说穆旦在诗中创造了一个上帝，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缺乏宗教意识这个可疑的现成结论”上③，我以为不无道理。张新颖先生近日在2007年3月号《书城》杂志上撰文中也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参加的人有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穆旦也在其中。小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穆旦表现激进。芝大的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idouse）是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周与良回忆，“许多同学去那儿聊天。良铮总是和一些同学在回国问题上争论。有些同学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我说如果真是共产党员，他就不这么直率了”④。而在事实生活中，穆旦也是坚定地信念“中国人要有爱国心，民族自尊心”的⑤，并一直身体力行着。为此，爱国、激进的穆旦，他的诗中出现的救主、上帝的另一层更巨大的含义，应是中华民族和后来在战火中诞生的他心中渴盼憧憬着的一个新中国。这也可以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更是牵动穆旦的心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⑥中得到佐证。这样再来重新看长诗《隐现》中的那句“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正是既道出痛苦的个体生命与争取自由有必然的关联，更点明了违反自己是一种必然的历练途径，于此，“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也就非单纯的自由，而是对新的国家新的振兴的民族的一种极其渴望的追求憧憬。在这里，我们还得回到当时的语境中去求索诗句真正的含义：举凡20世纪初在成长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学习、努力、追求与目标，首先不是为了生存和求自己能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建立一个理想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溯其历史渊源，也就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优秀传统思想。而在穆旦所处的年代，也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写着的精魂所依的“感时忧国”精神。由此再深入去看被部分研究者认为穆旦诗歌中“带有宗教意味”的其它的诗，如《时感四首》中“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作报复”，那用“希望”去作报复的，正是温暖的，善良的，向上的，宽阔的，前进的，积极的。也是穆旦由衷发出的政治性含意的“宗教语”。为此，穆旦在国难当头之时，会毅然抛弃西南联大较为平安

    的环境，奔赴抗日前线，出征缅甸抗日战场。1942年，在野人山战役中，穆旦孤身一人迷路在胡康河谷，断粮八天，全身浮肿，还得不断与疟蚁、蚂蟥斗争。在生死边缘上挣扎，长达5个月后，从地狱中生还，却毫无怨言⑦。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穆旦诗中的思想维度，不是皈依上帝，而是面朝祖国民族，心灵花开。被他经历的矛盾丛生、灾难多多的生存境遇，只是个体生命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生命体验意义上的价值求真，而他心目中的真理的意义，全在于向往光明的政治、振兴的民族和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也正为此，才有1949年8月去美国深造，12月与周与良结婚，仅隔四个月就在美国打定主意要回到刚诞生的新中国，并立即急办回国手续的、一个冲动着爱国之心的穆旦。

    在对穆旦诗《赞美》的阅读中，我起初也为他“再一次相信名词”的诗句中，把“名词”直白地带进诗中而感大惑不解。今再重读，由理性层面的层层推进，由历史的山河走过荒凉的大地，由无数次的失败与失望到挺立起来，由痛哭的愤恨转化为群起的奋战，由揭起多年耻辱的一种已为期不远的新历史，作出历史思考与理性的思考，到几个关键词的连缀：拥抱，人民，带血的手，一个民族，起来，希望和失望，流过。才理解到“名词”在这里也是个隐喻，它其实是暗指（示）抗争，对外来侵略的抗争和对民族自身积习过重而显懦弱的抗争。失败伴随着失望，多少次的失败，多少代的失望，让一个民族几近萎蔫。然而，失望又并非是无望，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灭顶危机之际，她必须站起来时，诗人最先预见（看到）了这一点，抗争就由理解转化成了一份爱——民族自尊的爱，对祖国山河及连体自己生命的爱!这也只有穆旦这样的大诗人，才有胆量有气魄敢把“名词”艺术地融进诗句。然而即便就是当下的一些穆旦诗歌研讨会和部分研究者的文章中，仍把“名词”简单地等同于这一句诗的下半句“溶进大众的爱”中的爱。把“名词”等同于“爱”，多少也受到宗教意识中上帝之说的误导。

              二 

    同样，对于众多评论研究者所注释的穆旦的那篇著名的《诗八首》，我们在看到穆旦对整个情爱过程的诗性阐释时，更要注重里面以哲理的辩证及其思考对人类情爱与性爱的解读。这一点孙玉石先生在1996年就曾撰文指出，它是属于“以特有的超越生活层面以上清醒的智性，使他对于自身的，也是人类的恋爱的情感及其整体过程，作了充满理性成分的分析和很大强度的客观化处理。整首诗，从头到尾显得很深沉，也很冷峻”⑧。只可惜在当下的“穆旦热”中，不少研究和注评者太热衷于就词论诗，甚至作着过多的望文臆测的所谓评注或研究，如“小小野兽”特指女性情欲，“一片草”指女性阴毛丰盈的私处⑨，“上帝”与“上帝的玩弄”是指你我是上帝意志的造物，男人（亚当）因被抽取一根肋骨制造了女人（夏娃）（但稍有基督教常识的人都知道，具有真正宗教意识者是决不会将上帝造人说成是“玩弄”的，这有亵渎神灵之罪），“变形的生命”指的就是被抽去了一根肋骨的男人”⑩等等。其实，那都是一种暗示或泛指类性质的，能引发读者更多更丰富的联想，若作确定解，就把诗搞俗了。

    对于《诗八首》穆旦在与郭保卫的通信中说得更透彻，他说：“你大概看到我的那《诗八首》，那是我写在二十三四岁的时候，那里也充满爱情的绝望之感”11。后他对爱情作的注释，就更能说明问题：“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太近则疏远了。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12。应该说，这也是穆旦对《诗八首》最好的注释。

    至此应予指出的是，因穆旦诗中经常出现的“上帝”，“救主”，所以就断定穆旦是个类似非入会的宗教徒，甚至在解读他的诗歌时，赋予了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基督化的思想及其理论阐述，这是一种不科学的想当然，更是把穆旦研究引向一种误区。首先穆旦终身未入教，而且也未曾见到穆旦夫人或同道师友亲朋等回忆起他生活上的若干宗教情结。其次，作为喜爱西方古典诗和现代英诗的穆旦，在诗句上所用“上帝”一词，应是开始大量接触和借鉴西方诗创作时的一种自然印痕。第三，他从美国回国途中，写下了一首《感恩节——可耻的国债》，就更能证实穆旦的非宗教思想。诗人在诗中非常明白地写道：“感谢上帝——贪婪的美国商人/感谢上帝——腐臭的资产阶级”；“明抢暗夺全要向上帝谢恩”，“感谢上帝?你们愚蠢的东西”!诗的最后一句，更是诗人向世界表明了他坚定的非宗教立场：“快感谢你们腐臭的玩具——上帝!”由此可见，“上帝”、“救主”出现在穆旦诗中纯属“借词”之用，决非因有“上帝”字样，就可在研究中无限引伸发挥出所谓穆旦的宗教意识。这一点，穆旦的挚友杜运燮先生也早就说过，“穆旦并非基督教徒，也不相信上帝造人，但为方便起见，有一段时期曾在诗中借用‘主'、‘上帝'来代表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13。

    对一个作为有歧义的解释，还必须在它的不确定性中找到理论批评的依据。虽然个人写作的内涵既包含着多层面的涵义，又因诗中特有的隐晦之词允许着多层面的解析。但作为具有一定主题的诗歌写作，也就必然会有它相对的确定性，并且对于主题中加入的某种信仰意识，一定会有生动的和深度的表述。而且作为一种颇具独立个性与思想个性的文学样式中的精品诗歌，它应该更加对想欲渗行其中或凸显其中的信仰意识，有着更为精炼和动人的比喻或意象，以展示诗歌语言对他信仰价值的最惬意的描述和抒情。从审美价值而论，诗人要告诉我们的，不是对一般名词或动词的多次重复中的重要性，因为事实上价值的建立不在这类名词或动词的符号性质的多次重复出现，而是把语言作为载体，让读者的目光由对词之阅读欣赏的感性层面，转化渗透到思想的高度和灵魂感性中的深度敏感点上。以穆旦诗中的“救主”、“上帝”为例，在这个借词后面，有过以理性的剖面去深度表述宗教意识的诗句延续吗?有过在其深度的表述（征）而使我们对穆旦的宗教意识，在阅读中渐趋清晰而深信不疑的诗句吗?没有!所以说，除了以词面之义去找《圣经》中有相关内容并引申发挥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宗教意识，是如何行进在穆旦的思想轨道上，看不到这位诗人高歌吟唱的是饱含着宗教意识，并在字里行间演绎着宗教意识的意象和影响着他的思维流程。为此，也就可以这样说，对于穆旦诗歌中的宗教意识之说，其实只是浅表层面上的望文生义，是一种虚幻的臆造和空泛的文义扩张，毫无审美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