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医从文之初，即1906年，鲁迅对文学是充满自信的，而这自信就建立在“诊者”与“治者”角色统一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不仅相信文学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而且相信文学“善于”改变国民的精神，换言之，作家不仅仅是治者，而且是优秀的治者。因为“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关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⑨鲁迅写下这段文字的时间是1922年12月，这时鲁迅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鲁迅特别强调是“我那时”的看法。正因为是事后的追述，因此，那种横刀立马，“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不见了，然而在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却有很显明的表现：“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⑩“然而这种豪迈之气在1918年之后却冷落了不少。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五号的《随感录?“圣武”》却这样写道：“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11如果说在弃医从文之初，鲁迅往往兴致盎然地论证着“文学的兴废盛衰，实关乎国家的存亡”12的命题的话，那么，第二次拥抱“文艺救国''理想的鲁迅却一反常态地经常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他曾这样说：“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倒也有趣。……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13其实，写作《摩罗诗力说》时，鲁迅又何尝不相信文学之于革命的“伟力”，又何曾怀疑过文学之于战争的“益处”，他相信“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实为“诗人之诗”；而此刻的鲁迅却强调“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前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反差。这反差是颇富意味的，它是鲁迅完成了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证明。试想鲁迅为何在确信文学无用的情况下，依然从事着文学事业，原因之一，就是此刻的鲁迅，不再把“诊”与“治”紧紧地扭结在一起，因此，在“治之无望”的情况下，却依然能够看到“诊”的独立价值。与战争的显效相比，文学之“治”的功用不能不说几近于“无”，但文学之“诊”的功能却也是战争不具备的。
“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具体的发生过程定然是漫长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的是，当鲁迅走出九年的沉默期，重抱文艺救国的理想时，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也就是说，当鲁迅创作其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这个过程已经完成。鲁迅的《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1918年1月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来论谓当灌输诚爱二字，甚当；第其法则难，思之至今，乃无可报。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牙关不开尚能以醋涂其腮，更取铁钳摧而启之，而药方则无以下笔。”14这封信明显承续着他们1902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的话题，虽然治之无方的苦痛依然纠缠着鲁迅的灵魂，但已经明确地把“诊”与“治”的问题分而论之。
1918年后的鲁迅多次从不同的角度谈到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问题。足见鲁迅的重视。1925年鲁迅有一篇专论导师的杂文，彻底否定“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在彼时中国存在的可能性，他写道：“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151923年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鲁迅明确肯定易卜生“诗人”的角色定位：“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161927年在另一篇讲演《关于知识阶级》，鲁迅以同样鲜明的态度否定英国罗素及罗曼罗兰等知识分子的角色“越位”：“英国罗素（Rus-sell）法国罗曼罗兰（R.Rolland）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俄国托尔斯泰（Tolsto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17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表明鲁迅主张知识分子从“治者”的半边位置上抽身而出。而且这种抽身而出绝不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更不是逃避，而是安居于“本位”的表现。1934年，国际文学社向鲁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鲁迅的回答是：“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18在我看来，国际文学社的问题无疑贴进了鲁迅思想的深处，因此，这一问一答，都颇具意味。尽管鲁迅热情地肯定苏联的新型社会，然而鲁迅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既定的“诊者”的角色定位——“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而经这一问，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位置便更明确了。1933年，鲁迅曾引用过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这段话现今的翻译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9大概国际思想家的论述足堪为鲁迅个人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始终占据着社会结构的中心位置。“士”的政治批评或社会批评的任务与重构新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始终是密不可分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无论如何；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20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向来既是诊者，也是治者，而且是惟一的“治者”。这对鲁迅来说，则必须既是昏睡者的惊醒者，也是铁屋子的破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角色的整体感正是造成鲁迅把“诊”与“治”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联贯得过于紧密的内在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反过来要把自己从一个完整的角色中分离出来，退居于半个明显带有边缘性的角色位置——“诊者”，而把另半个颇为关键的角色位置——“治者”交给不可知的旁人，定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心理历程走了将近九年的黄金时光应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并不是鲁迅不明白自己不是铁屋子的破毁者，而是作为一个身体里流着中国文化血液的知识分子要在心理上完成角色分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而对于从来自我承担过多的鲁迅而言更是如此。
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的知识分子，因此当自己果真从治者的半边位置上抽身而出时，不免心态失衡，故而一反常态地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可以想见其中有几分实情，有几分无奈，也有几分牢骚。失衡的心态不免偏激，因此，鲁迅居然完全否定文学之于战争的“益处”。其实，既然文学一定的移情功能是不容否定的，那么文学一定的改变国民精神的意义就是不容怀疑的，曾经是那么强调文学移情功能的鲁迅并非不明白这一点。说到底，鲁迅之所以一再弹唱文学无用的论调，是因为鲁迅对文学之“治”的功能要求太高，而这一点又缘于鲁迅的社会承担太多。
鲁迅因为自我的角色定位是“诊者”，于是也拒绝导师的桂冠，但鲁迅并不一概反对全世界所有的作家做导师，例如，鲁迅对俄国作家契里珂夫（EvgeniTshirikov）并俄国文人热衷做导师的“通有性”即不置可否，他这样写道：“他是艺术家，又是革命家，而他又是民众教导者，这几乎是俄国文人的通有性，可以无须多说了。”21从另一层面讲，既然鲁迅小说承担了呐喊、助威、启蒙的现实任务，那么鲁迅无疑又顶着导师的“桂冠”，因为不论是呐喊助威，还是启蒙，都是指路。
看来，对鲁迅“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不能做简单的理解。事实上，说鲁迅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并不十分准确。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把自己确立在“诊者”的角色位置上，也必然把鲁迅小说中的“隐含作者”定义在“诊者”的意义范围内，同时把“疗救者”，也即“治者”安放在“隐含读者”的重要位置上。这就是说，“治者”虽然不再是知识分子鲁迅的主要职事，但“治者”却并没有从鲁迅小说的创作过程中“退场”，他依然以“隐含读者”的身份参与创作。这就是说，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鲁迅小说的基本结构框架是“诊者”与“治者”的对话，准确地说，是“诊者”与“治者”跨历史时空的对话22。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研究鲁迅“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诗学意义之所在。
“诊者”与“治者”角色分离的研究价值远不止诗学意义。它不仅是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极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鲁迅走出长达九年“沉默期”极重要的一步，同时又是我们理解鲁迅思想和行为极重要的关节点，它是鲁迅观察、思考、言行、著述等最富个性特征的立足点，是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新定位。当这新定位确立后，鲁迅给“真的知识阶级”的定义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的是缺点，……”23其中颇显“诊者”的本色。
注释：
①③⑤⑥⑦⑨⑩1116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417，416，417—418，419，419，416，70，354，159页。
②19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556页。
④许寿裳：《回忆鲁迅》，《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笫3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35页。
⑧1315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422—423，55页。
12任访秋：《鲁迅散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版，第23页。
14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1723鲁迅：《鲁迅全集》笫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191页。
18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20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64页。
21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22曹禧修：《小说修辞学框架中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当代文坛》200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