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鲁迅经常把自己文艺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事业比作一个医生的工作，在弃医从文之初，鲁迅所理想的工作是一个完整医生的工作。所谓完整医生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医生既是病人所患何病的诊断者，同时，也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者。但鲁迅后来却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而自己却安居在一个很边缘的角色位置上——“诊者”。“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不仅是鲁迅解决“铁屋子”难题极关键的一个环节，也是鲁迅走出长达九年“沉默期”极重要的一步，同时又是我们理解鲁迅思想和行为极重要的关节点，它是鲁迅观察、思考、言行、著述等最富个性特征的立足点，是鲁迅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重新定位。从小说修辞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具有诗学价值的研究课题。

    “弃医从文”是鲁迅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重要定位，但不是其最后定位。从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心角色——“治者”的位置上抽身而出，把自己确立在单纯“诊者”的边缘位置上，是鲁迅对自身知识分子角色的一次再定位，也是鲁迅更富有现代知识分子意味的一次定位。

    鲁迅经常把自己文艺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工作比作一个医生的工作，在从事文艺事业的最初几年中，鲁迅所理想的工作是一个完整的医生的工作，所谓一个完整医生的工作就是说，这个医生既是病人所患何病的诊断者，同时，也是这个疾病的治疗者。鲁迅在回忆自己“弃医从文”的最初的想法时说：“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

    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在这时的鲁迅看来，“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而鲁迅弃医之后，所要从事的正是文艺，鲁迅是想用文艺来开具其独特的“药方”以医治国民精神之“病”，显然，此时的鲁迅既是“诊者”，也是“治者”。不过，接下来是历时九年的沉默，鲁迅几乎放弃了文艺启蒙工作，他既不是“诊者”，也不是“治者”。然而，当鲁迅走出“沉默期”，重拾文艺理想时，鲁迅是这样为自己的工作定位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显然，疗救者“疗救”的工作已不再是作家鲁迅的主要工作，此时的鲁迅已经把“治者”的角色推给了旁人，而自己却安居在一个很边缘的角色位置上——“诊者”。

    鲁迅思想上如此重大的一次转变和深化固然不会像我们所描述的这样简单。如此概括的描述也许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却不可避免地把鲁迅丰富而又复杂的思想简单化了，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中来，在对历史的追问中，把捉鲁迅思想的深度，体察鲁迅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一 

    “弃医从文”是鲁迅思想一次重要的深化和转变。但是，与鲁迅后来对文艺、人生、民族、社会的认识的深化与转变相比，鲁迅这一次思想的转变并不是最深刻的，更不是最富有鲁迅个性的。更富于鲁迅个性的一次转变和深化发生在鲁迅“弃医从文”之后。鲁迅当年抱着“医学救国”的梦想时，事实上是抱着“救治肉身”与“救治精神”双重的、也的确是“很美满”的梦想。他看到了医学不仅能够救治国民肉身之病，同时对于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③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此后由于认识到“第一要著”是“救治精神”而非“救治肉身”，因而以“救治精神”为自己最主要的奋斗目标，于是转而怀抱“文艺救国”的理想。这大概就是鲁迅“弃医从文”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深化的“梯度”。显然，此时此刻鲁迅并不怀疑“文艺救国”的前途，他想望的是启蒙的希望，他“文艺救国”的心态是积极而明朗的，而这明朗的心态正好反应了鲁迅弃医从文之初的思想认识水平与十余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行们处于相差无几的层面，即“启蒙”的层面。因为并不曾足够认识到“救治思想”工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也就并不曾怀疑启蒙以及作为启蒙的自我。

    此刻的鲁迅如此果断地决定用文艺去“改变他们的精神”，那么，改变什么，怎么改变，特别是改变的方向——拿什么新精神去改变，改变的前景——梦醒后路如何走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在鲁迅的心目中似乎都还没有成为“问题”，事实上，此刻的鲁迅与五四时期其他启蒙者的认识水平处于几无等差的水平就表现在这“还没有成为问题”的问题上，他们都仅以惊醒梦中昏睡者为目的。看来，此刻的鲁迅是可以安心居于启蒙者的位置，也不会拒绝导师的招牌，作为文艺工作者的角色也不必分化为“诊者”与“治者”。

    据许寿裳的回忆，1902年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经常与他讨论的“三个相联的问题”是“（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④其中相关联的三个问题中并不明显的包含着“治”的问题，甚至与“治”紧密相关的，摆在首要的“（一）怎样才是理想人性”的问题也并不多谈，这显然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治”的问题不重要，或者与己无关。事实上，还停留在纸上谈兵层面的他们的思想认识恐怕不曾意识到：“治”会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试想对于一个已经知道患者病情、病根的医生，手中还有“良药”——“理想的人性”，“治”还会是一个问题吗?在没有任何临床经验的他们看来，利用文艺的“移情”功能，就可以把古今中外哲人已经阐明的“理想人性”输入到愚弱的中国国民的头脑里。如果此言不差，那么也足够说明即便伟大深刻如鲁迅，也曾象平常人一样简单幼稚过。

    然而，《新生》的创刊失败了，连续两集《域外小说集》销售冷落，无法再行。鲁迅在“文艺救国”的理想中苦苦挣扎了约三年时光（1906—1909），活生生的现实彻底地破碎了纸上谈兵的幻梦。鲁迅的理想自此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困境。此后的鲁迅便是整整九年的“沉默”（1909—1918），进入鲁迅传记史上所谓的“晦暗不明期”。九年的“而立”时光在鲁迅56年的生命中实在不算短，一向鼓吹“韧性战斗精神”的鲁迅，虽不能说彻底放弃了但也的确已经远离了“文艺救国”的理想，此间基本上没有做过可以让今天热爱鲁迅的人们拿来揄扬的有关“文艺救国”的大事。相反，他的大量业余时间投注在类似胡适先生“整理国故”的“事业”上，而这一点正是走出“沉默”期过后的鲁迅不遗余力攻击的所在。

    无视鲁迅整整九年的“沉默”期，直接把12年前（1906）的“弃医从文”与12年后（1918）的文艺启蒙接续起来，研究鲁迅的“文艺救国”思想，实在不能算一个小的疏忽。它的直接后果就是过分揄扬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始举动，看不到此原始壮举掩盖下鲁迅思想真实的初始状态；自然也就发现不了鲁迅思想内在的深化过程，同时，也不能更好地理解12年后鲁迅的思想高度。难道12年后的鲁迅仅有知识素养的累积储备?经受过文艺实践的挫折和社会生活的洗礼后的鲁迅对文艺、对国民、对民族没有新的认识?鲁迅后来回忆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⑤这无边寂寞的苦痛就表明鲁迅不甘心于远离自己既定的理想，却又不得不远离；而“回到古代去”也绝不是磨刀霍霍有意识有目的地去做知识素养的储备工作，而在我看来，为了“麻醉自己灵魂”的解释倒更合符实情。鲁迅为何要“麻醉自己的灵魂”?从他几近于自残自虐的行为中，从它长达九年的时间跨度中，我们就可以想见，这绝不是任何复杂的客观原因（诸如由国外到国内学习工作环境变迁等之类）可以解释得通的。那么，他的内在的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什么思想上的障碍阻隔了鲁迅与理想之间的通道?

    对此，学术界有种种解释，但鲁迅自己的解释却强调“铁屋子”的发现，他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⑥鲁迅说得很清楚，他放弃文艺启蒙的理想不是因为别的，就因为他发现自己启蒙的对象（读者）居住在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中，自己热情的启蒙并不能给他们以出路，反而让他们陷入了“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中”。如此没有出路而且徒然增加国民苦痛的理想固然只有选择放弃了。可是，九年后，在“确信”破毁铁屋子的希望有“必无的证明”⑦的情况下，鲁迅又重新拿起了“文艺启蒙”的武器，而且从此终其一生，没有再放弃过。那么，鲁迅是如何破解“铁屋子”的难题的呢?，显然，鲁迅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以及其独特的个性标示在“铁屋子”难题的发现处，而鲁迅思想新的高度却标示在“铁屋子”难题的破解处，因为“铁屋子”难题的破解意味着鲁迅走出了整整九年的思想的迷茫区，一个卓越思想家九年的沉默，九年的困惑，九年的思索，九年的黄金岁月，九年的难题被破解……；这其中沉甸甸的分量，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在此，我们不可能全面回答鲁迅究竟是怎样破解“铁屋子”难题的，但勿庸置疑的是，“诊者”与“治者”的角色分离，是鲁迅走出九年困境的前提条件，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因为，铁屋子的发现，使鲁迅的思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惊醒昏睡者”与“破毁铁屋子”两个问题紧密联贯的恶性循环中。鲁迅把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贯在一起，也即把诊与治两者联结在一起，把后者作为前者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在铁屋子万难破毁的前提下，则万不可做“惊醒昏睡者”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因为不可做“惊醒昏睡者”的工作，则铁屋子就愈加没有破毁的希望，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最后只得陷入思维和行为两方面的瘫痪中。

    铁屋子的发现使许多原来不曾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都浮出现实的地表，特别是“治”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与己无关的可以悬搁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连带发现是发现了“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未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⑧。

    可以断定，只要鲁迅的思想依然模糊在“惊醒昏睡者”与“破毁铁屋子”两个问题恶性循环的联贯中，也即模糊在“诊”与“治”恶性循环的紧密联贯中，把后者作为前者存在的前提条件，那么鲁迅就无法走出启蒙的困境，因为与无望之“治”连带而至的是无用之“诊”，其最后结果是“诊”与“治”二者俱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