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一直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终于向汉语言的主要书面系统文言文发动总攻。时势转毂，人心思变，仅仅三年，数千年雄踞至尊地位的文言文系统奇迹般地一触即溃。1920年，教育部颁布命令，全国的国民学校废除“国文”和文言文教科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从此，本是一条连贯河流的中国文学，在后来的文学史书写与阐释中被人为划分成了古代与现当代两个泾渭分明的学术界域，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
如此划界在肇始时未必没有合理性，最起码标示了新文化与旧文化决裂的强劲姿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负面效应乃愈发凸显出来。单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一个成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本应具备古、今、中、外多个层面的知识架构，古典文学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学养。但众所周知，现状很不如人意。很多现当代文学学者不通也不屑通、不愿通古代文学，结果是只围着短短几十年的文学现象打转，或者只进行西方本位的隔靴搔痒式的阐释。反之亦然，知识架构相对可以简单一点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也存在不少固步自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比较隔膜的现象，结果是既缺少当下关怀，也不易说清楚某些重要问题（尤其涉及流变的问题），从而给自己的研究留下不小的空白和缺憾。有鉴于此，一当学界提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命题，意图将割裂了的中国文学之整体重新融合对接，海内海外，和者如云，可谓极一时之盛①。研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借用太史公的名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就是要穿透人为设置的诸多障碍，以贯通的学术眼光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流向。以古今散文之间关系为例，现代学术史其实已经有了比较多、比较成熟的讨论。如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维之《李卓吾与新文学》②，相形之下，古今诗歌之间递变传承的关系其实更见复杂，更加重要，也更容易被漠视，从该命题的宏观到微观层面一直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关注。其中，20世纪的诗词（为区别新诗与白话诗的创作，一般也称旧体诗词）创作应特别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不仅是一个蕴涵着巨大学术价值的“富矿”，更应该成为我们日益疲惫的中国诗歌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力点。
从一般的学术史视角来看，古典诗歌历经数千年沧桑，终于在白话文运动蔚成壮观之后归于沉寂。但是究其实质，古典诗歌乃是一座停止了喷发的火山，一条干涸了的旧河道，在火山内部仍涌动着炽热的岩浆，河道下面仍潜藏着澎湃的暗流。它默默地蓄积着极其汹涌的气派和能量，一旦处于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或与某些特殊的人物灵犀暗通，就会破茧而出，洄漩激荡，奏出或昂扬慷慨、或凄婉悱恻的异样音调和旋律。所以王仲镛说：“五四以后七十余年来，排斥者固已不遗余力，而好之者犹绵绵不绝，且日已富。”③可是，这么重要的一部分诗歌创作数十年来却既被古代文学研究所冷淡，因为作者都是现当代人物；同时也被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所厌弃，因为那是“新人物”写的“旧东西”。于是，20世纪诗词写作成了一段可以置诸无闻无见的“聋区”和“盲区”。但毋庸置疑的，它是现当代文学中不可遮蔽的客观存在，更是完整的诗歌史研究不可割裂的一脉珍贵泉源。
至少就古典诗歌来讲，粗暴地把1919年划作所谓的“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界点的作法，其捉襟见肘的窘态如今已经很分明了④。以“五四”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化的大力抨击与荡涤尽管成效卓著，但由于它自身的稚嫩、欠缺，更由于古典文化的韧性、生机，真实的历史上并未出现新文化风卷残云、江山一统的大好局面。姑且不论彼时南社、康梁、宋诗派、学人群体以及大量的遗老遗少仍津津有味地进行着古典话语的操作，即便“新文化”中人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等不也时不时地反顾“古典”，以诗词来表述某些不宜以白话来抒发的情绪么?作为著名新诗人的闻一多在从事多年新诗写作以后，反而有这样的表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⑤，而另一位新文学“急先锋”郁达夫的近体诗创作则完全可以与一流的古代诗人把臂入林而毫无愧色，这些不都是很耐人寻味的事情么?如何认识在新文学勃兴的情形下旧体诗词（其实也包括文）仍葆有相当领地和能量这样一个事实?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可以概言，此处仅就一己思考所得，略为芹献。首先，以“文化极端主义”（金耀基语）的态度粗暴地认定凡是新的就是革命的，就是先进的，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凡是旧的就是反革命的，就是落伍的，就是逆流而动的。这样一种看法曾经很时髦，甚至被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却理应被今天开放、理性的学术研究所反思和扬弃。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心灵格式的古典诗歌在现代文明背景下依然持续挥发着它特殊的记录功能、抒情功能，20世纪的诸多事件、人物、生态、心态均载运于诗词写作当中，镌刻出深厚而独特的印迹，因而构成了其它时代、其它文体所不能取代的“这一个”。同时，旧体诗词本身所特具的艺术魅力，诸如韵律、格调、节奏、意境等也绝非新体诗可以替代和掩盖。时代发展至今，被某些人判定早就该死亡了的旧体诗词非但没有死亡，反而被相当数量的现代人所喜爱、讽诵，进而吟写不辍，这是旧体诗词仍富于强大活性的坚实佐证。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死抱住高头讲章自欺欺人。
再次，把视野放得宽宏一些，文学本无新旧之别。或者可以这样说，新文学中并不乏陈腐，而旧文学中亦可以容纳清新。不以文学之特质衡论高下，而以时代之先后强为轩轾，这绝非科学态度，而是一种简单、浅薄、门外汉的作法。1922年吴芳吉就在《湘君》首期发表的《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说：“真正之文学，乃存立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非妄即讹也。”同年，“学衡”主将胡先也表示：“诗之功用，在能表现美感与情韵，初不在文言白话之别。白话之能表现美感与情韵，固可用之作诗；苟文言亦有此功用，则亦万无屏弃之理。”⑥这些曾被有意隔离在历史视域之外的冷静宏大之声是很值得我们回头来满怀尊敬地倾听的。
近年来，学界——包括古代文学研究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从不同的视角对20世纪古典诗歌之命运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切。古代文学界的一端大抵从当下的旧体诗词名家如聂绀弩、启功、沈祖、钱钟书等的创作实践出发，最初只是一种小圈子里的“雅趣”或史料留存的需要而已，所论多为零篇断缣，比较散碎。其中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最为系统，也最为精彩⑦。以专著的篇幅清理者如今仅可见到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⑧和胡迎建《民国旧体诗史稿》两种⑨；现当代文学界的一端则理念先行，其滥觞似乎可追溯到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1985—1986年那次著名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⑩，尽管对话中并未直接提到古典诗歌的估价、比重与分量，但闪现在其间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
转变、过渡”、“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等一系列理念则深刻影响到了不少学人11，引起了诸多延伸性的思考。此后，刘纳、钱理群、袁进、陈思和等近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分别以不同方式关注到了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固然主要因为自身的学养，但恐怕与此次对话也不无瓜联12。在这样大范围的共识基础上，窃以为建构“二十世纪诗词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心目中的这段文体史大体可以分为四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