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穆强调不断重新解释历史的背后，我们隐然可见克罗齐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影子。这固然确证了史家的当下关怀和史学研究中排除先见的困难，但就当日之史学而言，这种解释、“翻新”历史的著史方法，显然很难做到陈寅恪所说的对众多史料作“有统系与不涉附会之整理”，而这一点又理该成为今日全国大学讲授通史抑或一代专史的前提（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361页）。对此，钱穆于1936年9月撰写《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明确表述了与陈寅恪不同的看法：
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簏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152－153页）
很显然，钱穆所说的“亦可商”针对的正是类似陈寅恪上述一文提出的治史思路。后者更强调由考订史料进而寻绎史识、把捉历史的整体走向；而钱穆则倾向于“先务大体”——“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对史料作有统系的整理。毕竟“历史范围过广”，史料也确是“搜之不胜搜”的，钱穆这话也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任何史家在驾驭史料之先未尝没有某种前在的史观，历史研究最终追求的还是一种“有统系”的知识。就此而言，钱穆与陈寅恪应该是一致的。只不过，陈寅恪始终对“先务大体”的整理方法是否能做到“不涉附会”保持警惕，故终其一生很少涉足于此。钱穆则不然，他一生以通人之学自期。1941年4月28日，他在成都江苏省同乡会讲演“我所提倡的一种读书方法”时就讲到：“现在人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治史三书》，266页）。这种“通人之学”的理想，显然也成就了今天钱穆作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通四部之学”的“通儒”形象。但是，钱穆过于看重这种“通”，或者说急于要打破当时占据史学主流的“考订派”之“不通”，又使得他不自觉地夸大了史观的重要性，从而陷入陈寅恪曾批评的“新派”史学研究者的行列。
观照历史的两种进路与史学教育的思考分歧
陈寅恪在“晋至唐文化史”课程的开讲辞中曾明确提出了对当时研究文化史新旧二派的批评：旧派“失之滞”，“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新派“失之诬”，“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22页）。从其对新旧二派的批评来看，他更反感新派。必须说明，陈寅恪素非守旧之人，30年代初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即强调：“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认为这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4－285页）。但是，对于某些“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的史观派，陈寅恪则极力反对。
我们注意到，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也提出所谓“近世史学”的三派——“传统派”(亦称“记诵派”)、“革新派”(亦称“宣传派”)和“科学派”（亦称“考订派”，实指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他认为“传统派”和“科学派”的问题在于“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这与陈寅恪所批评的旧派正相同。而他所说的“革新派”，则“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这实即陈寅恪所说的“新派”，亦即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抑或鲁滨逊新史学派。三派之中，钱穆虽均予以批评、指斥其弊端所在，但相对而言更欣赏“革新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国史大纲》，3－4页）所以有论者就此指出，钱穆此后对于“新史学”的理想即“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陈勇：《钱穆传》，184－187页，人民出版社2001）。但这种调和汉宋的努力只能说是钱穆的一种修辞。在其治史历程中，钱穆虽也强调“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11页），但实际却更偏向社会科学化史观的树立——近乎陈寅恪所批评的“新派”，侧重运用一些引进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强调通史教育与史学教育的普及化问题。
钱穆认为，治史当“先务大体”，“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这一强调“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2页）、对历史作全程贯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并不为错，但是看历史若仅有纵向考察而无横切面的细究则显有不足。
就观照历史的进路而言，陈寅恪曾批评过“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缺乏史学之通识”的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也多次在授课中提醒通史意识的重要性，但若联系他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课程开讲中所指出的，则陈寅恪在如何观照历史的问题上似乎更关注“横切面”：
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页80）
讲因果关系，是讲“为什么”的问题；而讲“条件”，则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实侧重对历史作横切面的考察，由这一断面切入历史本身的广度、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元立体的历史空间中重建信史脉络；而前者则注重贯通古今式的照察，关注问题某种确定的状态或某种固定的本质。
由于观照历史进路的不同，也导致钱穆与陈寅恪谈及史学教育问题时注重博通与侧意专深的差异——尽管钱穆不乏专深研究，而陈寅恪专深的背后也始终有博通在。不过，后者显然更强调大学研究的精深特质，而前者则更注重历史知识的普及化问题。
1935年9月，陈寅恪在“晋至唐史”一课的开讲中指出，“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以其《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为例，笔记共列12个专题，既有史料考辨专题，也有史实问题的专门考辨，涉及晋至南北朝之政治、民族关系、文化制度、民众生活等多方面，但又均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出现。（《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可见陈寅恪所开设的通史类课程，完全是按照一种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思路来展开的。而其“唐史专题研究”课，更采用的是今天各大学研究生教育已较为普遍的Seminar(音译为习明纳, 意译为讨论课)的形式——“此课在开课之初，先讲述材料之种类，问题之性质，及研究方法等数小时，其后再由学生就其兴趣能力之所在，选定题目分别指导，令其自动研究。学期或学年终了时，缴呈论文一篇，即作为此课成绩，不另行考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0页）
另外，在谈到“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类的必读书时，陈寅恪认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最好，但又指出，“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记录这番话的蒋天枢先生在此处有一按语：先生意谓此书已过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94页）。
与陈寅恪相对照，钱穆晚年回忆30年代教授通史一课编写讲义时则写道：“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72页）。这种追求“通”和“全”的概要式教学，在当时也属较为普遍。如雷海宗在1936年10月发表的《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就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83－84页）
对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表现出与陈寅恪极为相反的态度。他于1913年任教无锡四小时即读到夏书，“读之甚勤”，自感“得益甚大”。及至30年代任教北京时，“每常举夏氏书为言。抗战时，受重庆国立编译馆之托审订是书以图重印，后因钱校正繁多而未果，以致钱穆后悔不迭——“素重此书”却因自己之故而导致此书不能广为流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9－90页）。
两相对照，陈寅恪的课程明显偏向专深研讨，抑或可称研究型；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而要称教学型了。当然，有关大学教育到底是该侧重“宽口径”还是讲求“高深学问”至今仍有争论，所以本文也并不认为二者学识高下有别，而只是想指出他们对此问题的不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