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宏图以《南戏的渊源、时代和发源地再议》为题，指出：这个近20年来戏曲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85年前，王国维就已在《宋元戏曲考》中作了精密的论证，并明确解答说，南戏“源自古剧”、“始于南宋”、“出自温州”。争论的双方绕了一个又一个圈子，从浙江的温州争论到福建的泉州，最后不得不统一在王国维的结论上，可见王国维戏曲史论的科学性及其深远的指导意义。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谨认为戏曲自宋元时期诞生以来就备受批评而一直处于文化意义上的非主流地位；直至王国维的出现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正是王国维对戏曲的研究，导致对中国文学传统整体的重构，使得戏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获得了在文学史上的经典位置，终于为史家所承认。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针对《宋元戏曲考》提出三条全新的见解：一、河南开封是元杂剧的最大中心。他说，古今的学者均认为元杂剧是根据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写的，而王国维则认为早期的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移至杭州，这样就存在一个很大矛盾，即北京话能不能说是中州或中原的?可见王国维在说到元杂剧的中心时，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中心——开封，金朝称“南京”。这当是王国维元剧理论的一个缺陷。二、元杂剧应改称“金元杂剧”。他说，明臧懋循《元曲选》收元杂剧100种，近人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收62种，合计162种，差不多是当时的剧本数目了。而这162种当中，以河南开封、洛阳及河南其它城市为中心的大概有68种，占现存金元杂剧的42％，以大都为中心的权占全部剧种的23％，可见杂剧以河南为最兴盛。河南曾是金朝的领地，杂剧在金朝就有了，加上《中原音韵》的问题，所以，元杂剧应改称“金元杂剧”。三、《西厢记》杂剧是金代剧本。他说，关汉卿的散曲〔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见隋树森《金元散曲》上册)中，有许多文字和《西厢记》杂剧一样，可见关汉卿年代已有《西厢记》了。明朝有很多人研究《西厢记》，他们称“王作关续”，即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他们都认为王实甫的年代比关汉卿早。另从王实甫的杂剧《丽春堂》十分真实地描写了发生在金代的事件也可推知他为金人，可见王实甫为金人无疑，其《西厢记》亦写于金代。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洛地则提出“元曲杂剧兴于南方说”，他从六个方面进行考证：一、从刻印地点考察；二、“西湖旧本”的启迪；三、元曲之“时”；四、元曲之“地”；五、元杂剧的演出体制；六、其它。这是他近年一直努力探索的问题。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建明重读《宋元戏曲考》之后认为，戏文与南戏是两个不同的剧种，戏文产生于南宋，又称宋戏文；南戏形成于元明间，又称元南戏和元明南戏。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但不是同一戏种，前者是父，后者是子，”彼此在“剧本体制”、“角色行当”、“音乐曲调”方面均有区别。会上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戏文与南戏是一个剧种，不应该分开，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成熟而已。
    围绕《人间词话》，研讨王国维的戏曲美学 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锡山把王国维的美学理论概括为天才说和壮美优美说、古雅说、苦痛说、游戏说、自然说和赤子说、意境(境界)说、美育说、功利观、悲喜剧论等诸方面，并称其是一个宏伟的意境说美学体系，除古雅说为纯粹国货外，其它皆为完美融会中西之学之产物。其中与戏曲有直接关系的是“意境说”和“悲喜剧论”。他认为王国维的意境说，在《人间词话》中概括为’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而在《宋元戏曲考》中则改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所以这样改，一则是因从论诗词改为论戏曲，二则于改为论戏曲之后，显然受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的“摹仿说”之影响。所谓“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必须是戏曲作品能真实写出自然景物之原貌、事物的真实原貌才能达到。推而广之，王氏境界说中的“不隔”、“有境界”等，均有摹仿说有关。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大风、沈祖安则重点谈王国维的意境说。周大风认为评判文艺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看它是否有意境，意境即“自然而已”，它对戏曲、音乐、舞蹈创作都很重要，无论第一创作、第二创作、第三创作，都离不开它。沈祖安指出王国维戏曲美学的主要成就，一是意境说，他认为戏曲中倡意境之说，是戏曲研究的主旨，亦是戏曲创作之骨髓；二是“有”、“无”说，即《人间词话》提到的“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的意思；三是“隔”与“不隔”之说，他认为王氏所说的“不隔”是指纯粹写自然景物而不把个人心境掺进去，而状物寓意、以景抒情则谓之“隔”了。他还认为不能把王氏的“境界说”和“悲剧观”并列，因为前者比后者重要，后者还不是王的创见。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钱世明指出王氏的《人间词话》是融创作心得与艺术审美理论为一体的著作，忽略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有成就的词人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词话。
    探讨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研究方法和成功原因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安葵描述了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三个历程：一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称“中西二学，贯串精博”为王国维“独上高楼”，架设了坚实的云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称王国维成就卓著，凭藉的不仅是天才和灵感，更主要的是勤奋，虽饱经挫折，遍尝艰辛，以至“筚路蓝缕”，“衣带渐宽”，终不放弃对理想的钟情和执著追求；三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称其历尽艰辛、苦苦追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他所钟情的“佳人”，那就是“民族艺术的长处”，“中国戏曲独特的美学价值”，王国维终于成为中国戏曲史学的不祧之祖。湖北大学副教授朱伟明认为王国维戏曲研究方法与乾嘉学派一脉相承，充分占有资料和详尽考证过程构成他的学术专著的坚实基础，然王氏的成功绝不仅是在资料的发掘、辑录和整理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运用独特的学术话语和宏观与微观交叉互补的方法对零散、琐碎资料的选择、排列、处理和论述中，表现他对戏剧艺术特征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目的则是为了建构中国戏曲史学的完整框架，填补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