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过中国第一部文学史的东吴大学教授黄人在清帝逊位前一年刊布《国朝文汇》，这部五百卷的巨帙为清文的结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自80年代初开始，钱仲联教授著《清文举要》授及门诸生，示以从入之途；谢飘云教授曾负笈吴门，从钱老受清代诗文，归粤潜研十余载，终于结出硕果，向学术界奉献了一部30万言的《中国近代散文史》。面对优秀的清文及近代散文遗产，这三代学人都通过自己的探讨作出历史的回答，如果说，《国朝文汇》旨在存目传人，《清文举要》主要是传授师法和家法，那么，《中国近代散文史》则重于描述晚清、近代散文的文化慧命，阐述中国散文的近代转型。

    美国史学家莫·曼德尔鲍姆在其《历史中的客观主义》中说：“任何一部专门历史，如有一个中心题材，它就构成这部历史所记载的各个事件的一种联系形式。”在具有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涵盖面的近代散文中，这种意味的“联系形式”至少有三层文化内蕴。

    首先，作者极其重视文体发展过程的整体性研究，充分调动了“文体”本身具有的整合力。现当代许多综合性的和专体性的文学史著作都不同程度重蹈古已有之的“文苑传”式的写法，往往体现为文学的“事件的总和”，而不是“过程的总和”(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语)。作者在写作“近代散文史”时，不想将自己的笔约化为一根按时代先后机械串联散文作家、作品的线条，他的研究视角与写作重心已表现出富于哲理色彩的“转移”：近代散文的近代化过程乃是中国散文必然的文化转型，近代散文的发展史有如“多声部”合鸣的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章，第一重奏为鸦片战争之前涌出现一批末世批判者，他们的散文洋溢着批判理性之光；第二重奏则是鸦片战争之后痛心疾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先行者们的探索，“睁眼看世界”的新风已不惬于古雅的形式了；第三重奏是维新派的文体创新，真正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文界革命”；第四重奏伴随着民主革命的风起云涌而显出惊涛拍岸的雄放，奠定了现代散文的美学原则。这四重奏所昭示的文体变革实质上乃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内在表征之一，呈现为思想史意义上的同步嬗变。当然，作者并没有将这一嬗变无限扩大为散文发展的全部，新美典的形成作为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仅仅是先锋型精英的创造，实有赖于更为广阔的文学、文化基础，在作者笔下，晚清时期在散文创作的数量和广度上占有相对多数的传统古文也是近代散文史上的动情和弦，传统在与时俱进，传统散文所抒写的优美篇章恰恰为新美典的奠定营造了浓郁的精神氛围，作者用较大的篇幅阐扬姚莹、梅曾亮、吴汝纶、黎庶昌、郭嵩焘、严夏、林纾等人散文创作的积极因素，从中厘清并进而揭示出文化新变的逻辑起点和美学基础。不难看出，作者试图打破既往的“反拨”、“斗争”的发展模式，重构一种更加个性化、更高境界的“长时段”内在关联的整体发展模式。

    其次，作者非常注重探讨散文文体的创造尤其是散文语言的新美典的确立过程。作者认为散文的语言是主客体互相渗透的，既是内容又是形式，既是文学又是生活语言，不仅包括了作家的才华、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在文学表达中形成的风格，而且蕴含着耐人寻味的韵味、情趣、色彩的语言，更明确地讲，语言本身就是存在的诗意栖居，“亮敞”与“澄明”着个体化世界存在的最大可能性(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语)，近代散文的语言渐渐抛弃程式化的古典语象而走向生命存在的本质，近代散文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一种真正的“近代写作姿态”。当中华民族被历史性地推到世界舞台的前沿时，近代散文家蓦然发现自己和自己民族、国家的命运已不可能用传统话语来表述了，例如黎庶昌、薛福成、王韬、冯桂芬等或走出国门亲身感受西方文明或沐浴西学东渐之风，在行文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代表新事物、新观念的名词，结构风格大大背离桐城义法，渐开一代新风；而梁启超杂取西洋东洋名词、文法，打破文言紧凑的结构，扩展句子长度，顺应口语舒展的自然文气，创造了风靡全国的“新文体”；民主革命者则采取较为纯粹的口语写作鼓吹革命的文章，以期其有效地唤醒民众、推动革命，亲随着革命的成功而以政府行为的方式确立中语的合法性，这就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打下了必然性的伏笔。近代散文语言逐渐走向白话的过程，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和同时期的民间白话文学创作活动，也很难判别其与民间白话创作的因果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精英自觉寻找近代生命、情感和话语方式的完整凸现，其雄放、浅直与流畅的文体风格蕴涵着更深刻的散文的自觉，“近代写作姿态”不仅综合了文化精英的创造与民间艺术活动的内在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初步实现中国散文与世界的理性接轨，中西文化交流使散文创作呈现双向性发展，臻于“文言合一”的境界，作者对于文体转型、语言文化创造的描述与论证精确入微，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