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
    陈平原《从言辞到文章从直书到叙事》(秦汉散文论稿之一)及《百家争鸣与诸子遗风》(秦汉散文论稿之二)〔35〕，是两年中先秦散文研究中最为出色的两篇。虽然是鸟瞰式的评论，但因为对评论对象有着通览全局、融会贯通的把握，故能够将微观与宏观恰好地结合，显示出敏锐的知见。作者并未援西哲以说法，也未借助很多本学科以外的新方法、新概念，而自有开阔的视野和雍容的气度 比如论到从言辞到文章，他指出了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其中说道：“先是列国外交，使者聘问，言语真有兴邦或亡国的功效，自是不能不着意经营。后又处士横议，立谈可以取卿相，辞令成了死生穷达的关键，难怪时人苦心钻研。行人之从容委婉与游士之铺张夸饰固然异趣，但‘尤重辞命’却是一致的。相对于《尚书》中帝王诰谕臣民的‘直言’，《国语》所录行人、游士之‘辞命’，已经有浓原的文学意味。”“也就是说，记载先秦史事之文章风韵，与其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使臣、游士对文辞的刻意修饰有关。”论汉代文章，则指出：“从游说诸侯，转为上书进谏，大一统帝国的读书人，难得再有先秦诸子的自由想象与独立思考，不管是指摘时弊，还是出谋献策，注重的是可行性，与先秦诸子‘性善性恶’，‘有名无名’，以及‘名实’、‘王霸’、‘法术’等抽象思辨，颇有差距。”“比起后世诸多既无独立见解偏又喜欢高谈阔论的‘伪体子书’来，汉代之文毕竟有生气，有学识，或许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太令人兴奋了，汉人论政论学之文似乎总在其笼罩之下，‘学识’有余而‘玄思’不足，尤其缺少直面宇宙、历史、人生时的大感动、大疑惑与大惊叹。随着佛学的传人，‘玄思’在魏晋文章中再度复活；至于‘好奇心’与‘想象力’，此后便不无遗憾地转让给了小说家。”虽然未必尽发前人所未发，但它却以一种具有学术修养的叙述语言与叙述方式，为先秦两汉的文学研究带来生气。

    作为专题研究，于孔子和《论语》，多集中于他的诗学理论；于《庄子》，则以哲学理想、美学思想为多，而重复的意见很不少。杨广敏《让心灵充满理性光辉——孔子诗学观念的文化学阐释》〔36〕认为“《诗经》中整齐的句子，和谐的韵律，是一种美，一种自由，是美感的玩味对沉溺情感之中的心灵的征服。”“在《诗经》中，人们不但对于自身的痛苦，保持了自己存情感反应与呈现上的优美，甚至在对某种丑恶现象加以斥责嘲讽之际，仍然保持着心灵的开阔与情感的美好。这就是为什么孔子说可以‘怨’，而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理由了。”“它强调，面对罪恶、苦难，仍然坚持人性的尊严与真实，透过创作而将它们转化为艺术的悲壮与滑稽的美感。因此，所谓‘无邪’就是不得意忘形，不痛不欲生，不怒不可遏，不失人的尊严、‘道’的光辉，所以诗有助于正身，有助于立德。”于迎春《〈庄子〉思想的文化渊源》〔37〕则指出：“庄周的学识不仅部分地可在旧闻、故说中寻到踪迹，为‘古之道术’所涵纳、兼摄，而且在战国时代或更先的学者，包括那些术艺不同的学者那里，构成庄周学说基本的一些论题和观点，亦成为他们的信念和支持。”“庄周巨大的创造性首先在于，他不仅将这些大体有所本的理论、看法结撰为一体，并与来自生活的活生生的人生体验和感喟打成一片，而且将‘道’——他对世界的总看法，进一步虚化，化为人心灵的至高境界，从而建立起旨在精神超脱的纯粹的形而上学。”
    史传散文的讨论，仍集中在《左传》和《史记》。单周尧《读〈春秋经传集解序〉五情说小识》〔38〕，举《左传》中的具体事例，对所谓“五情说”作了归纳，指出：“‘微而显、志而晦’，主要谓字面之效果；‘婉而成章、尽而不汗’，主要谓书写之态度；‘惩恶而劝善’，主要谓其对社会之影响。”“要之，杜预《集解序》将‘微而显’等平列为五项，似有可商；其释‘志而晦’，亦觉不当。‘婉而成章、尽而不汗’实不必皆因旧史，而《传》之释《经》，未必即为《经》意。”孔慧云《〈左传〉用〈诗〉初探》〔39〕认为，《左传》中，“《诗》是作为一种具有伦理或法律规范效用的‘公理’而被称引的，再确切一点说，就是作为‘礼’而被运用的。引用者的目的即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合于‘礼’的规范。以人类学的观点看《左传》的这类用《诗》，与原始社会中某些民族引用神话、谚语作为法典的现象是一致的，都属尊崇仿效祖先智慧的稽古现象。只不过《左传》中以《诗》为礼的用法，大大多于以《诗》为法的用法。然而，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礼，尤其是春秋时代的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仅是‘礼禁未然，法禁已然’而已。”李少雍《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40〕，从“文”、 “史”概念之变迁的角度，讨论所谓“前四史”的文笔与史笔，而着重揭出各自的文学特点，立论坚实，分析精当。
    杨宽《〈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41〕提出：“这部书之所以有真实的史料价值，由于作者采自一个从西周留存到战国的游牧部族河宗氏的祖先神话传说。他们从西周以来，世代口头流传着祖先河宗伯夭参与周穆王长途西游的神话传说，从一个引导者变成了周穆王的随从官员，结果得封为‘河宗正’的官职，从而使这个部族得以兴旺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他们整个部族的光荣历史，世代口头相传而不替，直到战国初期才被魏国史官采访所得，成为《穆天子传》的主要内容。这种原始的游牧部族所传的祖先历史，本来是和神话传说分不开的。”
    许结《论宋玉赋的纯文学化倾向》〔42〕认为：“宋玉赋首次将‘赋’作为自觉的文体脱离先秦‘诗’的襁褓，标示中国文学由《诗经》而《楚辞》到‘汉赋’演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宋玉的宫廷赋，在内容上自抒情怀，文思尚美，寓庄于谐，使赋体的纯文学化倾向得以宏扬、发展；而其创作形式，也为汉赋奠定了艺术基础。”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功学林，至今学者称善，然而其中却不无疏失。王利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证误》〔43〕条例严辑之误凡二十五，曰“析疑”，曰“赏奇”。不过严氏之误究属贤者之失，“析疑”，足矣。
    两汉文学，则关于赋、尤其是所谓“汉大赋”的讨论比较多。刘昆庸《汉赋山林描写的文化心理》〔44〕认为：“理性意识的渗透和空间知觉的强化，使汉赋对外在自然的描绘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这是对自然的理性化的、冷静的、客观的、甚至是一种‘非常冷冰冰的眺望方式’。”杨九诠《论汉大赋的空间世界》〔45〕则指出：“没有空间世界及其结构，便没有了汉大赋，开展着的空间是汉大赋一切表象形式的统率者。”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天下一统的广大一体的物理空间使人们在其范围内玄思遐想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一统天下的皇王将相以及这天下里的知识层的发扬蹈奋，使人们更加饱满激情地关注着作为人类自身家园的现实空间，对它进行肆意的装饰与竭力的歌唱。汉赋中的具体事与物正是处在赋文空间结构中，才呈现出含有特殊意味的事态与物态，汉赋的艺术张力在于它的空间结构以及经其组合控制而塑造成为千奇百怪的事态与物态之中。”汉大赋的细部描写具有一种特殊的装饰性，即它装饰的乃是赋体空间。“‘赋家之心’固然包含着创作灵感与艺术想象的普遍内容，但‘赋之迹’的工艺操作特色却给‘赋家之心’带来了特殊面，亦即那种在以后渐渐消失了特殊创作心理实在性。我们把汉赋的这一特色与汉代繁复、精致、豪丽的漆画雕器、珍绫绣锦的工艺品相比，便可见出这一时代艺术风貌的一个特殊面。”
    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一篇《神乌赋》，1996年8月，《文物》杂志将《神乌赋》赋文刊出。此后很快引起学术界关注。《中国文化》1996年秋季号发表的扬之水《神乌赋谫论》认为：一，《神乌赋》的出土，证实此前研究者的一个设想，即两汉之际，骚赋、文赋、俳谐体赋之外，更有一种如《神乌赋》之类的民间俗赋并列于世。二，《神乌赋》是敦煌石室所出《鷰子赋》的祖本。三， 《神乌赋》之“赋”，简牍作“傅”，由此可以证实清人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提出的一个意见，即《汉书》所云淮南王安作《离骚传》，应为“离骚傅”，亦即“离骚赋”。《谫论》并根据《文物》所刊《神乌赋》竹简释文，对赋文作了简要的注释。文物1997年第1期刊发了裘锡圭《〈神乌赋〉初探》，《初探》对《神乌赋》作了比较准确和详细的考释，于“傅”之为“赋”的问题亦有进一步的讨论。同期发表的刘乐贤、王志平《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以及此后周宝宏《汉简〈神乌赋〉整理和研究》〔46〕，马青芳《〈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47〕，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48〕，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49〕等，对赋文的产生背景以及所反映的内容均作了更为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1〕以人大复印资料为基础，略事增补。
    〔2〕《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3〕《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2期。
    〔4〕《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
    〔5〕《北方论丛》1996年第5期。
    〔6〕《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7〕《培训与研究》，(《河北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8〕《文史哲》1996年第5期。
    〔9〕《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10〕《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
    〔11〕《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2〕《大陆杂志》(台北)第92卷第5期，1996年5月。
    〔13〕《思想战线》1996年第5期。
    〔14〕《文史》第41辑，中华书局1996年。
    〔15〕《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5期。
    〔16〕《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17〕《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8〕《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19〕《河北学刊》1996年第1期。
    〔20〕《文史哲》1996年第2期。
    〔21〕《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
    〔22〕《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23〕《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
    〔24〕《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8期，1996年3月。
    〔25〕何仁富《试论楚文化的“酒神精神”——对古代长江文化精神特质的初步探讨》，《东方丛刊》1996年第1期。
    〔26〕梅琼林《世纪末：楚辞学研究方法的当代反思——兼论林河、萧兵、毛庆等人的三种阐释倾向》，《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27〕《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
    〔28〕《殷都学刊》1997年第1期。
    〔29〕《贵州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30〕《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
    〔31〕《汉学研究》(台北)第15卷第2期，1997年12月。
    〔32〕《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33〕《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又，《绍兴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有作者同样题目的一篇，无缘寓目，未知内容是否相同。
    〔34〕《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35〕《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1997年第5期。
    〔36〕《东方丛刊》1997年第1期。
    〔37〕《中国文化月刊》(台北)第196期，1996年2月。
    〔38〕《燕京学报》新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9〕《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7期。
    〔40〕《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41〕《中华文史论丛》第5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42〕《阴山学刊》(社科版)1996年第1期。
    〔43〕《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44〕《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45〕《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
    〔46〕《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2期。
    〔47〕《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48〕《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49〕《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