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盛唐
有关隋诗研究的论文有六篇；康震《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126〕和《历史的追溯：对隋代诗歌的文化阐释》〔127〕、曹道衡《论隋代诗歌》〔128〕、霍然《论隋代诗歌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129〕、党银平《试论隋人对唐诗繁荣的积极作用》〔130〕、王祥《试论隋诗渊源走向与隋唐之际诗坛》〔131〕。康震《隋代诗歌的文化渊源》从隋代诗人角度入手，探讨其文化制度渊源。认为隋代诗人有三类：一，西魏、北周入隋之关陇集团，如杨广、杨素、牛弘等；二，东魏、北刘入周隋者，如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等；三，梁、陈入隋者，如虞世基、许善心、王胄等。其中后两类是主力，故隋代文化同北魏、北齐一脉相承，对梁、陈亦多因袭，于西魏、北周文化则较少关注。曹文认为，南北朝时期，北方文人在诗歌创作上虽已自觉模仿学习南方文人，且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仍多少有些逊色。隋代的统一加强了南北文人的交流，他们彼此唱和，已不再是北人学习南人，而是相互促进；原来保存在南方的典籍大量流入北方，使北方文人得以借鉴的前人作品大大增加，对隋诗发展起了很大推动，由此形成南北文风的融合，为唐诗繁荣奠定了基础。王文则针对一般文学史将隋诗附骥于齐梁之后、认为隋朝诗风源于齐梁的“南朝文学情结”，在认真剖析北朝诗歌传统和风格的基础上，提出：“隋朝诗歌尽管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在主导精神方面继承的仍是北朝诗歌传统，其底色也还是北朝诗歌的底色。”文章从诗歌创作的缘起、诗歌的具体表现两方面论证了上述观点，同时描述出隋诗以北朝诗歌为底色在文帝和炀帝两个时期，南北诗风相融合的轨迹，尽管这种融合基本上还处于自发自为的无序状态。
综论初盛唐诗的论文有荆立民《初盛唐诗人的另一种人生追求：兼探李白游仙诗、王维山水田园诗的内蕴》〔132〕、何平《初盛唐五七律登临诗论略》〔133〕、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134〕和《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135〕。葛文前一篇对唐前期各族文化交融的主导倾向究竟是胡化还是华化这一问题加以重新审视，文章认为，由于入华胡人的华化程度远高于华人局部的“胡化”，而且唐政府在施行教化时以传统为准绳，对外来风俗的传播有抵制有批判，所以唐前期各族文化的交融是以华化为主导倾向的。葛文后一篇从字法句式和篇法结构等方面探讨七言歌行形制体调的规范问题，藉以揭示初盛唐歌行艺术发展变化的某些内在原因。文章以发展的眼光辨析七言歌行与七言乐府、七言古诗的差别：“大体说来，从梁陈到初唐，非乐府的七言古诗的总体趋势是逐渐歌行化。四杰之前，七古与歌行尚可区分；四杰之后，二者已难以辨别；至盛唐才各有分野。”“总之，从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可以看出：歌行确实是一种流动性较强的诗体样式。其形制特征只是在某一个时期之内，才有相对的固定性。大体说来，从齐梁到盛唐，包括李白的变格在内，歌行虽然经历了若干层次的演变过程，但由于和乐府的关系密切，仍有相对固定的形制特征。……而从杜甫开始，则呈现出向汉魏五言‘行’诗和无歌辞题的七言古诗靠拢的趋势。”
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文有林继中《初唐：宫廷诗的消化》〔136〕、邓小军《初唐诗：唐诗精神的跃动》〔137〕、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述略》〔138〕、卢国栋《初唐诗坛的光辉》〔139〕、张晶《初唐歌行与诗风嬗变》〔140〕、王启兴《初唐三诗人重出诗篇考辨》〔141〕、杨墨秋《初唐诗杂考》〔142〕等。唐诗的自立过程就是对魏晋以来诗歌传统的整合过程，林文考察了初唐诗歌对宫廷诗的改造消化过程，并从这一过程中审视雍容华贵的宫廷诗如何成为唐诗的底色。而邓文则认为：“初唐诗的真生命，不在于宫体与应制诗的旧传统，而在于突破旧传统而跃动起来的新精神。这就是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富于同情心、进取心的人性人道精神，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美的艺术精神。”王文在掌握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沈佺期、李峤、刘希夷的重出诗逐一加以辨析，断其归属。杨文涉及对象则更广，如“沈佺期《伤王学士并序》系年辨”一则，纠正连波、查洪德《中州名家集·沈佺期诗集校注》〔143〕所系“神龙元年正月元旦后几日”之误，考为长安四年秋所作。又如考《和上巳连寒食有怀京洛》非孙逖诗，乃沈佺期诗：《巫山高》非沈佺期诗，乃张循诗，等等。
有关盛唐诗的研究论文有刘畅《盛唐之音形成的审美契机》〔144〕、霍然《论盛唐边塞诗与唐人社会心态》〔145〕、李艺《论“盛唐气象”对盛唐山水诗的滋养》〔146〕等。构成盛唐之音的南北风气融合问题向来为学者所关注，但研究中有些只是罗列现象，不究原因，有些究竟原因者又多只注意社会、时代，而忽略了南北审美风气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还有一些即使注意到了地域特点也往往流于空泛，刘文则详细分析盛唐之音由北方文化气质和审美理想处于主导的四个方面的证据，并归纳出北方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观大、性凉、景异、积厚，最后阐述南北文化融合，刚健质实(北方)为其骨，柔婉华丽(南方)为其肤，相依互补，形成盛唐之音的观点。霍文认为，唐代边塞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已迥异于前人同类诗作，具备了盛唐之音的特殊品格与资质”，“边塞题材的立功主旨在盛唐诗人这里已升华为一种无上的光荣”，“盛唐热烈灼人的社会氛围孕育了龙虎之姿的边塞诗人群，边塞诗人群风云际会掀发的浪漫又反过来弥漫了整个时代与社会。”有关盛唐文学的研究论文还有张玉璞《论盛唐干谒》〔147〕等。
以上是综论性文章，下面介绍有关具体作家的研究论文。曹丽芳《王绩与山水田园诗派》认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陶潜的田园诗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络，它是在陶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王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题材视点上，他第一次把山水诗和田园诗结合起来写，表现出田园中的林泉之致；在对待人生行藏的态度上，王绩是从陶潜固志守穷到王维身心相离的中心环节；在诗歌表现手法上，王绩开始注意创造物我相融的境界美。研究王绩的论文还有马海英《无奈的选择，适意的归宿：论王绩的性格及其归隐》〔148〕、张海沙《“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教思想及其文学实践》〔149〕、刘建春《王绩咏酒诗初探》〔150〕。许总《论四杰诗歌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151〕认为，尽管卢骆与王杨在诗体专擅及艺术成就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与侧重的不同，但是从文学史宏观意义上看，他们共处于唐诗的质的成型阶段，其诗歌创作与价值指向则是协和与一致的。作者还另有《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152〕。霍然《初唐四杰与唐人诗歌审美观念的回归》〔153〕认为，以四杰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代表的唐代诗歌审美观念的更新，可以说是隋唐时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昔日关陇豪强那令人燥脾的豪雄之风，在一度迷失之后，首次在初唐四杰这一代人的理论与创作中复现。陈子昂的研究论文有赵治中《“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吟”：论陈子昂的孤独意识》〔154〕、王祥《陈子昂〈感遇诗〉的诗史意义》〔155〕、徐文茂《论陈子昂诗的使事用典》〔156〕、《试论陈子昂的酬别诗》〔157〕、张锡厚《陈子昂论略》〔158〕、王辉斌《陈子昂婚姻试探》〔159〕、杜浣溪《“云海方荡谲，孤鳞安得宁”：论陈子昂的忧患意识》〔160〕。
寒山子的研究论文有姜光斗《论寒山子的时代、生平与诗歌》〔161〕、陈耀东《寒山子诗结集初探：〈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之一》〔162〕、项楚《寒山诗籀读札记》〔163〕、曹汛《寒山诗的宋代知音：兼论寒山诗在宋代的流布与影响》〔164〕。项文21条札记在对照中日代表版本的基础上，以四部丛刊影宋本为底本，参考中日代表性注本或校正误字，或纠正误注，或发抉奥义，解决了寒山诗研究中的许多难点。曹文纠正入矢义高《寒山诗管窥》“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几乎没有知音”，“宋代写了那么多的诗话，寒山诗一次都没有被提到”的观点，认为“寒山诗在宋代诗人中有众多的知音，影响很大。”刘希夷的研究论文有三篇。玉钰《刘希夷和他的诗》〔164〕将刘希夷31首诗分为两类：闺情诗虽无多少创新，然而在情思之绵邈、词采之精丽、格调之缠绵、韵味之醇郁上，都超过了前人；从军诗则气势雄浑、感情豪迈、境界壮阔、音调铿锵，是盛唐边塞诗的先声。作者还撰有《刘希夷死因质疑》〔166〕一文。陈建华《刘希夷诗初论》〔167〕分析更细密，将刘希夷诗分为咏物抒怀、闺情恋情、怀古咏史、军旅等几类。认为其诗具有景丽、情柔、意隽、思远的特点，摆脱了六朝繁辞缛文的弊病，借鉴了南朝乐府的诗题和六朝诗的遗辞造语，注重了灵性的抒发、理性的升华、言情方式的多变，代表了初唐向盛唐诗风的过渡。李峤是初唐重要的代表性作家，徐定祥《李峤与初盛唐诗歌的革新》〔168〕从考察李峤其人出发，探讨其诗歌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特点，藉以确定唐诗发展史上李峤所应有的地位，是迄今为止一篇较详细的研究李峤的专文。许总《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169〕探讨初唐另一位重要诗人张说的诗歌创作，文章认为，从张说诗歌创作实践来看，其围绕时代性主题为基点与核心的多样化表现特点，几乎可以视为那一时代各种艺术范式与类型的综融。张说对诗境构造方面的努力，一方联系着同时代的刘希夷、张若虚的艺术探索、同时又更多地显示出与下一阶段诗境特征的渗融，是唐诗史两大阶段过渡状态的典型。
陶敏《〈宋之问集〉考辨》〔170〕对现存《宋之问集》的流传存佚和诗作真伪进行考订，分为明刊二卷本《宋之问集》之检视、明刻《宋之问集》中之伪诗、崇祯张本《宋学士集》的功过、从《唐诗纪》到《全唐诗》的宋之问集、《诗渊》中之宋之问佚诗、《襟之问集》十卷本何时亡佚六部分，皆言之有据。其它研究初唐诗人的文章还有葛洪《唐太宗诗的美学评判》〔171〕、高青《论唐太宗李世民的诗歌》〔172〕、朱炯远《〈王梵志诗校注〉商补》〔173〕、段观宋《王梵志诗校议》〔174〕、许总《论杜审言诗歌艺术与美学格调》〔175〕、李芳民《张九龄诗歌系年考》〔〔176〕〕、肖希凤《苏味道考》〔〔177〕〕、陶敏、易淑琼《沈宋论略》〔〔178〕〕、沙先一《试论沈佺期、宋之问的两重人格及其审美境界》〔179〕等。
盛唐诗人中，岑参研究是两年间的热点之一。河南学者廖立有《吐鲁番出土文书与岑参》〔180〕、《岑参出游考》〔181〕，皆收入其以《岑参事迹著作考》〔182〕为名的论文集中。此外有李初阳《试论岑参诗中表现的功名思想》〔183〕、苏北海《岑参的西域诗及历史功绩》〔184〕、安凌《高扬盛唐精神的岑参西域诗作：兼与李杜诗作的比较》〔185〕、江中云《试论岑参边塞诗风物诗的美学风貌》〔186〕、熊飞《〈交河郡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与岑参行年小考》〔187〕、戴伟华《论岑参边塞独特风格形成的原因》〔188〕等。戴文认为，岑参边塞诗的艺术创新来自于对自我、历史和时代的超越，而完成这些超越的契机是入边的地幕府。高适的研究论文有两篇涉及敦煌文献，一篇是邵文实《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189〕，一篇是张锡厚《敦煌本〈高适诗集〉考述》〔190〕。另外还有两篇高岑边塞诗比较的文章：龚军辉《高适岑参边塞诗比较》〔191〕和宁惠英《试论高适岑参边塞诗的不同特色》〔192〕。
王维是与李、杜鼎足而三的大诗人，曾有“天下文宗”的美誉〔193〕。这两年发表的有关王维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0篇，其中《王维研究》第二辑〔194〕收入第二届王维诗歌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25篇。尽管研究中内容重复的弊病仍十分严重，但在生平事迹考证、思想人格探求和作品分析等方面，仍有一些颇具新意的论文。陈铁民《辋川别业遗址与王维辋川诗》〔195〕在两度实地考察辋川别业故址的基础上，结合《蓝田县志》《类编长安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记载及王维诗作，断定冯贽《云仙杂记》以来所持“辋川别业乃一游止达二十处之多的大庄园”的观点并不正确。文章认为，辋川并非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王维在辋川的宅第，也就是辋川别业的主建筑，不在二十处游止内；这二十处游止并非都为王维所营造，归王维所有，也不都在王维别业的范围内。这些结论，有助于澄清对王维辋川隐逸生活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中的某种误解〔196〕。关于王维的生卒年，按《旧唐书》所载卒年、《新唐书》所载享年推定，当为699—759年，但赵殿成考出王维实卒于上元二年(761)，又据《新唐书》所载享年61之说，当为701—761年。而两《唐书》王缙传皆谓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82，据此逆推，他当生于700年。缙为王维弟，却反比王维早生一年，故赵说亦有人质疑。对此，王从仁、杨军、王达津、陈铁民、张清华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毕宝魁《王维生年考辨》〔197〕根据王维《幕容承携素馔见过》诗中“年算六身知”，考证“六身”即指“亥”字，故王维当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岁当己亥，卒年为上元二年(761)，享年63。此说在肯定赵说卒年和两《唐书》王缙传所载享年不误的前提下，解决了弟生兄前的矛盾。其它，在版本方面有陈耀东《王维集知见录》，散文校理方面有杨军《王维文校理札记》。〔198〕
在生平与思想方面，吴在庆《试论王维的风度》将王维的风度用“儒雅风流，萧闲淡远”八个字来概括，联系其生平思想，结合其诗文创作，详细剖析随年龄增大、涉世深入，特别是仕途与人生的几经坎坷，思想由奉儒转为佛修道，风度由儒雅风流向萧闲淡远转变的轨迹。毕宝魁《关于王维仕与隐的思考：王维思想及处世哲学的特征与评价》联系与王维仕与隐有重要影响的人际关系，像与诸王、与裴耀卿和张九龄、与李杜的关系，分析王维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思想和处世哲学，以为王维这种达则兼善、穷则独守的思想和处世哲学，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典型性，是封建社会人治特征的必然产物，“只要专制制度的余弊尚存在，这种思想性格便会永远相伴随。”相关论文还有严国荣《居士信仰：王维文化心态的动态分析》、阎翠荣《从王维诗的“闭门”意象看隐逸心态》〔199〕、王辉斌《王维婚姻问题四题》〔200〕、谭胡炎《王维性情及其隐逸》〔201〕、彭多《浅谈禅宗王维思想和创作的影响》〔202〕等，都不乏启人之处。
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从美学角度入手的，如周晴《王维诗歌的审美特征》〔203〕；有从绘画角度入手的，如金学智《论王维的诗中画意及其气韵生动：〈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204〕、段安国《王维诗中有画的个性色彩》〔205〕；有从音乐角度入手的，如吴肃森《论王维诗歌的音乐美学特质》；有从比较和影响入手的，如师长泰《实做有尽、虚做无穷：〈辋川集〉王、裴王绝诗比较》、荆立民《追求者的歌唱和绝望者的哀吟：“大历继王维”说的质疑》〔206〕、柳晟俊《王维诗对李朝诗人之影响考》；有从外部入手的，如赵海菱《王维诗歌与儒家文化精神》〔207〕、刘晓林《王维诗歌创作与奉佛思想的矛盾性》〔208〕、王树海《东土佛教与王维诗风》〔209〕、吴晓龙《仙道活动与王维山水诗歌创作》〔210〕等；有从内部入手的，如陈允吉《王维〈辋川集〉之〈孟城坳〉佛理发微》〔211〕、邱瑞祥《试论〈辋川集〉中的佛家色彩》〔212〕、于海崇《王维诗与佛道两家色彩崇尚》〔213〕、欧海龙《论王维山水诗的梵音世界》〔214〕、邱瑞祥《王维佛理诗之分类及渊源》〔215〕、师长泰《哲理机趣与自然景象的契合：论王维山水田园诗中的禅意》〔216〕。其中，于文从剖析王维诗歌青白错杂的色彩世界入手，探讨其诗与佛道两家色彩崇尚之间的密切关系，角度较为新颖。在题材上，探讨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论文仍占较大比例。张毅《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217〕认为，王维与追求诗境明秀之美的其他盛唐诗人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由早期的巧为形似之言变为兴象玲珑的意境创造；其诗歌创作受隐逸之风和禅宗思想影响较大，自甘寂寞的山水情怀与禅的静观默照合而为一，神会于物，超入禅境，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透出幽深。相关论文还有李竑《试说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李亮伟《王维的山水审美情质》、张晓明《试论王维山水诗的空灵之美：兼及庄学本体论对王维的浸润》、崔康柱《超越与救赎：王维山水诗文化意蕴试释》、陈红光《王维山水诗中的画理》、刘文刚《王维田园诗试论》、张应赋《王维的田园诗及盛唐田园诗派》、赵丽、岳道平《王维山水诗的美感效应》、李晓湘《王维田园诗漫沦》、金五德《论王维田园诗》。〔218〕从诗体角度入手的有邱瑞祥《论王维的七言律诗》〔219〕、入谷仙介《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220〕。邱文认为，王维是沈宋至杜甫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其20首七律既有对初唐七律应制诗风承袭的一面，也有创新与拓展的一面，像表现领域的扩大，像高远意象的塑造，像章法变化的追求。入谷仙介是日本汉学界著名的唐诗研究学者，其《王维研究》〔221〕从生平、思想、交游、创作道路等各个角度对王维进行深入研究，有诸多富于启发性的见解，辽宁大学孟庆文教授曾主持翻译该书，但由于经济原因，译著迟迟未能出版，洵为憾事。〔222〕最近，入谷仙介打算将王维的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关于王维早期的乐府诗》即此项工作的一个开篇，它以《燕支行》《桃源行》《洛阳女儿行》为例，以麻沙本为底本，以蜀本作参考，对诗中典故一一加以讨论，诚可谓烛幽显微。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李白历来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两年来，李白研究在整理编集、家世考辨、思想评价、艺术分析等方面再次丰收。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223〕的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部具有可读性的、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分明、评论比较详备、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新版本。它以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30卷为底本，参校版本16种，其中像明崇祯二年〔224〕严沧浪、刘会孟评点《李杜全集》22卷本，流传不广，颇为罕见，另外又以唐宋元明以来17种重要的总集及选本进行辅助校勘。和王琦注本不同，宋蜀本原有很多保存李白诗原貌的长处，又保存了自李阳冰以来各家传本不同的异文，而且在诗题下注明诗人游踪所在，为编年提供了依据，以之为底本就避免了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225〕和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226〕以王琦注本为底本的缺憾；在注释、分段与串讲、集评、题解和备考上，该书亦各有特色。〔227〕参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的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等还有《李白诗全译》，它分为题解、原诗、注释、译文四部分，也以平冈武夫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像这样一部对全部李白诗加以今译者，尚属首例。
李白研究方面的书籍有郁贤皓《天上谪仙人的秘密：李白考论集》〔228〕、松浦久友《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229〕、陶新民《李白与魏晋风度》〔230〕、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231〕、张瑞君《大气恢宏：李白与盛唐诗新探》〔232〕、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233〕、孟修祥《谪仙诗魂》〔234〕、李殿元、李绍先《李白悬案揭密》〔235〕及李白学会会刊《中国李白研究》1994年集和1995—1996年集〔236〕郁著收入作者有关李白庄平布游及作品考辨的论文20篇，有关思想和作品分析的论文4篇，有考有论，相互支撑。20篇中既有已见于其《李白丛考》〔237〕者，如《李白与孟浩然交游考》等，也有此后撰写的，如《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等。《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是继《中国诗歌原理》《唐诗语汇意象论》和《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之后，松浦久友在大陆出版的又一部专著，该著着重进行作品内在运作机制的批评，即主要从题材及其心象构造角度来论述李白诗的素材与主题问题，从样式及其艺术表现功能角度来论述李白诗的诗型与风格问题；角度选择的合理，加上论述的深入浅出，使此书成为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陶著选择的是从历史文化背景中探寻李白诗成就的角度，全书首先从内涵和外在表现两方面对魏晋风度加以界定，然后探讨魏晋风度对李白性情、诗歌内容和风格的影响，最后分析李白受魏晋风度影响的原因和得失。杨著将李白思想化解为忧患意识、哲学观、伦理观、宗教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文学观、妇女观、英雄意识、战争观、社会交往观、反传统意识这13个层次，并以首章“李白的主导思想”、末章“李白思想的复杂性”统摄和收束，虽不免支离，但自有其一得之见。张著上编“李白研究”从艺术风格、文学传承和李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发掘前人涉猎不深的领域，并对李诗中两篇难解之作加以考释。下编“盛唐诗研究”前三部分为《盛唐后期诗歌系年》，是其在詹瑛门下的博士论文，起于至德元载，止于大历五年，以年为纲，以人为目，含时事、文坛述要和诗歌系年。涉及的72位诗人按生卒年排列，涉及的850余首诗按作年排列，力图通过系年探讨李杜高岑王等安史乱后创作变化及社会历史与各自命运的关系，并概括出盛唐后期诗歌的创作倾向。“盛唐诗研究”第四部分是高适新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的创作心理和刘熙载杜诗论探析。
李白研究的论文涉及思想、题材、诗体、诗艺、传承、文化背景分析、生平和作品考辨等。
1.思想。王运熙《李白诗歌的两种思想倾向和后人评价》〔238〕围绕李白思想入世和出世的两重性，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评论加以考察分析，辨析诗仙的三种不同涵义及相应评价，提醒人们，那些最优秀、最脍炙人口的篇章往往在其全部作品中仅占不大甚至很小的比重，往往不能反映其思想感情的全貌。罗宗强《自然范型：李白的人格特征》〔239〕从李白与自然的关系、他的神仙道教信仰、他的功名追求三方面探讨其人格范型，是一篇视角独特、鞭辟入里的好文章。相关论文还有周勋初《李白思想中的“异端”因素》〔240〕、阮堂明《老庄思想与李白人格理想》〔241〕《李白诗中对自我的仙化倾向》〔242〕和《生命的理想图式与幻灭：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及其意义》〔243〕、傅绍良《论李白人格悲剧的文化意蕴》〔244〕、康怀远《李白诗歌中的独立人格形象》〔245〕、周晓音《论李白的用世之心》〔246〕、詹福瑞《李白诗歌的生命意识》〔247〕、章尚正《李白山水情结的文化意蕴》〔248〕。
2.题材。曾明《李白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249〕认为李白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一，注重真与善的追求。对自然山水的挚恋常通过机具童趣的诗文语境流泻出来。二，注重体现人的价值。根据自己主观心境的变化，给灵山秀水渲染上不同的感情色彩，借以展现自己的理想，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相关论文还有姚星《略论李白山水诗的意象特征》〔250〕、苏华《论李白的边塞诗》〔251〕、孟修祥《论李白边塞诗中的英雄主义与反战倾向》〔252〕、傅明善、张维昭《李白游仙诗与悲剧意识》〔253〕、陈向春《个性与酒：重读李白》〔254〕、李福军《酒与李白诗歌艺术》〔255〕、齐慧源《白也诗无敌，美人月与酒：论李白诗》〔256〕、傅绍良《论李白诗中的月亮意象与哲人风范》〔257〕、战克《李白咏月诗概观》〔258〕、张浩逊、史耀朴《从赠内诗看李白的爱情生活》〔259〕等。
3.诗体、诗艺和传承。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260〕从李白乐府诗的内容和表现艺术的复变关系，以及李白总结一代文化的自觉意识等方面，论述李白大量创作古乐府的原因，其剖析细致入微。相关论文还有郭其云《略论李白乐府诗的特色》〔261〕。韩式朋《开拓视野，深入探求：李白诗歌艺术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62〕认为，20世纪以来学界对李白家世行迹的考察、诗文的系年，乃至篇什具体问题的研讨，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对李诗艺术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质的变化和发展，诸多专著和专论都涉及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的新特征，也探讨了李诗艺术渊源、影响。但要想在李诗歌艺术研究中实现新的突破，必须进一步结合李白的诗歌主张、更广泛地发掘李白诗歌创作对前代遗产多方面的继承，并从李白诗歌对中国古典浪漫主义诗论的形成以及由诗画相融，进而探寻李诗对中国画的启示，才能对李诗的审美价值有更新的认识。相关论文还有邵京起《李白诗歌修辞艺术论》〔263〕、李洲良《李白诗歌的美学特征》〔264〕、李克和《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争议的由来：兼论其诗的艺术风貌》〔265〕、陆启中《论李白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想象之方式》〔266〕。莫砺锋《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比较李杜对二谢山水诗因革的同与异：李因多革少，杜因少革多；李白山水诗大部分与大谢异趣，杜则对大谢深有会心；就描写山水角度而言，杜之写实手法难度更大。相关论文还有谢宇衡《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衍述》〔267〕、薛天纬《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关于李白情系谢朓的解说》〔268〕、芮晓湘《浅谈李白对屈原浪漫主义的继承发展》〔269〕。
4.文化背景分析和生平、作品考辩。葛景春《李白与唐代儒学》〔270〕分为四部分：一，唐代儒学的振兴；二，李白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及功名思想；三，李白的人生处事思想：功成身退；四，李白与孔子。文章认为，在政治观方面，儒家占主导：在诗歌审美观方面，儒道结合；在人生哲学方面，三教融合。从总的倾向看，儒家的理想主义、道家的自由主义是李白思想的主干，同时博收广取释家的空灵、神仙的飘逸、纵横家的胆识、兵家的机智、游侠的侠义，其发展趋势与唐代儒学是一致的。相关论文还有康震《李白儒家文化人格探索》〔271〕、蒋志《李白与巴蜀文化》〔272〕、李洲良《盛唐时代与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273〕等。有关生平和作品考辨的论文有葛景春《李白初入京洛考》〔274〕、许嘉甫、许玮《李白三下渝州考系》》〔275〕、《李白三游苍梧考异》〔276〕和《李白三入楚州征实》〔277〕、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278〕、李家烈《李白的家世与生籍考辨(上)》〔279〕、蒋志《再谈李白出生于四川江油》〔280〕、何林天《李白诗辨伪》〔281〕、启功《太白仙诗辨伪》〔282〕、张一民、王彩琴《李白〈静夜思〉作年及作地新考》〔283〕、安旗《李诗别笺》〔284〕等。
杜甫研究的书籍有侯孝琼《少陵律法通论》〔285〕、傅光《杜甫研究(卒葬卷)》〔286〕、李殿元、李绍先《杜甫悬案揭密》〔287〕及《杜甫研究论集》〔288〕。侯著分炼字、琢句、章法、技巧、韵律五篇，逐一以杜律为例，在征引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己见。傅著以35万字篇幅全面详细地论述杜甫卒葬的问题，分为研究和考证两编，对杜甫卒葬的诸家之说及有关资料详加考辨，尤其对所谓戎昱《耒阳溪夜行》、韩愈《题杜子美坟》、李观《杜拾遗补传》等关键资料作出考证，其结论是：杜甫于大历五年(770)夏卒于耒阳，初葬耒阳，旋殡岳阳，终葬偃师。
杜甫研究的论文两年间大约发表了170余篇。
1.生平。廖仲安《伟大诗人杜甫》〔289〕分读书漫游、固守长安、从陷贼脱险到为官和弃官、客蜀郡、居梓州、移居夔州、漂泊两湖等七个时期介绍杜甫之生平。邝健行《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290〕认为，洛阳福唐观举行的是河南府府试。其《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291〕又列出12条材料、28家说法后，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一，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或稍前回到故乡巩县，参加过县试，又到洛阳参加了府试，二，开元二十三年十月或稍前入长安。三，开元二十四年正、二月间在长安，参加吏部考功员外郎李昂主持的进士考试，落第。四，赴长安应试时得京兆府尹李适之的照拂。其《杜甫府试下第试说》〔292〕则又推断，杜甫可能在府试中落败。其它论文还有乔长阜《杜甫〈望岳〉等写作时间新探》〔293〕、《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294〕、《杜甫再游齐鲁和西归长安考辨》〔295〕和《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296〕、陶瑞芝《杜甫和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在何时：兼与乔长阜同志商榷》〔297〕、李全民《杜甫蓬溪之行初探》〔298〕、毛明文《杜甫阆州行踪及创作》〔299〕、文正义《杜甫湘行踪迹及其死葬考》〔300〕、王辉斌《建国以来杜甫生平研究综述》〔301〕等。
2.思想。丁启阵《生命的悲歌：论杜甫诗中有关生命的悲剧主题》〔302〕和赵海菱《杜甫人格生命论》〔303〕，一个从杜甫生命题材的诗歌入手，探讨其悲剧主题的深刻性、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一个分仁者之心、名士之韵、诗人之魂三方面论析杜甫的人格生命，均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杜甫诗歌中体现出的深刻的思想性的理解。邓魁英《杜甫的穷儒意识与诗歌创作》〔304〕在界定穷儒和穷儒意识的基础上，探讨穷儒意识对杜甫各时期思想和创作的影响。陈昌渠《刘向传经心事违：解读杜甫的政治情结》〔305〕通过对史实的梳理，联系杜诗及各家注释，指出刘向传经、杜甫苦吟都是有志报国者违心的选择。其它论文还有张金同《杜甫人生悲剧的特定时代蕴涵》〔306〕、秦彦士、庾光蓉《杜甫与禅宗》〔307〕、李豫川《杜甫与禅》〔308〕等。
3.诗艺。韩成武《以空阔显孤微：杜诗艺谈》〔309〕分析杜诗以空阔显孤傲的诗法技巧，指出，这是杜甫“主观与客观的大矛盾、理想与现实的大冲突”在诗中的反映。李洲良《杜甫诗歌的美学特征》〔310〕论析杜诗雄阔苍劲之美、厚重沉实之美、细腻传神之美、跌宕回旋之美和老成凝练之美。蒋长栋《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311〕从文学史角度，论述杜甫“比兴体制”中体现出的创作思想、艺术手法的改变，以及在诗史上的影响和意义。刘焕阳《语峻体健、语反意宽：杜甫诗歌中的倒装手法》〔312〕、张铁明《杜诗的铸句艺术》〕〔313〕、刘明华《完善与破弃：对杜甫“拗体”的思考》〔314〕、夏晓虹《杜甫联章诗的结构方式》〔315〕、管遗瑞《浅谈杜诗结构的顿挫美》〔316〕、房日晰《略论杜诗的细节描写》〔317〕、陈开勇《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述——对喜剧性自然意象双重艺术内涵的考察》〔318〕亦分别从某一角度探讨杜诗诗艺，各有创获。
4.诗体。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319〕和马承五《乐府诗的体式嬗变与创格——杜甫“新题乐府”论(形式篇)》〔320〕研究对象相同，前者在其《新乐府的缘起与界定》一文基础上，探讨杜甫写作新题乐府的自觉意识和独创性，指出由杜甫开始的“歌”与“行”分工和效法汉魏乐府古题，表明了他写作新题“行”诗的自觉性，而独创性则表现在：一，以高度概括的场景描写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二，将汉乐府叙事在时空上的单一性变为多面性；三，运用古乐府的神理创造千变万化的表现手法。后文则认为，杜甫新题乐府既与汉乐府有承续性，又有拓展性，表现在：一，新题乐府的界定与内核；二，传统体范的变革与展拓；三，即事名篇的方式与类型。相关论文还有林继中《杜律：生命的形式》〔321〕、韩晓光《杜甫律诗对仗的语式变异》〔322〕和《试论杜甫律诗中的虚词运用》〔323〕、周茂东《论杜甫绝句思想内容的拓新》〔324〕、蒲惠民《论杜甫绝句的创新》〔325〕等。
5.题材。刘艺《杜甫边塞诗新探》〔326〕《情圣杜甫：再读杜甫的边塞诗》〔327〕和《杜甫边塞诗之儒家思想评议》〔328〕、曾明《杜甫山水诗中的人文主义精神》〔329〕、刘文刚《文章有神交有道：试论杜甫的交游诗》〔330〕、聂大受《杜甫秦州咏物诗的个性化特色》〔311〕和《试论杜甫“秦州咏物诗”的艺术创新》〔332〕、张英《杜甫题画诗管窥》〔333〕、周理《杜甫题画诗的法与意》〔324〕等，均有程度不同之创获。由于1996年9月召开的杜甫陇右诗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有关文章，以张忠纲《陇右艰难诗兴多》〔335〕较具代表性。
6.其它。胡可先《杜诗史料学论纲》〔336〕从历代唐诗选本对杜诗的取舍、传记的撰写和年谱的编撰、杜诗资料的辑录、类书的收录、杜诗伪书五个方面，论述了杜诗史料学的概况。相关论文还有廖仲安《杜诗学》〔337〕、马承五《诗圣、诗史、集大成：杜诗批评学中之誉称述评》〔338〕、周兴陆《诗“圣”、诗“经”、诗“史”：宋代杜诗研究的基本模式》〔339〕、赵晓兰《四库馆臣与杜诗学》〔340〕。而有关杜诗作品的重要的研究文章则有蒋寅《〈杜诗详注〉与唐诗之注释》〔341〕、邓小军《杜诗笺证四则》〔342〕、丘良任《杜诗考索》〔343〕等。
其它有关盛唐诗人的研究文章还有马燕《试论禅思与孟浩然诗歌意境》〔344〕、肖兰英《孟浩然终生未仕的个人原因初探》〔345〕、张伟《浅论孟浩然诗歌情与景的辩证关系》〔346〕、马现诚《试论王昌龄诗歌的禅境》〔347〕、杨伟中《委婉情真剖心迹：浅论王昌龄七绝送别诗》〔348〕、毕士奎《倾注血泪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简论》〔349〕、杨光祖《从王昌龄西北边塞诗看“盛唐之音”》〔350〕、梅圭《李颀诗歌成就辨析》〔351〕、石经建《浅论李颀的音乐诗》〔352〕、李迎春《试论李颀诗歌的艺术风格》〔353〕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