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专著
两年间，除100余部普及性、通俗性书籍外，共有50余部学术性的研究专著和20余部作品集整理类书籍在海内外出版。这里主要就50余部学术性的研究专著加以评述。
傅璇琮主编的“唐诗研究集成”在1996年推出四部子集：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和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1〕与《唐人选唐诗(十种)》〔2〕相比，《唐人选唐诗新编》补充了《翰林学士集》《丹阳集》《玉台后集》《珠英集》四种，删去了似为抄录而非编选的敦煌写本唐诗，共计收录十三种唐人选唐诗。《新编》在底本上改选了较好的版本：如《河岳英录集》用接近殷璠原编的宋刻二卷本，而不用后起的明刻三卷本；《中兴间气集》《极玄集》亦改用时间较早的影宋钞本。在根据有关版本及材料考订基础上所作的校记中，改正了不少原书或过去刻本中的讹误。在各集之前皆写有“前记”，扼要说明编撰者生平、成书时代、价值及存在的问题、版本流传及此次整理情况。到目前为止，《新编》是一部反映唐人选唐诗情况的集大成之作。诗格类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久被视为小道，问津者寡，而问题重重。宋人陈应行所编的一部汇集初唐至北宋诗格诗论的总集《吟窗杂录》影印本〔3〕的出版，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影印本由王秀梅整理校勘，书后附录张伯伟《论〈吟窗杂录〉》一文。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则对现存28种初唐至北宋的文献进行校考。每种诗格前以“解题”说明其存佚、历代中外著录、旧题作者简介、该诗格内容形式分析、校考的版本依据。校考正文则广收异本，参考诸本异文，对各种诗格的关系与源流进行比较研究。冠于书首的“诗格论”则首先辨明诗格的含义及其使用，然后对齐梁而下流传于初唐至北宋文坛的诗格著作逐一进行概述，分析各时代诗格著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最后概述宋以后的诗格著作。全文不啻一篇诗格发展简史。该书还附录了与诗格并行相关的《文笔要诀》《字格》《赋谱》，并撰有《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此书融文献整理、诗中研究和文学批评史考察为一体，通过补佚汇辑、甄辨考订，不仅填补了唐代诗学文献整理的一个空白，而且为古代诗学的分体研究准备了其中一体：诗格诗式的较完备较精审的基本材料。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由于作者视野广阔，对佛学、域外汉诗及中外文化交流有专门研究，使该著在与之相关的研究中亦受益匪浅，显得别具会心。
陶敏积十余年之功，博采史籍地志、类书笔记、贞石碑刻等各种文献，以简省的文字、翔实的材料，从634位诗人的4256首诗中考证出2442位(含引录他人成果)以别名相称的人物姓名〔4〕，著成95万字的《全唐诗人名考证》。与前此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5〕相比，陶著后出转精，体例更为合理，考证更为细密，于《全唐诗人名考》多有订失补阙；虽亦有引录或总括他人成果者，但更多的则是或自立新说，或驳斥旧说，或补充它说，由人名而旁及其事迹，附及诗中与人物相关的官名、地名等讹误，诗作的年代、真伪、重出、误收。正如傅璇琮在该书《序》中所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以后，还没有一部像本书那样，以人名考证为中心，对《全唐诗》作如此广泛而如此专注的核查，而它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比之于《读全唐诗札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陶著“不仅仅是向我们提供许多可以称引的具体成果，还将有助于唐代文学研究界已经形成的踏实学风的进一步发扬。”《全唐诗》中除了由于编例造成的卷10—29郊庙歌辞和乐府杂曲的互见诗2838首之外，尚有重出诗3157首，句153则；误收非唐人诗863首，句25则。这尚不包括误收诗中的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唐释玄逵，宋何蒙、王禹偁、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无萨都剌、虞集、丁鹤年，明戴表元、史谨、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作家。〔6〕以上即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所面临的工作对象，该书对这些互见于两家或数家的重出诗，及误收唐以前、五代以后之诗和唐人间误收之诗加以甄辨考订，断其真伪归属，立目906条，是《全唐诗》研究中重出误收考订领域一部较完备的力作。
《全唐诗》研究方面的专著还有《全唐诗“一作”校证集稿》〔7〕。著者杨建国曾致力于历史语法的研习，此书对《全唐诗》中“一作”“一本”“别本”等出注方式包含的文字差异和内容差异加以校证，不仅对涉及唐时用词与唐以后用词之别、僻义词和通义词之别等语词类异文予以甄辨取舍，而且还通过审慎的考证，对涉及作者人名、地名、官名等相关的异文断其是非。全书出校条目五百多，书后附有《全唐诗“一作”别名寻》，对《全唐诗》研究而言，语言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黄世中《往复回环，潜气内转：李商隐诗复词重言研究》、孙连仲《唐代诗歌中传神的模糊语言》、夏晓虹《杜甫律诗语序研究》等已作出可喜的尝试。今后，像杨著这样的研究理应吸引更多的学者才是。近20年以来，陈尚君以唐代文学基本文献的辑录和考订为研究重心，先后完成了《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的辑校，并就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系列论文。1997年10月由唐研究基金会推荐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学丛考》，从陈尚君已刊论文中选出23篇加以结集，涉及全唐诗文的考订、唐诗人占籍研究、唐诗总集研究、杜甫研究、花间词人生平研究，以及近年来引起极大关注的《二十四诗品》辨伪。著者“后记”称，“所述虽未必皆可为定论，但自信皆可备一说。”而傅璇琮之“序”则对其人其学加以高度评价，谓“以尚君同志十余年来在唐代文学基础研究也就是文献资料考证上所作出的业绩与贡献”，“必将为中国的唐代文学研究带来光荣。”“序”还将其治学路数归纳为熟练掌握目录学、较明确的史源意识和广泛的治学兴趣三个方面，颇有欧阳修赏识苏轼，而欲“放出一头地”(欧阳修《与梅圣俞》)之姿。有关《全唐文》的考订著作，有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国灿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刘健明主编《全唐文职官丛考》〔8〕。该书对《全唐文》中唐代职官不见于《大唐六典》《通典》《唐会要》和两《唐书》职官志者，依据历代史籍所载，联系史官出现的时间地点与人物背景加以考察，究其所司职掌，探其渊源流变；对官存名讳或有姓无名者，联系撰文者与当事者关系加以考察，揭示当事者姓名与官职；对碑志传赞与撰者小传中历官有误有漏者予以纠正增补；对由职官而引发出的一些历史问题亦有所考证。尽管该著偏在历史，但对唐代文学研究亦不无裨益。
唐代笔记小说研究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周勋初《唐代笔记小说考察》〔9〕有鉴于此，将唐代笔记小说置于学术史、文化史的背景下，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因素，探讨它与其它文体门类的关系与相互影响。上编“通论”四篇文章和下编“作家作品论”13篇论文相呼应，在宏观透视下对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微观剖析，再将从微观实证性考辨中所得之结论，上升为宏观的理论阐发。其研究无论方法还是结论，均值得后继者深思。对唐代笔记小说的断代研究在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10〕中被列为第三章：首先分析唐代笔记小说空前繁荣发展的原因，其次将唐代笔记小说分为志怪派、国史、轶事派、事类派、杂俎派，分别加以阐述，最后介绍“时运维艰文章在”的五代笔记小说。侯忠义《隋唐五代小说史》〔11〕是“中国小说史”丛书第一单元“断代小说史”的一种，是在作者《中国文言小说史稿》隋唐五代部分的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它以初唐、中唐、晚唐的时间线索为纬，以传奇、志怪、轶事为经，通过70余部代表作品勾勒出隋唐五代小说发展的全貌。程国斌《唐代小说嬗变研究》〔12〕是其在卞孝萱门下的博士论文，该著运用统计学、比较研究、微观宏观结合、文史结合等方法，通过数据图表对比分析，全面系统地探讨了唐代小说在后世文学作品中的嬗变现象。全书共分12章：第一章唐代小说研究概览，着眼于唐代小说的整体性研究，对唐代小说的成因、分类、结构、创作方法等提出看法；第二章至第六章择取110篇代表性唐人小说作为研究的对象，从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五个方面，探讨各类小说的时代背景以及嬗变规律；第七章唐代小说嬗变的成因，将唐代小说的嬗变成因归纳为三个方面：欣赏者审美心理的认同、文学创作领域复古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改编者创作心态的变迁；第八章至第十一章分别论述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杂剧和明清戏曲与唐代小说的关系；第十二章从唐代小说到元明清戏曲艺术上嬗变特质，将唐代小说与后世戏曲之间艺术上嬗变特质归为五个方面：叙事视角的转换、结构原则的差异、情节的“幻”与“真”，人物形象塑造技巧的不同和才子佳人戏曲创作格局的出现。其资料之翔实、观点之新颖、立论之合理、论述之全面，足称优秀。
在中青年唐代文学研究者中，陶敏、陈尚君、郁贤皓等人走的是文献考订的路子，侧重于史料与文本的梳理甄辨；罗宗强、葛晓音、赵昌平等人走的则是历史文化——语言批评的路子，着意于文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审美流程的探索。《赵昌平自选集》〔13〕作为“力五”国家雷点图书出版规划“跨世纪学人文存”之一，收入唐诗研究论文12篇。在该书“自序”中，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研究路数及对唐诗的理解：一，唐诗研究的基础：在对文本的敏锐感悟和对背景资料全面切实的掌握中，确立视角，形成个性。二，唐诗的本质与魅力：意兴是灵魂，意脉是血脉，意脉流注于物象中，使物象升华而具有意象的品格。三，唐诗演进的形态：由一定的视角出发的描述，此视角可归纳为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的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的多元化的动态的视角。以上述认识为指导，作者正在撰写一部唐诗史，我们拭目以待。
从80年代起，余恕诚在与刘学锴合作进行李商隐诗文整理研究之余，潜心考察唐诗各期的风貌特征及其成因，撰写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论文，在此基础上又拓深提炼，著成《唐诗风貌》〔14〕。全书分11章：前两章以唐诗反映的内容与精神特质构成总论；三至六章分论初、盛、中、晚唐诗坛风貌；七章以政治对李杜诗的影响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八、九两章分述唐代山水诗与边塞诗；十章论述唐代叙事诗与叙事长篇；末章从诗体角度分析各诗体之艺术风貌。该书论述严谨朴实，亦不乏源于对作品深刻独到之感悟而生发出的诗意表述。
80年代中期以后，博士生开始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继承前辈学者实证传统的同时，他们广泛吸收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思想，在治学道路、理论观念、学术取向上呈现出新的风貌。《日冕文库》就是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者撰写的12种著作构成，其共同趋向是从思潮、流派、群体出发，以历史文化的宏观视角有意识地清理文学发展的线索。其中有关唐代的两部是杜晓勤的《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和朱刚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15〕。前著者是“‘南北朝至初盛唐间诗歌艺术转型与文化转型之关系”研究课题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上编从“士庶力量之消长”和“地域文化之整合”两个角度对初盛唐诗歌发生发展的文化渊源作动态考察：下编结合南北朝诗歌向初盛唐诗歌嬗变的轨迹，分阶段分层次探讨中近古文化转型对诗歌艺术转型至深至巨的影响。该书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独特的文本把握，亦不乏法细密的史实考证；与尚定《走向盛唐》〔16〕相比，选题相似而结构迥异，方法相仿而论述各异，两相参看更有助了解这一时期诗史的发展。杜晓勤在此前出版的博士论文《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17〕，从诗歌声律与文人心态角度对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艺术嬗变进行专题研究，上编为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诗形成过程之考察。下编为从“性灵摇荡”到“风骨凛然”：齐梁至盛唐间诗人文化心态及其对诗歌创作之影响，是一篇材料丰富、功力扎实的博士论文。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联系，作者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韩柳欧苏四大家的文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消极制约的方面。由此出发，该书前五章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上阐述了四大家对“道”的内涵的不同体认，最后一章从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三个环节，论证“道”的理性内核如何展示在各体文学创作之中。此著融理论思辨于史实开掘与论述中，在文道关系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18〕是他在任半塘门下的博士论文，其研究对象包括了宫廷祭祀乐歌以外的全部隋唐五代长短句歌辞，是一部关于词的起源问题的较具实证风格的论著。作为“唐艺发微”工作的组成部分，该著“把词和作为其前身的隋唐燕乐曲子都看做历史的现象，因而是将其安置在隋唐五代文化史的背景上加以理解的；它以为长短句歌辞的形式特征关联于它们的传播方式，因而主要依据歌唱、吟诵、表演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探讨了它们的形式；它以为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是民众活动和作家活动相互交流的产物，因而注意从宗教、风俗等各种历史资料中勾稽出这一过程的线索。”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关于隋唐五代音乐文学的系统认识，而当它为此展开论述的时候，实际上，它也建立了关于隋唐五代音乐史的系统认识。”(第一章绪论)曾广开《元和诗论》〔19〕是他在程千帆、周勋初门下的博士论文，全文共分五章：一章元和时期的社会政治及影响；二章元和时期的社会风气及影响；三章元和时期的文学思想；四章元和时期的乐府诗；五章论元和体。学界曾对新乐府诗及诗化和“新乐府运动”存在与否有过争鸣，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20〕在总结这一争鸣的基础上，将“新乐府体”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以史为线，以论为纲，“全面探讨新乐府的渊源、兴起、发展、鼎盛到衰落的历史全过程，对其代表作家、作品的内容、风格和审美特征加以观照，作出评析，以清理来龙去脉和源流分合，认识其在中国诗史上的文学地位和学术价值，及其对中国诗歌、诗论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绪论)该书以述见长，尽管某些议论尚有可商榷之处，但其资料之完备、结构之整饬以及叙述之井井有条都不乏可称道之处。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乃斌、程蔷伉俪，一位在古代文学室，一位在民间文学室；一位是吴世昌门下的唐代文学专家，一位是钟敬文门下的民俗学者兼剧作家，二人合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21〕可谓妇唱夫随，璧合珠联。此书从民间学视角考察唐代文学，“属于历史民俗学，是对于唐代民俗的断代性研究。”导言部分高屋建瓴，揭示该课题的研究意义和视角，阐述对民俗定义、民俗内部结构和民俗文化发展辩证观的理解，辨别民俗文化与经典文化之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正论部分，以40余万字篇幅从岁时节日、都市生活、妇女习俗、士子风貌、神灵崇拜和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方面向唐帝国的精神文明聚焦，展现给读者一幅生动活泼的历史画卷。该著逐一梳理描述唐代这些纷繁多彩的民间事象，对其表现特征、生成变化和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基因以及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给以缜密的理论分析，不仅为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拓展了新领域，而且对历史民俗学的建构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同样从文化学角度入手的是漓江出版社1996年5月推出、由梁超然主编的一套八册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林继中《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唐诗与音乐》、陶文鹏《唐诗与绘画》、张明非《唐诗与舞蹈》、陈飞《唐诗与科举》、毛水清《唐诗与佛教》、黄世中《唐诗与道教》和梁超然《唐诗与儒教》，选题涵盖了文化的几个主要门类。其中陈著从唐代社会政治背景入手，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成败得失，挖掘它和唐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举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等情状给予入木三分的剖析，不乏精彩独到的体悟。就如何将学术性与趣味性、严肃性与可读性协调融合这一方向而言，该书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与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22〕相比，陶著虽然在“题画诗”和“花鸟画与唐代咏物诗”两部分和陈著有所交叉，但其它章节则各有特色；陶著“人物画与唐诗中的人物描绘”一章，陈著“唐代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一节，分别为对方所未及，正可相互补充。从行文来看，陈著更着重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心这一课题的读者不妨将二书对照参看。黄著探讨道教与唐诗的关系。前四章主要以道士和女冠诗人为对象，揭示他们诗作中的道意、道韵、道味；第五至八章主要以崇道的诗人为对象，揭示其山水诗、恋情诗、醉酒诗中的道风、道情、道趣；末章从总体上，就道教对唐诗审美的影响，分别剖析唐人道韵诗的惆怅美、傲岸美、静穆美、感伤美。此书不妨与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23〕一书相参看。林著从文人心态、诗歌创作和美学意蕴三个方面展开对唐诗与庄园文化关系的探讨，意在展示庄园文化对唐代不同时期文人心态特别是诗人心态的不同影响，并详细寻绎出唐诗创作中庄园文化的影子。最后，著者将庄园文化与唐诗的关联归结为：佛教禅宗与道家玄学思维催化下，一种诗歌美学意蕴的“韵外之致”。该著不妨与李浩《唐代园林别业考论》〔24〕一书相参看。其它四部著作对所研究的对象也大都在占有详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横向的联系与比较，对进一步理解唐诗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文化意蕴都不无裨益。
在唐代佛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陈允吉、葛兆光、张伯伟曾有不浅的实绩。除毛水清《唐诗与佛教》之外，30年来一直专攻这一方面的孙昌武教授继《唐代文学与佛教》〔25〕《佛教与中国文学》〔26〕《中国佛教文学序说》〔27〕《诗与禅》〔28〕之后，出版了《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29〕和《禅思与诗情》〔30〕。前书第六至十章占全书近半，探讨了《维摩诘经》所包含的大乘出世而不离世间的思想和观音崇拜所包含的“他力救济”信仰在唐代社会广泛深入的影响，及其与唐代雅俗文化之间的联系。后书则对唐初至两宋之交禅宗发展的历史背景、禅宗自身的演变、禅文学的发展以及禅宗对文学的影响给予“描述”，在概括性的宏观“描述”的同时，举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如王维、杜甫、白居易、寒山等，加以具体的微观“描述”。二者均堪称积学沉思而得之力作。
程千帆是唐代文学研究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钱钟书谓其著述“真积力久，与古为新”，赋诗云：“病眼难禁书诱引，衰躯端赖药维持。”言钱老得程著“入手心痒，欲读难罢”，竟不顾新病乍复、老眼昏花矣(见《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六册)。莫砺锋所编《程千帆选集》〔31〕两大册和巩本栋所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32〕的出版可使读者一览这位诗学大师的学术业绩与学术品格。《选集》收录《史通笺记》，《文论十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考察》《被开拓的诗世界》《闲堂诗序》等，附编带有学记性质，全部为《学记》所囊括。《程千帆学记》分为生平记略、学术思想、友朋诗札、师门掠影、序跋评论，附录程千帆著述目录、程千帆生平与著述评论资料存目。《沈祖棻学记》收辑与沈祖棻相关的生平、创作与学术的评论性文章诗词42篇(首)。
继许总《唐诗史》之后，四川师院杨世明又写出一部《唐诗史》〔3 3〕。作者在后记中称：“这本书的写作意图，是想让读者对近三百年唐代诗人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诗风以及各时期诗歌的特点与流变有较翔实的了解。”这确是一部较平实的教材性质的唐诗史，书中没有新奇的词汇，只有质朴细致的描述，与许总《唐诗史》中鲜明的理论色彩迥然相异。阮忠《唐宋诗风流别史》〔34〕则从诗风流别角度切入，意在通过对不同流别诗风的形成、变异、影响以及同一流别诗人及其诗风差异的比较研究，来展现唐宋诗歌的风貌。唐代分为上官诗风、王孟诗风、高岑诗风、李白诗风、杜甫诗风、大历诗风、韩孟诗风、元白诗风、温李诗风，在注重梳理各流派渊源与嬗变的同时，发掘出一些不为人注意的诗人和诗歌现象，某些论述剖析亦有一得之见。李浩《大唐诗风》〔35〕作为“东轩书趣文丛”之一，以通俗性、当代化的叙述语言“引导你漫步于历史的山阴道上，领略当年的万千气象和士人们凛然的风神情韵”(该书封底)。引论描画“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唐诗的现代魅力；第一章以象外之象、现量情景、妙造自然展现唐诗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意境呈示；第二章以逝者如斯夫、拟太虚之体、变形与转换分析“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的唐诗的时空观念；第三章从诗无达诂、恍兮惚兮、开凿浑沌探讨“花非花，雾非雾”的唐诗的模糊思维；第四章剖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唐诗的空白艺术；第五章“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唐诗的情感体验；第六章“一生好入名山游”：唐诗的自然表现；第七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诗的语言技巧，分为超越语法、词汇张力场、远程交易、声律谐美；结语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结束这16万字篇幅的唐诗之旅。尽管书中不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性阐述，但它更以浓烈的感性色彩致胜，从上列章节之设题便不难看出其风光所向。
李浩的另一部著作《唐代园林别业考论》〔35〕则与通俗无缘，它探讨的是唐代园林别业及其与士大夫交游创作间的关系。上编“唐代园林的文化语境”探讨唐代园林别业的历史风貌、景象构成、意境创造，及其与文学创作、文人隐逸、士林风尚之间的内在联系；下编依《元和郡县图志》中道及州府的排列次序，一一辑录考证唐代各私家园林的地理位置、造园时间、园主、工匠及造园有关的其它资料。全书考论篇幅各半，较全面完整地勾勒出唐代园林别业的情状，为深入了解唐代文人的生活和创作环境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霍有明《论唐诗繁荣与清诗演变》〔37〕唐诗部分收论文12篇，涉及唐初诗歌的承传、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与王孟的诗歌创作、高适、卢纶的边塞诗及郑谷研究，是其师从湖南师大王昌猷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习心得。霍然《唐代美学主潮》〔38〕分起源、开端、展开、深入四部分，各下高四节，层次分明，结构整齐，是一部从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角度对唐代美学思潮进行宏观研究的著作。其它著作还有张采民《融合与超越——隋唐之交诗歌之演进》(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39〕、蒋长栋《唐诗新论》〔40〕、郁贤皓《唐诗经典》〔41〕、周建国《煌煌唐韵》〔421、龙建国《唐宋词艺术精神》〔43〕等。
作品集整理有陈铁民《王维集校注》〔44〕、詹瑛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45〕、储仲君《刘长卿诗集编年笺注》〔46〕、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47〕、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48〕、刘衍《姚合诗集校考》〔49〕、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杨镰校点《李太白全集》、王学泰校点《杜工部全集》、董乃斌校点《李贺歌诗编·李商隐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唐诗小集”中的陈继明《曹唐诗注》〔50〕和陈文华《张谓诗注》两种〔51〕，及该社最新校点的《李白全集》《杜甫全集》《王维全集》《柳宗元全集》《杜牧全集》。还有张锡厚录校《敦煌赋汇》〔52〕、裴斐《李白选集》〔53〕、孙昌武选编《韩愈选集》〔54〕、王学太校点《王夫之品诗三种之二：唐诗评选》〔55〕、冉云飞点校《唐宋诗醇》〔56〕。张忱石校点《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57〕、李健超《增订两京城坊考》〔58〕与唐代文学研究有关，亦附录于此。港台版书籍则有阮廷瑜《钱起诗集校注》〔59〕、李卓藩《李贺诗新探》〔60〕、李丰懋《忧与游——六朝隋唐游仙诗论集》〔61〕、凌欣欣《初唐诗歌中季节之研究》〔62〕、罗联添《唐代四家诗文论集》〔63〕、谢楚发《李白的人生哲学：诗酒人生》〔64〕、王基伦《韩柳古文新论》〔65〕等。辞典类较好的有宋绪连等主编《唐诗艺术技巧分类鉴赏辞典》〔66〕，它编辑并解析了483条唐诗艺术技巧，分别隶属于立意切题、谋篇布局、抒情写景等13大类，每条注明立目依据、典型诗例，再从美学角度加以解说赏析。附录《唐诗艺术技巧综论》辑录前人有关唐诗体制结构、诗法技巧、风格韵致、因革流变之评论。定位在通俗性、普及性上的书籍有王步高主编《唐诗三百首汇评》〔67〕、羊春秋《唐诗精华评译》〔68〕、张晓云《雄浑飘逸：大唐诗》〔69〕、胡汉生《唐乐府诗译析》〔70〕、张忠纲《唐诗三百首评注》〔71〕、徐放《唐诗三百首新译》〔72〕、杨光治《唐诗精华三百首》〔73〕、杨洁《唐诗一百首》〔74〕、朱炯远《唐诗三百首译注评》〔75〕、贺新辉主编《全唐诗鉴赏词辞典》〔76〕、李敬一主编《休闲唐诗鉴赏辞典》〔77〕，以及浙江人民出版社《说唐诗》系列：《爱国情思》《咏史怀古》《修身立志》《思亲怀乡》《交友酬唱》《山水胜迹》《咏物寄寓》 《人世百态》〔78〕；山东大学出版社“中国诗苑精华”系列，其中唐代诗人选集有李白卷(林东海著)、杜甫卷(吴庚舜著)、白居易卷(龚克昌著)、李商隐卷(陆永品著〉。 《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出版了1993—1994年和1995—1996年合辑两种，收论文摘要50篇，新书评选22篇，及骆宾王研究述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辨综述、台湾地区唐代文学、柳宗元和敦煌学的研究概况等专题论文。《唐代文学研究》第六辑收论文57篇，是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的结集，“多数论文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有四分之一的论文足以代表国际学界的学术水平。”〔79〕
研究论文
两年间发表之论文，包括赏析、书评，共计1590篇，其中1997年710篇，1996年799篇。以下分综论、初盛唐(附隋代)、中晚唐(附五代十国)三部分加以概述。
一、综 论
罗时进《孤寂与熙悦：唐代寒食题材诗歌二重意趣阐释》〔80〕通过考察今存一百多位诗人寒食题材的作品，意在解释这种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时代变异性和风俗情境是怎样影响诗人创作的，并由此对孤寂与熙悦这两重意趣在唐代寒食诗中始终并存的现象进行文化观照。这种观照较《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的相应章节，在理论分析、意义阐释方面要深入一些。〔81〕李乃龙《论唐代艳情游仙诗》〔82〕分析唐代艳情游仙诗的产生原因：一，源于神仙观念；二，来自道教有关性的养生术；三，仙话传说的影响。文章认为，游仙诗中所描写的仙女与凡夫之恋，表现了艳情的雅化；而中唐游仙诗则将艳情诗仙化，道士与女冠之恋被视为仙人之恋。李商隐是该题材创作中的大家，其爱情游仙诗深情绵邈，婉转曲折，是此类诗歌之精品。李乃龙另有《中唐游仙诗的社会学阐释》一文〔83〕，可参考。女冠是唐代社会一个特殊的阶层，女冠诗人占擅唐代诗坛风骚，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现象。高利华《道教与诗教夹缝中的奇葩：论唐代女冠诗人》〔84〕通过对唐代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和女冠这一特殊阶层生活习俗、传世作品的考释，论述道教对女冠诗风影响以及女冠诗人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的意义。作者认为，女冠诗最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纯情”的魅力，在微妙的感情世界中，纵横驰骋，淋漓尽致，曲尽其妙，毫不讳饰，披露个性意识和最敏锐的感觉。相关论文还有姜明《唐代女诗人简论》〔85〕、张松辉、刘雪梅《从三个女诗人看道教对唐诗的贡献》〔86〕、王定璋《道教文化与唐代诗歌》〔87〕、黄世中《论唐代醉酒诗的“道味”》。
吴承学《唐诗中的留别与赠别》〔89〕辨析留别与赠别的不同含义和来龙去脉，认为留别是留诗而告别，赠别是赠诗而送别，二者相对，不可混为一谈。从某一种特定角度着手的还有顾爱霞、高峰《唐代宫怨诗新论》〔90〕、黄依林《论唐代宫怨诗》〔91〕、张亚萍《唐代县尉诗人的创作特色初探》〔92〕、李子广《进士·诗人·县尉：唐代科举与文学丛谈》〔93〕、杨晓霭、胡大浚《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94〕。唐代社会有两类知识分子：翰林学士和节镇幕僚，对前者的研究岑仲勉的一系列著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础，对后者的研究戴伟华曾有《唐代幕府与文学》《唐方镇文职僚佐考》〔95〕，此后的《唐方镇僚佐职掌考释》〔96〕一文在严耕望《唐方镇使府僚佐考》〔97〕的基础上，察补阙遗、匡正误失，为进一步研究这一课题奠定了基础。考证之作还有吴在庆《唐五代作家生卒年考》〔98〕等。在浙江召开的唐代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中，有12篇文章探讨浙东山水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胡大浚《唐诗中的丝绸之旅》、钱茂竹《试论唐诗之路的历史渊源》、吕洪年《情思何所寄，山川一缕魂：唐诗之路山水传说的审美价值》、郁贤皓《唐代诗人与剡中风光》、肖瑞峰《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平安朝汉诗》、于景祥《谢灵运与唐代几个时期的诗人对浙江山水的不同反映》、姜光斗《论唐代浙东的僧诗》、阎琦《李白三至越中考索》、竺岳兵《〈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旨新解》、《剡西：唐诗之路》《新昌三绝介绍》、周寅宾《论方千的浙江山水诗》。〔99〕。
唐人七绝中，今昔之感的抒发是一个常见的主题，叶华《一个常见的主题，奇妙纷呈的表现：唐人七绝中今昔之感表现方法举隅》〔100〕从景物的选择、结构的安排、形象的描绘和语言的运用四个方面加以举例分析，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展现出唐人七绝的艺术风貌和成就。张国庆《近体诗声律结构体现的美学精神》〔101〕则从总体上分析唐诗各体式共有的声律结构特点中蕴含的和谐精神。文章认为，近体诗声律结构体现着以差异、对立为前提，要求诸差异和对立因素在对立联结、融合互渗、互济互泄、转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达到和谐的美学精神，其表现手段就是通过平与仄的高低、升降、长短来实现。近体诗的声律结构注重整体和谐，这种整体和谐具有某种循环论的性质。在组联成诗方面，近体诗选择了粘式结构作为唯一的构律规则，这种粘式结构有三个特点：1.部分保留了齐梁声律理论与实践立足于语音声调之“异”以求和谐的特点；2.在局部，亦即上下两联之间增添粘合关系，部分打破了轻重悉异的原则，但却在更大范围内达到了“以他平他”的效果，全诗声律遂在整体上达到和谐。3.粘式结构形成的正是一个变化丰富、秩序严整、首尾相应、密合无间的。从诗体入手的还有史创新《唐人七绝压卷之作新探》〔102〕、王志民《唐代七言古诗论略》〔103〕。
陈铁民《略论闻一多唐诗研究的启示》归纳闻一多在《唐诗杂论》《唐诗大系》中体现出来的唐诗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认为闻一多考证唐代诗人生平事迹有四种基本方法：1.从史传、碑志、书序、野史笔记等著述中广搜所考对象的生平资料，并参验本人的诗文等，以定其正误；2.利用所考对象留存的诗文进行考证，探取作者的生平行事；3.从与同时代人的交往来考察；4.综合运用上述各种方法，从多方面取得证据。张锡厚《敦煌诗歌论稿》分为敦煌文学简况和敦煌诗歌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两部分，前一部分将敦煌遗书中的唐五代诗歌划分为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中原诗歌和在敦煌地区创作并流行的诗歌两类，分别加以细致的分析，后一部分部结敦煌诗歌在反映社会变革、历史事件、山川名胜、佛教文化、民间世俗五个方面内容的思想艺术价值。〔104〕周勋初《御定〈全唐诗〉的疏误与〈全唐五代诗〉的编纂》〔105〕是其继《叙〈全唐诗〉成书经过》〔106〕和《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107〕之后，又一篇《全唐诗》研究的长文。它分为当代反响、《全唐诗》改编工作的酝酿时期、十年动乱后唐诗研究领域中的新气象、篡辑《全唐五代诗》的必要性四部分，不啻一篇《全唐诗》研究的小史。1956年湖南长沙窑的发现使我们见到了53首不见于《全唐诗》的佚诗，其中五言诗48首、七言诗5首。湖南省博物馆研究员周世荣公布了其研究成果《长沙窑唐诗录存》和《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概说》。陈尚君亦撰《长沙窑唐诗书后》，分析阐述这一发现对《全唐诗》辑佚的价值。〔108〕其它有关唐诗学研究的论文还有黄炳辉《唐诗学的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109〕、纪永贵、何家荣《唐诗整合研究方法初探》〔110〕、曹之《宋代整理唐集考略》〔111〕、罗时进《清编〈全唐诗〉与重编〈全唐五代诗〉》〔11 2〕、黄震云《新发现的唐诗叙录》〔113〕等。
霍松林《论唐人小赋》〔114〕从赋的诗化、主体意识的高扬、体裁的多样与创新三个方面论述久被忽视的唐人小赋的内容和艺术特色，开辟了唐代文学百花园里一片春色。其它散文方面的重要论文还有周振甫《唐宋八大家论》〔115〕、陈平原《唐宋古文述略》〔116〕、陶新民《唐代古文运动再审视》〔117〕、韩理洲《唐代散文作者辑佚考》〔118〕、程章灿《唐代墓志中所见隋唐经籍辑考》〔119〕等。小说方面的重要论文则有苏兴《以白居易、元稹为核心的中唐小说集团述论》〔120〕、卞孝萱《〈红线传〉〈聂隐娘〉新探》〔121〕、张跃生《佛教文化与唐代传奇小说》〔122〕、申载春《道教与唐传奇》〔123〕、张松辉《道教与唐传奇》〔124〕、车宝仁《唐传奇新考证》〔125〕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