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花间》《草堂》风度的赞赏主要是着眼于它们的自然真率，他认为那是诗余的本色当行。渔洋词学虽出于《花》《草》金粉，却已显示出要超越它们的意向。这种意向，其动机来自他对《花间》艺术特征的一种价值判断。渔洋论词有着与论诗相同的宗旨，即他屡屡称道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论词同样也用“神韵”的范畴来指称这种艺术境界。由于神韵主要是及物的概念，所以渔洋对咏物有较多阐述，他推崇“传神写照”，“不取形而取神”的表现方式。这与他论咏物诗主张不粘不脱正相表里，他的词学影响康熙一朝词史的方向。
    渔洋的神韵说是用以论词在前，用以论诗在后，因论词主神韵而影响到论诗。也就是说，渔洋词学中的神韵论不是移植于诗学，而是基于对词的独立的理解。这是首先应该明确的。
    词体“要眇宜修”、婉曲柔媚的赋性，天然具有偏于神韵的倾向。故而在这个问题上，渔洋并没有什么可以发挥、建树的余地。也就是说，神韵的概念不会像在诗学中那样给人们提供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范畴。而事实上，渔洋词论发展的方向，决不是衍绪云间的“崇神韵”；并且他对当时词坛的影响，也决不在神韵之说。作为对云间派的反拨，渔洋的词论率先表现出融会南北宋、超越婉约豪放之争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渔洋对南宋词的价值重估不仅开推崇南宋词的先声，同时也得到同辈作家的赞许和首肯，对词坛产生了影响。
    渔洋对向来对立的婉约、豪放二派采取了通达的态度。虽然推婉约派为不祧之宗，但也不鄙薄、排斥豪放派。他着眼于词史自身的发展，重视事实的认识甚于重视工拙的价值判断，不仅显示出精湛的文学史见识，同时也大大丰富了词学传统的内涵，可以说间接地为词坛指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因而极为时人赞许。渔洋对李清照、辛弃疾这两位乡先辈格外推崇，分别将他们作为婉约和豪放两派的代表词家。二安并举不仅消解了婉约、豪放两种风格的对立，融合两派艺术之精神，同时也令对南北两宋词的价值判断达成同一，从而使词的传统变得愈益丰富而清晰，为清词最终走出《花间》轻艳绮靡之谷廓清了道路。
    三、结论：渔洋词学的影响
    渔洋词学的影响总括而言，就是扩展眼界，超越《花》《草》，重建传统，再兴填词。在观念上改变了人们对南宋词的态度；直接激起不少文士填词的兴趣。
    渔洋在扬州的五年，身边团结了一批重要词人，其中陈维崧、邹祗谟、董以宁是阳羡词派的中坚作家，阳羡派的崛起与广陵填词唱和可以说有直接关系。渔洋词学活动对阳羡词派的影响不言而喻。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康熙朝乃至嘉、道以前的清代词学在许多方面都能溯源于渔洋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