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资料看，渔洋在清初不仅是个极为时辈推崇的词作家，同时也是个活跃的词学批评家、填词倡导者。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可以说是导致清词中兴的关键人物。
一、“诗余之人”与“诗余之地”：王渔洋的词学活动
赵宋以后，元代时兴北曲，导致宋代词乐有所失坠，以至到渔洋生活的时代，较他稍长的前辈还没有专门的填词大家，社会上作词的人则更少。
顺治前期的十年，填词一道还是颇为萧条的，其勃然中兴乃是此后30年间的事。如果这一年代推断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当时词学中兴的契机呢?我的结论是渔洋在广陵的词学活动。渔洋在广陵数年的倚声酬唱以及与邹祗谟同操选政，不仅是渔洋毕生文学活动中最独特的部分，也是整个清初词坛最值得重视的事件。
据顾贞观所述，清初领袖词坛的名家为龚鼎孳、曹溶，继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尽管在这批词家中，后来衍生出影响极大的阳羡派和浙派，但那已是康熙七、八年以后的事了，而填词的时兴乃是在顺、康之交。正是王渔洋直接扇起的填词风气，引发了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的群体创作，并同时在艺术精神上启迪了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的审美倾向。
当时社会上虽已颇盛行填词之风，但毕生肆力于词的专门名家并不多见。王渔洋也无非如此。这种状况理所当然地就造成当时填词总体水平的低下。我们谈论清初的填词，首先必须明确这样一个创作偶然性、业余性的大背景。
掌握上述词学史的背景，渔洋词学活动的性质就比较容易把握了。他毕生的词学活动，从主观上说纯属“余事”，而从客观上说则可以说是偶然。
纵观渔洋一生，填词的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顺治十一年家居时的独自创作与司李扬州五年的游宴唱和，而他的词学活动却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八年他56岁时。
当顺治十一年他撰成极为时辈推崇的《阮亭诗余》时，陈维崧还只是偶尔在酒酣耳热之际戏为一二小词；而朱彝尊在顺治十年与陈维崧定交时尚“未解作词”，于是渔洋客观上就成了连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吴伟业、龚鼎孳、曹溶)与陈(维崧)朱(彝尊)双雄的桥梁。
历史选择了他，天时、地利、人和的绮城扬州造就了他，把他推到一个独领清初词坛风骚的位置。
自隋代大运河开通以来，广陵就成为水陆要津，渔洋赴任的顺、康之交，扬州城内包括附近郊县寓居着一批相当有名的风雅才俊之士，在他们的眼中，这里的一切古迹、名胜，哪怕只是一点隐约的遗址，都会引发他的感触，令他怀想、玩味这“诗余之地”上曾经存在过的柳蹙花颦、浅斟低唱。渔洋的地望，才华，不俗的胸襟，他当时对填词的浓厚兴趣，都使他自然地成了广陵填词活动的核心人物。渔洋终于以他广陵几年的词学活动，拉开了康熙朝填词中兴的序幕。
频繁的唱和赋咏，充分显示出渔洋在扬州词学活动中所起的倡导作用。不过，我觉得这些活动还是较表面的现象，真正在词史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且体现渔洋在清词中兴中所起的关键作用的，是新词学观念的确立。
二、传统的重新确认：渔洋的词学观念
明代文学各种体裁都有收获，独于词学无所发展。于是到清初，就出现“词学少新传，作者皆于暗中摸索”的局面。词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辨体、选调、本色、用韵、咏物等等，实际上也正是因此才得到认真讨论的。但这类学理上的探讨还无关乎词风的转变，真正引起词风变革的，是对词学传统的重新确认。这一工作虽非完成于王渔洋之手，但却发轫于他的词学活动中，并由他的词学理论和词学批评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明清之际的词坛完全处在云间词派的笼罩下，因此，渔洋词学明显具有以《花间》《草堂》为正宗，肯定“词为艳科”的传统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