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骈文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讲究均衡对称的传统美学心理，也体现了同中求异的创新追求。
均衡对称的传统模式，最早可以上溯到八卦。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基本原则。骈文正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文学之花。
然而，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任何一种艺术，如果一味追求均衡对称，势必呆板单调，缺乏生命力。所以，整体均衡之中可以有局部变化，基本对称之余也允许个别特出。既有偶，又有奇，既有大同，又有小异，这样才会丰富多彩。骈文之运用对仗，原理与此相通。这也是骈文对仗与律诗对仗区别之一。律诗对仗的字数固定为五七言，位置固定在第三四句和第五六句。骈文对仗比律诗自由得多，丰富得多。
其次，骈文重视用典，反映了作为古代士大夫的作者和读者，都具有追求古雅，崇尚历史知识的共同文化心态。
用典来源于举例引证，后来发展为带有比拟隐喻性质，以达到含蓄、委婉、典雅的修辞目的。用典是否妥帖、精巧、繁富，乃是古人衡量骈文水准的重要标志，也是显示作家知识学问的主要手段。典故的妙用，的确可以在极精炼的语词中，隐括一系列的人物故事，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避免平板的叙述，使作品具有象征性、趣味性，从而唤起读者连翩的浮想与无穷的回味。让有限的文学符号包容更多的信息，使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就参与再创作。这样的作品就能发挥出最大的艺术感应。
然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作者和读者具有互相理解的文化基础。今人之所以不大喜欢骈文，主要原因就在于语言障碍，不熟悉典故，缺乏必要的历史文化基础。这需要各方面努力，尽量缩小古今阅读差距，从而实现对骈文这份遗产的有效继承和利用。
第三，骈文讲究句调音节之美，充分发挥了汉字汉语的文化特质，具有与古代诗歌不同的韵味追求。
汉字是单音节字，一字一音，有声调变化，有双声、叠韵、重言等音韵上的特点，容易形成抑扬顿挫的音乐感。汉字是方块字，不仅字音字义可以整齐对称，而且字形排列也是整齐对称的，给人以视觉美、建筑美。汉语主要以逻辑次序表示格位及词品，并用副词、连词、语气词、助词表示时间、动态及感情色彩，这样就容易组成工整相对的骈偶，呈现出精致简洁的风格。
古代诗词曲可以用于和乐歌唱，故有相当严格的韵律规则。骈文主要用于朗读，它在句式和节奏等方面更注重吟诵效果。骈文选择四六言为主，是在朗诵中经过反复实践的结果。
为便于朗读，骈文讲究抑扬顿挫，缓急低昂，上抗下坠，尤其注重利用虚字显示轻重音和节奏快慢长短之别，从而呈现起伏应和的音乐感。为达此目的，古代优秀骈文家除了尽量发挥句子结构方面与诗歌不同的特点之外，还不惜突破通常的语法规范，不避重复，尽可能用句中虚字，这是骈文在用字造句方面与诗词的区别之一。
有的虚字无义，纯为声调而设，骈文家为追求音律美，既可以突破五七言诗的窠臼，也可以不受四六句的束缚。
四、骈文的兴衰
骈文的兴衰与上层统治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致成正比。
骈文发轫于东汉末年，与汉灵帝颇有关系。灵帝政治上昏暴，文学上却是有力的变革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文学艺术出现了新气象，质胜于文的旧作风开始变为文质相称的新作风。骈文正是这种转变的产物，与抒情小赋兴盛之关系尤为密切。
魏晋时期，骈文正式形成。对此起重要作用的首推曹丕、曹植兄弟。在其带动下，行文骈俪成为一时风气。西晋文坛巨子陆机，被认为是骈文奠基人，他的不少文章已是成熟的骈体。陆氏兄弟以及两晋之际的骈文高手刘琨等都是贵族出身。
南朝骈文臻于鼎盛，其倡导者主要是上层贵族。这些人物政治上也许不值得称道，文化上确实作出了贡献。北朝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对于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熟悉，故北朝骈风不盛，文多拙朴。北魏孝文帝提倡汉化以后，骈文写作才逐渐普遍。北周文帝宇文泰和隋文帝杨坚都讨厌骈文的形式主义，主张复古。然其子侄却是骈文的热烈爱好者。故二帝之复古未能成功。
唐初，太宗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南朝文化尤为喜爱，周围18学士多是来自江南的文化贵族，故初唐骈风继续发展。中唐时期，新骈体的代表是陆贽。他位居宰相，所作骈体应用文(诏令表奏之类)是得到德宗皇帝的赞同的，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作用。
北宋古文运动，再次给骈文形式主义以致命打击。古文得到宋真宗、仁宗、神宗的支持。
元代皇帝是蒙古族，不重视中原汉族文化。明初，朱元璋文化很低，曾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粗暴的删禁。这是元明时期高雅文学诗词骈文皆处低谷的原因之一。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对汉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花很大气力推动古籍整理编撰工作。骈文在清代出现“中兴”，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由于骈文是贵族文学，主要从古代典籍中吸取语言养分，故尔严重脱离广大群众的语言实际，应用圈子越来越狭小，源泉愈来愈干枯。清代的骈文“中兴”，虽然作家作品多了，读者范围并没有扩大，最后只好成为少数高级文化人把玩的古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