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泛戏剧形态不仅出现在成熟戏剧形式之前，而且在戏曲形成之时也依然存在，它伴同初生的戏曲广泛地在民间演出，使之从原始自然状态向统一体制方向过渡、发展。
    公元10世纪中叶到13世纪后期的宋金时期，社会状况出现了较大变化。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城市人口大大增加，城市不仅是政治活动的中心，而且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些变化，有利于城市伎艺的演出，有利于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出现，就是社会状况变化的产物。
    宋杂剧和金院本并未形成统一的艺术体制，而只是一个丰富的艺术综合体，其中包括许多不同的艺术形态，不同风格特点的表演形式，既有初臻成熟的戏曲，也包含各种各样的泛戏剧形态。
    一种是偏重于歌舞的。这类剧目的剧名大多缀有大曲、法曲或词牌名，有关故事的表演只作大概的比划，很难说是成熟的戏剧，只能视之为泛戏剧形态。它们是宋以前歌舞戏的延续。
    另一种偏重于假面表演。主要装扮神鬼或相貌怪异的人物。现存部分宋金戏曲文物中，也可看到当时的种种假面表演。此外，宋代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元宵节时表演的“大小全棚傀儡”节目演员化装为“假面披发”、“戴面具金睛”、“假面长髯，裹绿袍靴简”、“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驱傩时、“圣节”(皇帝诞辰)供盏献艺时演出亦为假面舞蹈；禁中大宴时表演“全场傀儡”。以上假面表演也承接宋以前的假面泛戏剧形态而来。
    第三种是偏重于说白，滑稽成分较多的。这类演出，宋金杂剧中所占比例最多。在宋金笔记小说中记载也很多。
    应该指出，宋金杂剧中还有一类是偏于故事表演的，这是接近成熟戏剧的一支，是元代北杂剧的雏形和前身。它们和上述三种泛戏剧形态的剧目同时在宋金城市农村的勾栏、戏台上演出，彼此相互影响。相比较而言，泛戏剧形态的表演更多，它们的广泛演出，导致了初臻成熟戏剧的出现，使它向多种艺术融合的方向发展。
                                                   四
    戏曲这种综合的戏剧形式形成以后，泛戏剧形态依然存在，伴随着戏曲形式的演进，它也表现出种种变化状态，在不同的场合下呈现于世人面前。
    宋金以后，元代北杂剧繁盛，泛戏剧形态常常与杂剧在舞台上共演。元·杜善夫散曲《庄家不识勾栏》反映了这种情况。
    泛戏剧形态有时也融进杂剧中演出，成为杂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最有代表性的例证是元杂剧《飞刀对箭》中张士贵上场自报家门，即成套搬用了金院本《针儿线》。这种情况在元杂剧中颇为多见，南戏亦有类似情况。
    这时期的泛戏剧形态，除了部分融入古代戏曲样式如杂剧南戏外，也有一些散落于宗教祭祀活动中，成为赛祭和傩祭演出的节目。
    明清以来，地方戏勃兴，一些剧种源于古代传统戏剧形式，另一些则从民歌、说唱演变而成。在民歌与说唱向戏剧演进中，其过渡阶段的表演其实也属泛戏剧形态。比如评剧、沪剧，此外花鼓、花灯、采茶等戏更是各地民间歌舞演化而成，中间吸收别的剧种的剧目、表演方法，而在发展过渡阶段，其实也都属泛戏剧形态。
                                                  五
    那么，为什么泛戏剧形态能够长期存在，不仅在戏曲形成之前频繁演出，而且在戏曲形成之后仍活跃于民间呢？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它简易可行，可以满足古代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其演出场所要求不高，可随处作场，人数需求较少，远逊大型乐奏和群舞，因而可以随时随处演出。
    其次是泛戏剧形态具有鲜活的审美特征。较之歌、舞、乐、技、调谑等，它具有可视、可听、有悬念、有趣味的独特性，能满足民众的耳目等各方面感官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他们的认同。受到不同层次、不同趣味要求的民众的欢迎。
    再者是一种文化娱乐形式产生之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具有其延续性。在艺术丰富性较高的戏曲形成之后，这种相对原始简易的演出同样还有一定观赏市场。它们生存于民俗的肥沃土壤之中，随着民俗的持续存在，也就长期保留下来。
    六
    作为在戏曲形成之前已长期存在的“泛戏剧形态”，它是从总体上导致了中国戏曲的形成，并决定了中国戏曲的一系列特点。因此，将这一形态作为一个整体，去寻找这个“板块”同中国戏曲之间的渊源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在戏曲形成并繁荣后，泛戏剧形态部分消失，部分继续存在，部分在新的土壤中滋生，它们或融入已成熟的戏曲，成为其组成部分，或由它萌发、演变成新的剧种，这都对戏曲形式的丰富、种类的繁衍起着推动作用，泛戏剧形态这方面的意义，是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