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时，我们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中国戏剧从起源到最终形成，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社会生活中有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表演，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这类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泛戏剧形态”。
    泛戏剧形态不仅存在于戏曲形成之前，在戏曲形成之时乃至形成之后，它们也仍然存在并不断出现，与成熟的戏曲同时共处。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戏曲史时，将泛戏剧形态作为一个独特的体系来理解，是极有必要的。
                                               一
    中国戏曲形成于宋金时期，其前已有种种泛戏剧形态的存在，可以这样说，戏曲的形成源于泛戏剧形态。
    泛戏剧形态的种类繁多，渊源各异，出自古代民众多种多样的宗教、民俗、文化娱乐的需求。
    首先是宗教祭祀的需求。古代的祭祀常常由“巫觋”装扮成“灵保”，随着祭祀活动的演进，最初单纯的呆板的装扮变成了活泼的、有生命的扮演，从而敷衍出种种矛盾冲突和情节，于是，宗教祭祀就出现了故事表演成份，逐渐蜕变成泛戏剧形态。
    其次是民众文化娱乐的需求。古代歌舞，如使其角色化，加以装扮，用于表演，就可以发展成以歌舞为主的泛戏剧形态。
    民众文化娱乐中，除歌舞外，还有优伶装扮、说唱和其他技艺表演。优伶装扮，装扮者“嬉亵过度”，这就成了以说白为主的泛戏剧形态。说唱也可以演变成泛戏剧形态。先秦两汉的其他技艺表演——百戏，其中一种“角觝”，也是泛戏剧形态的一个来源。各种类别不同的泛戏剧形态，成为一个庞大的演出集合体，为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
    在戏曲形成之前，泛戏剧形态的演出是众多的，根据其渊源和所包含的艺术因素，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类。
    一、以歌舞表演为主的泛戏剧形态。
    这类泛戏剧形态，从先秦歌舞发展而来，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颇为繁盛。早在先秦时期，即有《大武》之舞，其舞蹈动作具有象征意义，表现了一定的叙事倾向。至汉，叙事性歌舞得到发展，汉乐府《相和歌辞》中部分歌舞即属此类。这类叙事性歌舞，由于所叙情事不同，所装扮的不一定是生活中的真人，也可扮演神话传说中的神人和兽类。装扮人物的歌舞，至晋，则有《公莫舞》和《礼毕》。隋代，也有类似表演，它们多饰为妇人而歌舞。这类装扮妇人的歌舞，源于三国时的“辽东妖妇”和南北朝时的“作女儿子”表演。它们最初只装扮人物，后来才融入故事，逐渐衍成歌舞戏。歌舞中融入故事，已然是泛戏剧形态了。
    二、以假面表演为主的泛戏剧形态。
    假面表演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宗教祭祀活动——赛祭和傩祭。从先秦到汉唐，傩祭发展为傩舞。这些假面表演，属拟神一类，自汉至唐，绵延不断。其间，某些地区也有一些变化，但也不离拟神假面表演。
    假面表演的另一种情况，则是拟兽。盛行于两汉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这些拟兽假面表演，有一些是带故事情节的，显然也属泛戏剧形态。
    还有一类假面表演为拟人。“代面”亦作“大面”，是一种假面歌舞优戏，自北齐至隋唐经常演出。代面表演的一个有名剧目《兰陵王》，描写北齐世宗高澄第四子兰陵王长恭英勇杀敌的故事。
    “代面”非止《兰陵王》一种，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专列大面戏一类，唐·薛道衡诗也记当时假面演出：“假面饰金银，盛服摇珠玉”(唐·薛道衡《和许给事善心戏场转韵》诗)，也当属拟人的假面表演。
    三、以说白为主的泛戏剧形态。
    这类泛戏剧形态，渊源于先秦时期的优伶装扮人物，即所谓“优孟衣冠”者。优伶表演，初以声口动作模仿真人，其后向装扮人物以演故事方向发展，由单人模仿进而为双人、多人饰扮，由谏讽帝王变为讽刺臣下。同时开后来“弄假官”类以说白为主的泛戏剧形态的先绪。
    “弄假官”在隋唐时期颇多演出。唐·无名氏《玉泉子真录》载崔铉家僮扮崔铉周旋于妻妾间以为笑乐的扮演，就属此类。
    “弄崔铉”中，有一类为“弄参军”。“弄参军”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到了唐代，这类表演繁盛，不仅专名单列，而且有固定的“参军”、“苍鹘”角色，以言辞相辩难，滑稽调笑，形成独特的表演形式。
    除“弄参军”外，“弄假官”后来又衍生出“弄孔子”、“弄假妇人”、“弄婆罗门”、“弄神鬼”、“弄三教”种种，它们都装扮人物，以说白、动作相戏弄，因此都属同一类泛戏剧形态。
    以上泛戏剧形态种类，乃择其大者而述，其实类型更多，从西汉至隋唐，它一直在民间、宫廷演出。各类泛戏剧形态，其自身有一定的承传关系，但类与类之间，却无嬗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