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代目录书中看学术分类的界限以及它们在历史上演进的轨迹，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在最初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中，人们基本上就是根据传统目录的线索，来建构文学史书的框架格局的。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书的作者一般对于历代目录，依赖都非常大，最早的几部中国文学史中，显然都有依据传统学术观念的现象。传统目录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大约可分出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它的类例之分，影响到文学史的边界划分，史料的选择确认；另一方面是贯穿在它的编辑体例中的对于学术源流的考辨，既影响到文学史的整体学术判断，也影响到它的一些局部结论。
传统目录惯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中，最接近“文学”性质的是集部的书籍。受传统目录的指引，早期的文学史写作者所关心的范围、题目一般也就限制在这个圈子里，而难以越过“雷池”半步。
目录之用不单在索引资料，还在能够提示有关学术源流正变的消息。事实上，文学史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利用了这一点，历代目录尤其是集部目录的叙录文字，通常也是文学史家最重视最熟悉的文字，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也都毫不犹豫地吸取了它们对于“文学”史事发展的记录和描述。可以说，笼罩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之上的，一直是过去种种目录的“叙述”。作为确凿无疑的“史实”，它经过几十上百次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反复描写，已经先验地印刻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
但就文学史的编写而言，目录学给予它的启示是纲要性质的，而对细节的填充、章节的规划，“依据”，可以从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里寻找到。它们既是日后越来越逼真细腻的文学史著述取之不尽的细节资源，也或多或少成了人们撰写文学史书设计体例时取法的对象。
编写文学史的人照例都不讳言他们必须从史书里的《文苑传》或《文艺传》中撷取材料。随着研究的深入、视野的扩大，文学史作者所要涉及与挖掘的资料也会愈来愈多。文学史要写过去的事情，不得不依靠过去的文献资料，曾经十分发达的史学传统自然能给文学史研究者提供“权宜方便”，像作家的生平、创作，社会的制度因革，时代的风物面貌等等，文学史的这些重要构成因素，都保存在丰富的史籍记载之中。
但古代史学与文学史的关系还不只是停留在显然易见的这一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们之间隐藏得更深的又一层关系，文学史家一旦接触到这些史传，在接受它们记下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接受下裹藏在事件、人物中的史书作者的观点，而很难对经过古代史官剪辑过的“事实”发生怀疑。因此，古代史传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应当说就不是单纯为文学史准备了一套堪称完整的素材，它还准备了相当成熟的视察角度和叙述观点。
文学史既从历代《文苑传》和其它传统史书中受益甚多，所受益处有时便很难以内容或形式相分。“文学史”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到底怎么写，未必人人自来心中有数，这时候，他们或许就会要参考一下传统史书的作法。
近代以来出现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成长与其“根须”一直伸向传统学术的土壤有关。当然，在从事文学史写作的人们眼里，这片丰厚的土壤中本来也就蕴藏着“文学史”构成的各项元素，而其中同文学史研究性质最相接近的恐怕要数传统的文学批评。说起来，最早接触“文学史”的人们之所以未对这一“新事物”抱有陌生感或拒斥感，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令人回想起了历史上一个很相近的名称：文史。所谓“文史”，指的就是那些专门针对文章文人进行评论的诗词文话著作，而这是与文学史研究的意思有几分相近的。
“文史”，或者说诗词文话、小说曲评等等，严格地讲，与近代的文学史研究有着功用、体制等方面的很大差异，但既然都是围绕文学的讨论，它们之间也就有极易沟通的一面。对于较早从事文学史研究写作的人来说，因为每当他们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时，自觉不自觉地都要调动依靠过去积累的经验知识来帮助理解和消化，因此更加容易看到双方可以沟通的一面。
充分利用古代诗文评“演述”所谓的“文学史”，在较早写成的中国文学史书里并不罕见。由于“文学史”的观念和体制在近代中国的树立是逐步完成的，所以，人们对于近代的文学史到底怎样与古代文学批评的传统相衔接、相区别，不是一开始就能理解得很深入，界限划得很清楚。写中国文学史的人无例可循，有时候难免不辨东西，于是号称“文学史”的著作，说不定做成了古代资料的一种有机汇编。
不但是中国文学史创制的早期，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可以看见的，都确乎是对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无所不在的依赖。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历史既长，涉及的范围也广，传统文学批评如此丰富的内容，使中国文学史在“结胎”之际就营养充足。所以，依傍着传统的文学批评来写文学史，得的正是“近水楼台”的便宜。而当中国文学史编写的较早时期，因为写作者的文学素养本来多半就是在古代诗文评论的传统教育中形成的，诗话文话便是他们储备于自身的教养和知识，因此，使用它们更加出于自然，左右逢源。
看这一百年来的文学史书，它们似乎很自然地就取用到了一个合适的叙述模式，就是依时代次第讲文学，进入某一时代，则又专讲其时特盛的文体，即成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样固定的套式。若有心寻一下这个模式的真正根源，其答案则要来自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这是个“老段子”的重新上演。进一步考察的话还会了解到，从最初到现在的文学史都喜欢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地理上的南北之分和文学上的南北风格，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作者，其实都是汉代和六朝时代的人就谈论过的；有关李白、杜甫孰高孰低的争执，也同宋朝的杜甫热、明朝扬杜抑李的倾向不无关系；有些明清人讲过的话，也还被今人一再采纳，反复咀嚼。在文学史书里一无顾忌地引进传统文学批评，或者印证古人的某些成说，似乎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文学史的著述因为有了历史上的文学批评作基础，起步虽晚，却也渡河有舟，治学有术。而所谓传统的文学批评，其实又不光见于诗词文曲话，古人有关文学的意见形式多样，往往还见诸于其它文献其它地方，其中值得一提的，即是由他们编辑的各种文学作品的总集、选集。文学史要讲创作讲作品，作品从哪里来?当然从历朝历代的作品集中来。但是，古人留下的东西汪洋大海似地多，谁也不可能亲自慢慢打捞，然后在文学史里一一交待，这里就得靠文章选本的导引。
自《诗经》、 《文选》，到《古文辞类纂》，古人总是不断将他们认为最优秀的作品编选在一起，供世人或后人阅读享用。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近现代人而言，继续享用它们虽然不免有点嚼“剩馍”的遗憾，却可由双重的收入得到弥补：一方面毕竟可以省去从头初选的麻烦，避免盲目钻进文献堆、“泥牛入海”的危险。另一方面则可以学习古人的批评经验。因为能从广博繁杂作品中筛选出作品精华的，恰恰是由于选编者具有一种批评判断的眼光，这种批评判断的眼光也是传统文学批评中极精彩的一个内容，它是在作品中培养的，还经过了鉴赏与创作两方面的反复历炼，因此，讲文学史的时候不妨借鉴。
自从“文学史”的概念引入近代学术界，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及写作的人就一直试图在中国已有的学术传统替它寻根。一方面是给过去发生的文学事实找一个“文学史”式的解释，仿佛“削足适履”，一方面又是在古人说过的话中找“文学史”的苗头，仿佛“捕风捉影”，近百年的中国文学史就是在这样两种势力的挟持下开始了它的写作。而今后将要继续讨论的，就是中国文学史究竟如何写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