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经历过“甚任”——“怒而疏”——“绌”——“放流”——“行吟”——“自沉”如此曲折复杂的悲剧人生过程，这种灾难性的经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乃是别人难以代替的精神拥有。当这样一个才华卓绝的诗人从政治社会的中心，被无规则可言的力量弹射到政治社会的遥远的边缘的时候，他把惟一的精神拥有——一颗滴着血的心，献上诗的祭坛。
当他遭疏受绌而离开政治社会中心，却尚处于不甚遥远的边缘地带之时，他曾经开展过一个不无雄心的“滋兰树蕙工程”，培养自己政治路线的人才基础。
屈原的滋兰树蕙，看似是雅趣悠然的花农经营，但从用字的呼应而言，他实际上想重振春秋到战国前期、即楚国上升期的人才规模和发展势头。他对此番事业是充满期待的。然而不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导致众芳的“萎绝”，而是国家的人才导向的偏差，造成众芳的内在变质和“芜秽”。人才的异化变质，与统治者不听劝告则宠“秽”相关联。
精心筹措的人才计划的崩溃，从根本上破坏了屈原东山再起的历史环境，使他陷入了与环境相对抗的孤独的“伤”与“哀”。其伤其哀之浩大，竟然改变了“香草喻”的句式组合结构。在前述的“比——赋——比——赋”组合中，基本上是两句一转的，其结构形态也就是“比(2)——赋(2)——比(2)——赋(2)”。到了这里，句式结合陡然一变，变成八句一转，成为“比(8)——赋(8)”的组合。
育才事业的崩溃及其导致的精神危机，形成了动荡不已的感情激流，冲击着和重构着《离骚》的美学机制。前面既已把“比(2)——赋(2)”的句式组合变成“比(8)——赋(8)”，这就变得极其自由奔放，一发难以收拾。随之而来的是“比(2)——赋(2)——比(4)——赋(4)”的不统一规范的句式组合。
诗人别开生面地创造了自然现象连同时间次序也人情化、或人文化的艺术手法，草木解情，随人开谢，其哀伤之处已足以感动天地了。出格的艺术手法出现在出格的句式组合之间，绝不是偶然的。
句式组合的变动和艺术手法的创新，深化了精神悲剧意义的发掘。随之的诗句中。连续出现了三个“死”字。《离骚》对死亡意识作出了新的诠释，它选择死亡作为一个极点，来证明生命的价值，包括证明生命之清白、高洁，以及追求之不同凡响。生命之可贵为死亡所证明，死亡意识也就成了悲剧形态的生命意识。
应该看到，这种死亡意识不仅为了证明具有独立品格的个体生命，而且蕴含着为民请命的深刻意义。《离骚》对“民生”、“民心”、“民德”的重视，在先秦民本思想中应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其民本思想是以生命作为抵质，从而赋予死亡意识以深刻的社会内涵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意识“解放”了诗人的思想，从而也使他的香草喻进入了更加从容自若的境界，而且是带有“精神家园”意味的境界。
死亡意识的洗礼，使诗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或某种精神再生。他选择了污浊政治之外的一片干净土。精神上的解放，使香草喻的句式组合经过一番变动之后，又返回“比(2)——赋(2)——比(2)——赋(2)——比(2)——赋(2)”的正常状态，以句式转换的正常有度来表现精神上的从容不迫。芳草喻往往是随着前置的动词的变化，而产生内涵和方式的变化的。当诗人未经忧患而注重品德修养时，他使用的动词是扈(披)、纫、搴(攀)、揽，带有向外采纳的性质，采纳以滋养自己的品德。已受挫折转而培育贤才时，他使用的动词是滋、树、畦、杂，带有由内施予的性质，施予所育的才士以自己同样的芬芳。如今他备受磨难而追求返回自我之本性的时候，使用的是制、集、高、长一类动词，这些动词的使用已经使香草喻和诗人自我浑然一体了。因此他相信自己情操高洁芬芳，明洁的本质未尝亏损，既然是花香玉润相交融，又岂在乎别人说短道长?诗人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已获得了短暂的自足感。
六、自我裂变与戏剧性诗学机制
前述内容占《离骚》的126句，自成起迄，堪称《离骚》上章。它从“人之初”写到诗人以芬芳情操和坚定意志，追求民族国家的复兴事业，在屡受挫折和磨难中，以死亡意识证明生命价值，从而把自己推进精神家园。
作为第一大段结尾的精神家园的自足性是非常脆弱的，是建立在深重的危机感之上的。这种短暂的自足性，究竟还须死亡意识作终极的保障。在追踪诗人的“后精神家园”的心灵历程之时，我们发现，这种自足性很快就瓦解了，自我发生分裂。以戏剧的、或神话的形式进行心灵代言，使分裂出来的两个“自我”互相质疑。自我分裂，成为诗人向更深层面进行精神探索和诘究的形式，成为他经过死亡意识洗礼之后独特形态的再生。
“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它实际上是在幻想中“借体代言”，进行两个分裂了的“自我”的对话，以揭示诗人潜在意识中家庭责任与政治追求难以两全的矛盾。女媭的责怪连用三个“独”字，既是对诗人独立人格的揭示，也是对诗人不顾身家的独行其是的反省。
《离骚》对戏剧性托体代言，采取了互不雷同的处理方式：“女媭之詈”发言的只是对方，“重华陈词”发言的只是我方，前者之答在不答之中，后者却给前者一个不答后之答。因为向女媭说明政治追求高于个人的家庭生活，是多余的；他只能寻找前代圣王来谈论政治原则、政治理想，以及本人政治行为的是非。诗人把自己的心灵历程导向远哉悠悠的帝舜，已是一番穿越历史时空了。他向帝舜陈述的，竟是帝舜生前不及见的夏启以后的历史，又一番错乱了时空。时空在心灵历程中成为出入无碍，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的东西，这也是《离骚》的一大发明。
当诗人跪下陈词的时候，他是虔诚的，是忠实于自己的感觉的。他感觉到的世界竟然是夏前期的政治紊乱，以及夏末和商末的王朝瓦解。他如何感觉着现实，他就如何感觉着历史，其间折射着他对现实政治中荒唐无耻、争权夺势的愤慨。为了强调这种腐败政治的结果，其筛选历史出现了巨大的时间跳跃。“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这简直是振聋发聩的警世危言。
这番政治陈词似乎要向帝舜讨个明示，其实它对政治价值的判断已经建立在历史判断的基础上了。陈词是多层次的，从反反正正的历史教训中，升华出可以遵循的政治哲学，诗人思念到在现实中施行的异常艰难，作为一个遭疏绌的臣民，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身临危死，也不改悔初志，绝不投机取巧，哪怕像前代贤臣那样被剁成肉酱。这是在帝舜面前发誓，实际上也对女媭的责怪作出决绝的非答之答了。受女媭之詈和向重华陈词，似乎是互不相干的两出戏，但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却蕴藏着双峰并峙、互生回响、循环对答的美学机制。
七、神话隐喻性心理逻辑
就帝舜陈词的时空错综和精神恍惚中，诗人启动了通古今之变，进而究天人之际的心理逻辑通道。中国历史的邃古开端，就是与神话相对接、相混合的，即便帝舜、鲧、禹，也处在半是神话、半是历史的迷离状态。这就给中国诗史开端期的诗人提供了莫大方便，使之出入于历史和神话而无碍。《离骚》于此把心灵历程转换为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神话游行历程，堪称诗学绝笔。这种神话性心理逻辑的生成，乃是神话之风未息，而心理抒写技术臻至高明的时代产物。
既然诗人揽蕙掩涕，哀伤不遇明时，那么这种神话心理逻辑就推动他超越自己的生存境遇，以“上征”的形式追求精神的自由。
如果说，诗人的自然形态的精神家园存在于兰皋椒丘、荷衣莲裳之中，那么他的神话形态的精神家园，则存在于昆仑神话系统。昆仑神话是洋溢着中华民族寻根意识的神话系统，它具有天地相通的双重性，既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又是黄河之源，与大禹治水相关联。诗人朝发苍梧，夕至昆仑上的悬圃，走的是一条由帝舜到天帝、由历史到神话的寻根路程。昆仑的层次感乃是诗人的精神层次感，他已经到达悬圃，具有驱使风雨的灵通了，但尚未到达帝之所居，获得精神极点的大神通。从悬圃到帝居，存在着“路曼曼其脩远兮”的精神历程，他至今还停留在“灵琐”、即帝官大门镂刻的花纹图案之前。
诗人是以不避艰辛的精神求索者自任的，他继续着绚丽多彩的神话隐喻性的精神求索历程。各种神话因素在天马行空式的精神求索历程中，重新组合成新的神话。诗人构思了一个太阳与人的新神话，乘着神骏，与太阳结伴同行，充满着太阳与人之间的人伦亲情感。
新神话还在继续，但诗人与月神御者、风雷之神和鸾凤的关系，已不如太阳那样情同手足，而带点主人与扈从的意味了。这种意兴淋漓的想象，造成了宏大声势与卑微结局的悖论，天路的蔽塞和精神探索的受挫，使诗人在神话世界中窥见人间世界的阴影，一样蔽美嫉妒，溷浊不堪。
诗人受帝阍冷遇，不启天门，便从天国返回地面，开始了折琼枝以求“下女”的精神历程。神话隐喻具有多义性，对其指涉不可刻舟求剑。前人多把这种精神历程比附楚国政治现实，其实，何尝不可以把前者说成是追求精神上的终极关怀，探索天地之道，后者是寻找理智情感上的相通相悦者?甚至约而言之，前者重在求真，后者重在求美。总之，神话隐的多义性所在，正是《离骚》经得起反复的再阅读的魅力之所在。
求女是前面已论述过的“两性喻”，但内涵已有根本性变异，不是指涉君臣关系，而是指涉与诗人相通相悦的美好心灵。它是诗人的心灵历程，在求高明之后的求沟通。
神话性心理逻辑穿透了和重组了时空，把美女区分为神话的，半神话、半历史的，以及历史的三种类型。诗人的追求虽然一再退而求其次，但都因礼法或疏或密，派出的媒人在品行、能力和环境方面不足以传达心曲，统告失败了。那枝从春宫折下的琼枝荣华未落，足以代表诗人的美好心灵，却献赠无门，只好任其枯萎。这就难怪诗人几乎重复了受帝阍冷遇、上天无门时的那种叹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了。
如果说，昆仑行是诗人借奇丽的神话想象作一番精神逍遥游，那么求女行就是诗人把潜在的被压抑的性意识，转化为寻求精神上的知音者了。
若从历代风俗变迁考之，这种求下女也是事出有因。把历史年代前推一、二千年的帝喾和夏前期，欲婚简狄和留二姚一类事情，岂不也是可以设想的?如果我们不对神话隐喻作狭隘理解，那就可以理解到《离骚》求女幻想的丰富内涵——顺着神话性心理逻辑的余势，楚国诗人利用历史空间存在的可能生，借神话与历史间的著名美女，导泄被压抑的性意识，从而匪夷所思地创造了寻找相知相悦的美好心灵的隐喻形式。由此可知，新神话的创造，为《离骚》具备心灵史诗的品格，拓展了无比绚丽的思维空间和文化意义和含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