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文章的放言无惮，得益于列国纷争，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并六国，既有焚书坑儒的“壮举”，所谓“秦世不文”也就不足为怪了。
秦二世而亡，其文化专制政策部分得到缓解。从陈胜举兵，到汉武帝，百家之学颇有复兴的趋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汉代文人及文章方才由“纵横”归于“醇正”。所谓“醇厚”，只适应于董仲舒等经术文章；至于贾谊论政之激切，司马迁叙事之窈眇，司马相如辞章之雍容，都非“醇厚”二字所能涵盖。
两汉之交，经学日盛，文章复古之风日炽，东汉后期，指责时弊或自立新说的文章再次剧增。这里有意搁置汉代文章可能更具风采的辞赋与史传，目的是为了便于考察“诸子遗风”。
以“上说下教”之分，配“政术”、“经典”之别，大致可将追随诸子的汉代文章归为两类：一为贾谊等“激切”的论政之语，一为董仲舒等“醇厚”的论学之辞。
贾谊之文气笔力，素称西汉第一。只是其时通达国体而又兼擅文章的，非只贾生一人。汉初文章的主要特色，都是针对当世的社会问题，为新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既然是对策研究，不可能死守某一家法，只能兼采百家之长，这也是后世“醇儒”所不敢想像的。此种希望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注重实际应用而不囿于固定理念的取向，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颇有相通处。
游士某种程序的复活，使得汉初文章纵横驰骋，神采飞扬。能直言无讳，文章也就写得激切而雄肆。才情学识不同，汉初文章自然不可一概而论。如贾谊之言确实不如晁错老谋深算；可倘若承认文章自有妙用，不必“凿凿可行”，前者的文采与气势，无疑更为后人所倾倒。
论政之文多慷慨激昂，除学识外，更需良知与勇气。可作为特殊文体的奏疏与对策，臣下上书应对之辞，到底取“激切”抑或“委婉”的语调，很大程度取决于皇上的口味及气度。汉武帝时，以言得罪者日多，上疏策对必然日趋委婉。比起汉初文章的豪迈雄放，斩钉截铁，董仲舒等人的温文尔雅，深奥闳博，固然有深于经术的原因，但也与立说时惟恐刺伤刚愎自用的最高当局这一避祸心理有关。后人不察，只讲董生经术深厚故多旁征博引，未免忽略了汉代文章之由“贾茂”转为“董醇”的关键所在。
汉武帝之崇尚儒术，与其强调中央集权相比，后者显然更带根本性。规定以通经与否为进退官吏的依据，更使得日后经学大盛。武帝、宣帝尚兼好刑名，不专重儒，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
刘向、刘歆父子，乃西汉末年的博学之士，对打破独尊儒术神化孔子格局，也是功莫大焉。二子深于经术，为文时旁喻远引，铺张有序，其典实峻洁的文风，对后世学者之文颇有影响。只是经学家多学识有余而才情不足，文章拘谨平实；如果再加上自居正统，排斥百家之学，那可就乏善可陈了。
从游说诸侯，转为上书进谏，大一统帝国的读书人，难得再有先秦诸子的自由想像与独立思考。不管是指摘时弊，还是出谋献策，注重的是可行性，与先秦诸子抽象思辨，颇有差距。严格地说，不管是贾谊的论政，还是刘向的论学，都很难说是“博明万事”且“成一家之言”。汉代文章中，在体例及精神上都比较接近先秦诸子的，当推《淮南子》、《论衡》和《潜夫论》。
所谓“博明万事”，即不满足于提供具体对策，而是思考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由此才可能“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好正是刘安的抱负，不管此抱负能否真正实现，其“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气魄，确实接近先秦诸子。《淮南子》中不少言论源于《庄子》，但表述时却没有后者的纵逸跌宕，文学价值远不及《庄子》。但其思想的活跃与辞采的富丽，在汉文中仍别具一格。
王充和王符均生于汉末，又都“才高见屈”，以在野身份“闭门潜思”，专心著述。其著作乃相对独立的理论思考。二王思想都不拘泥于其时夹杂阴阳灾异的“正统儒家”，二王文章，都以论证严密而不以文采斐然见长。王充执意采用浅白的语言写作，文章虽略嫌拖沓冗长，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或许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太令人兴奋了，汉人论政论学之文似乎总在其笼罩之下，“学识”有余而“玄思”不足。随着佛学的传入，“玄思”在魏晋文章中再度复活；至于“好奇心”与“想像力”，此后便不无遗憾地转让给了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