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事，最主要的莫过于“纪事”与“说理”。在中国，前者根乎“史”，而后者源于“子”。
诸子文章，以说理见长。孔子、老子之“立意”与“见志”，主要借助于“陈述”；而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战国之文，则更多带有“论辩”的色彩。孔老时私门讲学、私家著述刚刚开始，所谓学派之争尚未形成，尽可直抒己见，而没有防范论敌八面围攻的意识。到了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立说时可就不能不以驳难开篇了。
列国争霸，游士纵横捭阖，为了博取人君之信任，争取发言机会及生存空间，无不讲究论辩之术。而王纲解纽，学术下移，思维的活跃以及思想资源的日渐丰富，也使得各家各派有可能独树新帜，自立门户。其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声音，各家各派都能得到比较充分的表现，能否成为“显学”，取决于自家学说的精深博大以及对时势的准确把握。周秦诸子的驰骋言辞，不完全是理论思辨，也包含游说诸侯以取功名，故其立说时的“排斥异己”，很难说完全出于公心。
不管尚文还是尚质，战国文辞大都沾染纵横游说之风。铺张排比或放言无惮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诸子对自家政见及哲理均有充分自信，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喜欢为人、为己“解蔽”的周秦诸子，其文章中所使用的归谬法、类比法、反证法等，对后世之驳论文影响甚大。
可相对于明是非决嫌疑的“辩”，诸子立一家之言的“论”，更让后人追慕。“论”与“辩”，本相依相存，很难有高低之分。但自立绳墨，以确定评价标准，无疑更带根本性。诸子立说各有根基，而且所争乃开天辟地、安身立命等根本性大问题，不像后世文人多在枝节上做文章。不单立说时求独立，少依附，就连文章也都个性鲜明。
说理文章要做到思想独立且有自家面目，其实很不容易。令千古文人追慕不已的“自家面目”，既指向诸子的学说，也包括其文风。
“子岂好辩哉，子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中的这句话，基本适应于战国时代的各家各派。处士横议，百家争鸣，“论辩”是其正人心、取功名的惟一手段。立说根基原本不同，一味“不辩”，未免显得不够真诚，也缺乏道德勇气。
诸子百家在辨明是非、砥砺学术的同时，日渐成熟其各具特色的“辩论术”。
论辩之文，除了逻辑严密，最好还能做到文字流畅，形象生动。几乎所有传世子书都不安于平铺直叙。与后世文章喜欢引经据典不同，先秦诸子更愿意借言简意赅且富于风趣的寓言来表达自家思想。这就难怪寓言在先秦子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诸子大都善以寓言说理，寄托遥深的寓言转化为成语而千古传诵。
诸子文章对后世的影响，历朝历代不同，无法“一言以蔽之”。大致而言，唐宋以下，以孟轲、庄周与荀况的文章最为人所称道。摹仿者又可能因气质与才情，而有不同的选择。当然，更多的情况下，当事人希望博采众长，只是读者仍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其真下功夫揣摹师法的对象。
在列国纷争，诸王无不希望走捷径成霸业的时代，孟子之言必称尧舜，以及道性善，讲良知，推销君轻民贵、王道仁政等大道理，未免显得“迂阔”。可也正因为摆脱具体对策，不讲权宜应变，孟子文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方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表露。诸子论辩之文，很少像孟子那样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孟子文章的共同特点是言近旨远，大义凛然，以气势而不以辩论技巧取胜。孟子立论，说不上特别深刻，但旗帜鲜明，堂堂正正，自有凛然不可犯的威严与气势。
庄周一派，力斥儒家提倡的规矩绳墨，其绝圣弃智的政治观念及齐物我、等死生的相对主义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影响极大。作为文章变幻莫测、神明诡异的笔墨，除了便于表达其“不言之辩，不道之道”，寄寓深刻的哲理外，本身便因叙述的意出尘外汪洋自恣而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庄子》以想像奇特，恍惚迷离而又仪态万千吸引读者。周秦诸子中，倘就玄理与隽语而言，庄周及其弟子允称第一。其笔墨的恣肆、辞采之瑰丽、行文的潇洒与句法之奇特，以及想像之夸张与怪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荀子主性恶，讲礼制，对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大不恭敬，故很长时间其学其文颇受贬抑。荀子之文，外平实而内奇宕，再加上体制宏伟，析理精微，代表先秦说理文章的成熟与定型。同样以绵密严谨著称，《荀子》不像《韩非子》那样峻峭与刻薄，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文章显得温厚可亲。如果再考虑到《成相》、《赋》等对后世诗歌及辞赋的启迪，荀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