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注定永恒,又注定无法复归。移民作为流散者,总是他所居停的世界和时代的客人。
把客人的诗作名之曰“边缘”写作,并非随意。
也许是无心,也许是有意,当他还是一个深圳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时候,客人参与发起的第一个文学组织就叫“边缘诗社”。在80年代中后期徐敬亚等人发起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活动中,客人所属的诗歌圈子便以“边缘诗群”的名目入选,它的宣言颇似一个绕口令式:“我们(的)主张是不主张应该写什么或不应该写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写或不应该怎样写”,其意是在当时流派旗号满天翻飞的诗坛上,对所有“歌咏幸福和欢乐抑或哀叹人类普遍存在的焦虑、孤独和恐惧等困境”[1]的可能性来一个兼容并包。这个略嫌含混的广大的雄心,又是来自他们生活于作为文化冲突交汇前沿的“这块大陆的边缘地带”的时空意识。
今天,“客人“对深圳诗坛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尽管他不属于那种一路引领风气的先锋——在耀眼的诗坛明星和无名之辈之间,客人以某种程度的风格化创作守望于不同群体的“边缘”。不管你是否认同,他的创作常常依违于个体抒情和国家意识之间,本身就在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分界上具有某种边缘意味。客人一路走来,正向稳健的中年迈进,而弦歌不辍。我想起意大利中古时期诗人但丁曾在“人生的中路”迷失于幽暗的密林。这是不是一个对所有诗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隠喻,无论其才具如何?客人此时又会如何从这人生的“边缘”阶段再出发,吹奏出新的音色?这或许正是诗人的朋友们所热切期待的。总之,客人是处在好几个意义上的“边缘”状态。
作为其再出发的基础,客人边缘书写的累累踪迹,值得一个爱诗者从容品悟。
边缘种种与“移民性”
然而我使用这个“边缘”注解,更想强调的还不仅仅是上述的几点义涵,而是这一点:客人的“移民性”。
把这个深圳诗人作为“移民”来处理,除了他本身来自粤东山区这一点外,难道还有什么深意吗?首先,他并没有也不准备移居国外,其次作为一个深圳公务员,他的日常境遇并非动荡不安。这里有必要再解释一下我的理由。
20年前我曾在《文艺报》撰文提出,可用“移民文学”的命名来概括某些深圳(或不限于深圳)的文学创作特质[2](《移民城市中的文学躁动》)。近年,我试图把它发展成一种“广义移民”[3]的概念。它的含义,结合了国际上不同文化-政治实体之间移民(狭义的移民)的基本经验,以及近20年来大规模改造了中国各城市人口背景的国内移民问题(比如民工的遭遇就和华人移民在西方的遭遇有直接的类似之处),再加上后现代时期人类生活中普遍的失根、失位、意义不明、命名矛盾和身份错乱的文化状态(最广义的精神“移民”)。这也就是我近年对“流散文学”发生兴趣的主要关切。而这三个方面,在一定的批评视野下,其实是可以结合互动的。
把客人诗作的不少命意和意象,直接和上述第三个方面联系起来并非难事。他的矛盾、错杂、“边缘”的诗思,显然受到后现代诗风的某种润泽。而作为“国内移民”的一员,使他得以移位的个人命运,背后又有着深圳特区在全球化格局下出现的时代背景。不管是否自觉,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于一个激发了大量移民问题的世界过程。这样,上述的第一、第二个方面也就不能说与你、我、他无关了。在深圳,我和客人就不时和一些游走于上述第一、二方面的“边缘人”不期而遇(最新的例子就是本身原为国内移民、继而成为国际移民的诗人孟浪)。
假如不嫌把问题弄得更复杂的话,我当然意识到,上述第二个方面,即“国内移民”,其实问题颇多。至少,同为国内移民,其处境、命运、社会分层差歧极大。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位和状态置身在一个“移民的世纪”。客人或许不是从社会学理的角度,而是以“诗缘情”的心灵敏感,贴近了这两者的“原初联系”:
如今在这美丽的海滨边城
我进入深处写下的诗行
总是望见茶色的玻璃门
被淳朴的乡民敲响
我给他们点烟倒茶时
传来又一茬庄稼拔节的声音
(《土地深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客人流露的这种感人的同情,真能消弭不同类型的“国内移民”在社会现实中的巨大差异,而是说,这样的同情可以看作客人自身的移民意识,对我所名之为“边缘书写”的控制作用。
客人的很多诗篇,都透露了与他生活、工作于其中的新世界的隐秘紧张和身份疑惑。最典型的是他笔下一再出现“别人的城市”这样的词组。如:
此一生你远离庄稼地
在别人的城市
梦见粮食以及谦卑的土地
诉说黑与白的似水流年
(《别转身,那样我会爱上你》)
又如——
每次在别人的城市里
我都回想起九子畲,想起故乡
想起山坳间火红的窑光
(《想起九子畲》)
还有
如今人在异乡
在别人的都市怀念家园
一阵风过
把我的诗集吹成蓝光
一种朴素的感情
如此地久天长
(《家园》)
如此不胜枚举、“地久天长”的感喟,使我想起我最先注意这个词组,是因为深圳的另一个作者、小说家林坚,写过一篇颇为知名的以打工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也许“别人的城市”已经成为研读深圳文学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能指,虽然其所指可能各有不同。但就其把主体超拔于一城一地,造成“流散化”的效果而言,这个能指相当有力和耐人寻味。
就客人来说,利用这种效果,他把其日常生存所寄的环境,作为“城市”来异己化,并使它与作为“原初根源”的乡村、故乡互为“他者”,从而把自我作为一个“客人”,置于两者的边缘,让他弹奏出的时而温婉深情,时而激扬腾越的乐音弥漫于两者之上。如果说,诗歌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虚化、超越俗常经验的制约,那么,诗人以“客人”之名,找到了一个颇可玩味的抒情立足点。这或许才是他的“边缘“追求的又一重深意吧。
“别人的城市”与自我的乡村
我曾经在提出上述“移民文学”的概念时指出,“移民文学“的力量在于它“紧紧拥抱现实,饱含浓辣的生活浆汁,但又是超越现实的,和生活保持适当的审美距离”,同时它并不回避世道人生的难题,其中包括“个性与群体、利益与良知、现实动力与传统人格、城市精神与乡村意识”等等,它应该能够在这些“对立的因素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审美的弹性”(《移民城市的文学躁动》)。如果说,城市和乡村的映照是作为游走于其“边缘”的“移民”客人的抒情立足点,那么客人的吸引人之处,也许首先是其诗作中城市背景和乡村背景的奇妙错杂。
我的感觉是:他常常是在城市的深处写诗的,而他想象的深处却是乡村——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乡村,而是有阳光、有风、有长着芦苇的河岸、有远山、有雨雪的土地,而土地生长奇迹和幽思。虽然城市的雕像、台灯和人群偶尔掠过他的笔下,但他的“寂寞”更容易把他指向乡村:乡村的荞麦,乡村的四季和乡村的酒馆——
所有的草垛都含有好天气的味道
一滴精子的味道,庄稼收割过后的味道
谁徘徊在无知无觉的箴言中
谁关闭身体忘醉于混沌
我荷锄于薇菜,南山的矢车菊
水中圆日任由一游鱼啄去
试着打开一千个窗户
在你的家中,我是你唯一的客人
不用丰盛的筵席,有面包和红酒
就可以隆重地款待我,我走遍大地
有你收留我、容纳我,你看看
你和我,多像世界的最后一家人
(《雪季和雨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