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北方文化”影响强大，不好和广州的风貌等量齐观。徐敬亚、吕贵品等在深圳策划，然后在深圳、安徽同时推出“现代主义诗群大观”时，广州已较为平静，深圳反倒因文化人口的聚集而热闹起来。我个人在深圳就遇到了市组织部的陈衍庆、报社的关飞、深圳大学的梁云、从公司又转回学院的丘学强等人，他们都曾在当年活跃于广东内外的诗歌活动（其中梁云是春风文艺版《朦胧诗选》编者之一，这本书第一次用“朦胧诗”为一个选本正式命名）。而深大的每届学生都会涌现出一些诗迷，从他们的诗作中也可以见出朦胧诗的后续影响。印象中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的深大学生客人、阿毛、黄河等人的“边缘诗社”较有影响（曾入选“诗群大观”），这一时期毕业的江涛（布咏涛）后来成为黄礼孩的合作者，其本人在花城出版过两本诗集，发起过南方女性诗歌运动。在世纪之交则有刘敬文、叶春标等人；现在就读的新生代谭智峰、郑开雁、赖佛花、蒲斯等也正在实验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深大无疑是深圳诗歌的一个营地。
记得八九十年代间我曾邀吕贵品到中文系我所任教的写作课上讲诗歌。在迷倒一批狂热者的同时，他的频度甚高的口头禅“他妈的”也令女学生干部皱起眉头，更有人站起来公开指点。但吕氏一本其诗人本色，回应说“这说明同学们开始注意到我的特点了”。如果暂不论“校风”问题，“他妈的”之类入诗的例子是有的，比如新时期刚开始时黄永玉的口语诗就语惊四座：“他妈的！/既不能大声地的笑/也不准大声地哭……”当然这还不同于近年被朱子庆斥为“诗歌即呕吐”的倾向。另一方面这也可见，当代引导了诗风变革的，其实并不止青年一辈。在新旧时期之交的诗歌路碑上，写《离离原上草》的公刘、写《悬崖边上的树》的曾卓，还有被重新发掘的穆旦等，都和黄永玉一样留下了破冰的履痕，不管它们是不是该叫做“朦胧诗”。在我看来，舒婷现在有些已被收入课本的“朦胧诗”，并不见得就比它们突出多少。当然舒婷多半诗篇中抒写的生命忧伤是相当清新的。上辈诗人不说，较年长的学者中感应到这种忧伤并给与郑重注意的，似乎只有李泽厚一人。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思想论述中就赫然写道：这种忧伤是一个觉醒时代的感性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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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朦胧诗中北岛显然已成为最“经典”的一个。在那些雄伟的主题上，和江河、杨炼等人比起来，他远不是热烈的。确切的说，北岛的热烈绝不外在和单纯。会沸腾，但绝不会猛烈挥发。他的冷峻严酷的风格包含着怀疑、批判和存在主义色彩的绝望。生命，在他，似乎既不是什么值得炫耀和赞美的幸运，也不是什么应当抛弃和否决的负累，而是一个必须接受的处境。生活等待着终审判决（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判决），毋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判断过程。北岛带来了一种新的领悟。
此外，生活意象的自由变形也属北岛玩得最好。这并非说，这种变形在每一个场合都是绝对必要、恰到好处和不显得雕凿的（“吝啬的夜，给乞丐撒下星星的银币”、“姑娘们的睫毛抖落下成熟的麦粒”之类，有时使人感到诗人过分专注于在一个句子里的两个意象之间造成张力，其结果是形成诗篇中过分耀眼的光斑而略显造作；而在那些最成功的篇什中，他懂得让张力适当分布在整首诗的一群意象之间，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和谐的结构。）总的看来，北岛技巧的创造性是无可怀疑的。他对变形的嗜好和对形式的“玩弄”之产生强烈的美感效果，其潜在意义是：它们执拗的表现着诗人对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格局的蔑视。那种“正常”形态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难以容忍的、庸俗的、没有生命力的规范。
最近收到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05年第5期），竟然出了一个“北岛研究”专辑。而北岛本人被“经典化”的同时，自己却正在“悔其少作”。近年北岛的书在大陆不断出版。在2004年海南出版社的《失败之书》里，北岛透露出他正成为用散文向下一代诉说往事的人，“其中有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有权力破碎的神话及其敌人，而我们会超越这一切，延伸到国家以外的道路上”。从境内流走到海外流散，北岛的孤独身影成为文化越界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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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人的“孤独”，意味复杂。记得有一年北岛们南来羊城作讲座，说万头攒动是夸张了，但成百人挤在一个小厅里的盛况却是我这个当年的大学生所记得的。印象中北岛面容瘦削，没说几句话，似乎顾城也没说什么，而且不显眼。当年说话最多的主持人、主讲人是谁我已忘了，但北岛们的书如今还在我们不少人的案头上。当下写诗的人们面对的社会境况是很不同了，“不要欺负民工和诗人”已成民间谐语。但在郑重的认知中，诗是否真值得如此轻薄，或者它本来就在活生生地“在”着?多年前听到苏芮、夏韶声合唱《车站》：“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铁路冷”，当时就被“风急铁路冷”五个字震住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感觉？多少年后发现它仍然唱响在新一代的MP3里。好的诗（句）就是好，不管它以什么形式流传。说到歌词，我才想起被邝美云唱过的“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原来正是胡适的《梦与诗》：
醉过才知酒浓，
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
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同样的例子还可以加上被赵薇妹妹传唱的《兰花草》（“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这位我国大陆多数现代文学教授在课堂上不怎么抬举的新诗开山祖，或许在民族生活中的影响远胜于不少人的估计？前面说了，广东的陈小奇就是一个从诗走向歌词的成功者，我们该怎样估计歌词在广东诗歌生活中的影响？“诗歌生活”的说法，又让我想到《诗生活》网，已成为深圳诗歌活动一个素质非常好的平台，它吸引了很多诗人和喜欢诗的人，包括我所评论过的澳大利亚华人移民诗人欧阳昱，就曾经被该网站推介过。欧阳昱八十年代是武汉的大学生，当时他的诗不算出名，九十年代初去澳大利亚后，在中英诗界都声名鹊起，他决心写出“不象诗的诗”，如同“第三代”及其之后的人们，决心在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中杀出一条血路。经典化的朦胧诗正在成为新生代诗歌杀手们刀下的龙肉，一如中国古典诗歌所曾经历并且还在经历的命运。新西兰时期的顾城写起了固体诗词，可惜大陆这边没有发表人去收编。今天我所公职的深大校长章必功则是深圳诗词学会的会长——一位力主创作和学术自由的并且喜欢在春节短信里发自己写的诗词的文学教授……
“时序交移、质文代变”。超越于朦胧诗时期（以及中国诗歌史的其他时期）某地某人某次以某种语气引发的有关朦胧诗或菲朦胧诗的“情绪激动”，放宽历史的视界，我们当为中国诗歌那种九曲黄河般的流转嬗变而欣悦还是伤悼？在各种各样、各式各体的诗歌于每一代人中间所激发的感动之中，这样的疑惑总将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