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新时期开始于一种半梦半醒、忧乐绞缠甚至有点诡异的氛围。一方面是邓丽君情意绵绵的婉约歌吟在亿万民众中不可遏止的潜流，一方面是朦胧诗手抄本、油印本在文学青年、大学生中的辗转阅读，铭刻了对前一个时代尚存的文化余威的抵抗经验，神秘而令人陶醉。在现今一般人的印象中，由朦胧诗引发的中国新诗潮的主要舞台在北国京城（或许加上四川、东北等地区）。网上有些回顾文字说，朦胧诗运动基本没有广东什么事，这并不确切。广东固非初始策源地，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广东不仅有满地的港台卡式录音带，也有各高校学子的文学社团和自印诗刊（如中山大学的“红豆”，华南师大的“野花诗刊”等）。广东也是新诗潮的一个平台。即使把后来包括深圳文坛在内的发展看作是由外省移民引入的影响为主导力量，省城广州也仍有看点。
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诗人包括《瓶中船》的作者筱敏、从阳江闯入省城文坛的林贤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辛磊、陈小奇，和我一样来自华南师大中文系的司徒杰，还有胖子沈宏菲、瘦子诗评家朱子庆(马莉的中大同学，后成为其夫)等，活跃者应有数十人，他们的写作和活动，对北方袭来的朦胧诗新潮有过一番热闹的呼应。当时广州除了先锋性鲜明的《花城》杂志不时刊发有份量的诗歌外，花城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室也颇有动作，先后创办过《海韵》、《青年诗坛》等杂志。我已经记不得这它们谁者为先，哪个为后，只知道它们出出停停，有时改个刊名似乎是为了探索新的编辑方向再出发，实际上仍是同一个编辑室在运作，这可以看作是本地出版界感应到全国诗歌变革热潮而不甘沉寂的迹象。如果说民间诗刊是中国新诗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的话，当时除了《诗刊》《星星》和部分诗报以外，其余公开出版的专门诗刊并不算多。广东这连串出版的诗刊，就为全国热情高涨的诗爱者提供了多一个阵地。我的印象，顾城、芒克、王小妮、吕贵品、叶延滨等人都在上面发过诗作。广东诗人在上面写的自然更不少。
这段广东诗刊的历史，主事者是诗歌室的负责人罗沙，还有诗歌编辑鞠英（她自己也出版有诗集）。先后加入过这个编辑室运作的还有性情激越的林贤治和倾向于守护传统的杨光治等人。那个时期我在华南师大读本科和研究生，罗沙因其妻子在华师工作，所以家就在校园内，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你比较中庸一点（不知算是表扬还是批评），来做我们的一个“社外编辑”吧！遂经常在上下班路过我所住的学生宿舍时，顺便交给我一大包来稿要我看，由我提出初步阅评意见再交他拿回出版社处理。所以我那时就大量接触了不少一线诗稿。我看稿的感觉，当时那些已经渐有名气的诗界明星，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把他们的好稿拿给这个广东的诗刊，投来的多是他们写的不怎么好、在其他报刊上可能发得不顺利的存稿，所以我也“枪毙”过不少人的稿子，甚至包括顾城这样的名家（当然“建议采用”的是多数）。这使我认识到，天才诗人们不见到下笔都是好东西，他们的光芒也是媒体参与选择和造就的结果。有时候我会想起何其芳对自己的感叹：这一生写过多少坏诗！
前一段时间，深圳杨宏海主办第二届打工文学论坛，当时有个北京编辑就说，他收到的打工文学来稿多数很差啊，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来？我就拿自己这段经历，说估价一种文学现象，光从一手来稿来统计并不准确，也应该从公开发表和社会反响的层面看。我们必须承认“过滤”其实是对“生成”的参与。现在各种高校编的强调历史性的当代诗选本，就是在继续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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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前面说的这番朦胧诗时代的广东诗刊经营不太成功，最终没有在全国取得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最后无疾而终。罗沙本人爱琢磨叙事诗，在诗界风云激荡中不作偏执的决断，能在各方争持中取个平衡就不错了，想走出一条新路则举步为艰。但这也使这些个广东诗刊容纳了各方声音，虽然不致一端独大，倒也爆发过几番论争，比如就如何评价广东诗人洪三泰诗作等议题，就成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争吵的标靶，演变成全国诗坛论争的“广东版”。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朦胧诗”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广东的发明。最初发难的是广东作协负责编《作品》诗歌的黄雨（一个被解放的“右派”，国学根基很好的先生），他撰文指责当时的诗作新潮“不足为法”，紧接着是一个经常在《羊城晚报》写评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口气就更激愤了，这个议论搬到北京的《诗刊》上，引发轩然大波，然后才有北大谢冕、福建孙绍振、吉林徐敬亚“三个崛起”的辩护，遂使“朦胧诗”这个本来是否定性的评价概念，作为历史的标志从兹屹立。
但广东从来不是一面倒的。尽管谢冕富有沧桑感地指陈“中国诗歌的每一步改变都要以几代人的情绪激动为代价”，但广东的激动却不见得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惨烈。广东有它不计较的、随意的空间。这一时期广东除了上述诗刊外，也推出了好几个诗选集，如《中国当代青年诗选》（谢冕主编，花城版）、《朦胧诗300首》（肖野编，花城版）等，在当时也是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选本。研究新时期文学的人，或许还可以追溯到当年戴厚英《人啊人》等敏感小说，曲折地绕了一圈还是在广东面世的事件（不只这一个），可知广东得开放风气之先，其文化生活的特点不在其锋芒的鲜明锐利，而在其包容性。近年广州报业传媒的兴盛应与此传统相关吧。
九十年代初我编个人诗集《无雪的冬天》时，在一次聚会中偶遇一位四川朋友（为我写过一篇评论，后收为诗集的序言），看了我的书稿后说：“怎么你发表过的诗都比不上这些存稿，原来你们习惯过一种双重的写作生活啊？！”其实那些所谓未刊存稿还是有一些“发表”过的，只不过发表在刻蜡版油印的校园诗报上而已。但他的所谓“双重生活”，也许可以理解为上述文化生活特点中的兼容、随意、多层次和多面向吧。但是它的代价是不够偏执、迷狂和坚持，如涧水之行，随形流转，最后可能不知所往而别有去处。以八十年代的广东青年诗人为例，筱敏成为专业作家改写散文，陈小奇走上了一条歌词写作的经济成功之路，沈宏菲后来大写食经，找到了一种发挥其天才幽默的方式，马莉做了《南方周末》的编辑，司徒杰研究了一番结构主义诗学之后就兼搞房地产和研究《红楼梦》，只有林贤治和朱子庆还在他们的评论文字里延续着若干感时愤世的诗情……。纯粹属于诗的探索，到九十年代后已经转给杨克一代“移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