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章认为，所谓的“国民劣根性”“常常偏重于底层人，也就是主要体现在闰土、祥林嫂、七斤、华老栓、华小栓、阿Q等等小人物身上”。这个判断完全不对。在鲁迅的小说中，何尝没有吕纬甫、魏连殳、四铭、高老夫子、赵老太爷、“假洋鬼子”这些所谓的“上层人物”呢？还有，那就是对知识分子深刻反省的“狂人”、涓生、子君，还有《一件小事》中的“我”、《弟兄》中的沛君等等、等等。另外，散文诗集《野草》，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拷问和陷于“过客”、而又不愿做“过客”的无比痛苦的展示。我在想，其实，这些都是鲁迅作品中的明显事实，怎么会视而不见呢？

    的确，在“国民性”问题上，鲁迅是以其强烈的批判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鲁迅也有这样的肯定:“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祖传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还满怀期待地呼唤:“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会有真进步。”这些，都是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是对“国民性”改造目标的思考。

    难道鲁迅只有批判的一面？再说，即使批判，又有何错？

    该文章还提出一个很令人吃惊的看法:“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罪性，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而人性的缺陷都是相通的、相同的。”我觉得，这又是一种怪论了。所谓“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存在决定意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明明白白存在着不同的国民性和民族性。如果真的按照全世界、全地球只有一种人性，那么，多多少少的有关研究和理论，岂不都成了多余？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欧洲古代史家有尚文教的雅典文化与重武功的斯巴达文化之分、英国史家有北部苏格兰山地与中部低地文化之分、美国史家曾有新英格兰区，南部植棉区，西部放牧区之分。我想，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还是有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国民性和民族性的差异。这总归是一个客观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些观点(诸如“自虐”)，其实来自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人们。问题在于，首先我们不能拾人牙慧，凡是都要想一想、问一问；还有，我们出版海外的一些书籍，经常是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技术处理”，于是，我们见到的只是“过滤”过的东西，而不是庐山真面貌。

    那么，正如鲁迅所说，对一个问题的关照和研究，必须做到“知人论世，顾及全篇”。我想，这句话实在是令人深思。

    该文章强调中国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反思自己的所谓劣根性，“而是切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并不矛盾。很难设想，一个好的制度会在国民劣根性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相反，国民性有了很大改变和提高以后，一个个好的制度自然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