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十来年前吧，一位曾经写过中国人的“辫子”、“小脚”和“风水”的作家，突然发起了对鲁迅的议论，认为鲁迅的批判“国民性”实际上是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而所谓的中国“国民劣根性”不过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给自己入侵中国制造的一种理论。此论一出，顿时舆论哗然，因为善良的人们都没有想到，怎么鲁迅为之而几乎奋斗了一辈子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竟然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很快有人指出，这种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云云，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是从根本上违背了鲁迅本人的思想。很难想象，鲁迅从《狂人日记》《我之节烈观》起步的小说和杂文写作，竟然是受了西方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那么，如果顺着这样的一种逻辑，客气地讲，是鲁迅上当受骗了；严重一点说，那岂不是在为西方殖民主义、而且是侵略理论在张目？

    不料，最近在南方一家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篇文章，一方面还是坚持这样的观点，同时还发展为是鲁迅在“自虐”:“不可自控地出现了以‘国民劣根性’批判为代表的‘自虐’倾向。”

    问题还是要回到所谓的批判“国民性”。该文章认为，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过程中，因为屡屡失败，于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就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这种说法貌似客观，实际上却避开了一个最本质的问题，那就是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化发展的必然。关于文化的概念，现在学界大多认同“同心三圆说”，即最外围的“器物”层、中间的“制度”层和核心的“思想”层。经历了“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得来的却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试图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制度改革的康梁变法，最后是“百日维新”而喋血菜市口。正是在血与火的事实面前，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文化的核心层，那就是思想、道德、价值观等等问题。这就触及到了所谓的“国民性”思考和批判。

    其实，从鲁迅来说，有关“国民性”问题，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美国传教士Smith(中文名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素质》。直至鲁迅去世前半个月，鲁迅还专门谈到:“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真的很难设想，这时候的鲁迅，还在受着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理论的影响，甚或还是在所谓的“自虐”。老实说，这种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自虐”云云，完全是西方一些所谓的汉学家的编造。从对五四表面上的肯定，到认为其犯了“激进主义”的大错——从而还影响到了以后的“文革”，进而去寻找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于是，把五四影响最大的批判“国民性”，同所谓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理论相联系。这么一来，“国民性”问题简直是罪恶滔天、不可饶恕。

    历史告诉我们，从梁启超开始的关注东西方文化，到陈独秀提出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实利为本位和东洋民族以安息、家族、感情、虚文为本位，实际上就拉开了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到了鲁迅，锋芒所向，集中到了“国民劣根性”，其本质，都是为了迅速改变和提高中国的“国民性”，从而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