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在西方衰落之后，应运而生的便是象征主义。象征主义的主要影响是在诗歌领域。象征主义的特征很复杂，早期的象征主义“主要强调展示隐匿在自然世界背后的超验的理念世界，要求诗人凭个人的敏感和想象力，运用象征、隐喻、烘托、对比、联想等手法通过丰富和扑朔迷离的意象描写，来暗示、透露隐藏于日常经验深处的心灵隐秘和理念。”（《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朱立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第10页）我们在解读曹禺先生的悲剧作品时不难发现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方法在剧作中隐约可见。
（一）戏剧命题的象征性。曹禺先生一系列的悲剧作品,如《雷雨》、《日出》、《原野》等，这些个作品的命题，作者抓住生活中具有强烈视觉和听觉冲击力的意象，展示给读者或观众的不仅仅是蕴藏着的浓郁的个体诗情，而且还洋溢着人类所追求的普遍审美价值规律；不仅仅是物象表层的感性意义，而且具有深层的不可捉摸的理性色彩,留给读者更为广阔更为悠长的思考与想象的时空跨度。
（二）舞台设计的象征性。在这一点上特别突出的是《原野》。作者为剧中活动的人们设计出奇异、诡秘、恐怖的舞台环境与气氛。暮秋的原野，黑云密匝匝遮满了天空，低沉沉压着大地，狰狞的云泛着幽暗的赭红色，在云朵中点染成万千诡异艳怪的色彩。尤其是最后一幕，黑林子，黑幽幽潜伏着原始的残酷和神秘。正如作者所说：“这里蟠踞着生命的恐怖，原始人想象的荒唐。”作者将象征主义手法与写实主义手法融为一体,为主人公的复仇心理和复仇过程设置了一个令人震颤和恐怖的环境，深刻地揭示了旧中国农民身上的极其沉重的精神负担和心理负担。从艺术接受角度讲也给读者和听众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听觉与心理冲击力。
（三）人物塑造的象征性。在《雷雨》中，作者塑造了周朴园、鲁侍萍、周繁漪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如果按照尼采的观点来解析的话，我们似乎可以又发现曹禺先生的剧作暗含着极大的哲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又恰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尼采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认为，古希腊艺术的产生在于日神的冲动和酒神的冲动。日神代表的是整个世界的规范、秩序，代表的是所谓的公正与权威；酒神则是原始的冲动，主要是情欲的放纵。只有太阳之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厄罗索斯二者结合才会产生悲剧。
周朴园恰好是父权的代表与象征，在人类历史上父权就是一切的主宰，父权像太阳神阿波罗一样，以他的光辉笼罩着整个世界。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父权走向了他的反面——理性的极端独裁、专制——导致世界的不公与黑暗。侍萍与繁漪则是母性的代表与象征。但不管母性释放出来的是温婉善良、忍辱负重的光辉，还是“蛮性”与抗争这种人类原始野性的冲动，都必将与父权产生对峙。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理性化，人的本性就会受到致命的挤压和打击，整个人类也就沦为成理性精神的奴隶。那么，只有酒神精神才会撩开太阳神阿波罗的面纱，去寻求个性的凸显与张扬，于是就产生了悲剧。《雷雨》中母性为了寻求个体的生存个性的解放——不管是侍萍还是繁漪——在理性的遏制下都走向了自我毁灭；但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悲剧中所暗示出的意义：即个体的价值毁灭换来却是人类整体抗争的延续。从这个角度去透视曹禺悲剧作品《雷雨》中的人物形象，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者恰好运用了象征的手法对尼采的悲剧理论进行了重新解构。
总之，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曹禺先生一方面像当时“五.四”时期前后的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满怀激情地如“天狗”一般地去“吞噬”；但同时他又采用审慎的态度去辨识去消解去重构。只有这样，他才创作出了具有中国气派与民族特色的社会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