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曹禺；戏剧创作；西方文化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潮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风云际会，激荡、冲突、分化、交融，极大地震撼着一大批有着深刻良知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曹禺正是处于社会变革旋涡中的一位以戏剧作为载体来宣泄人生体验或表达自己社会理想的作家。因此，他也与他同时代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不可避免地接受着西方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一、从对西方宗教的消解中重新认识社会与人生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同时它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尤其是《旧约圣经》被认为像希腊神话一样具有“永恒的魅力”，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曹禺在他的剧作《日出》中大量的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其中的作用应该探询。
曹禺在有关《日出》的话题中做过这样的阐述：“全部引语放在前面，是想代替序的作用。”笔者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对引语的表层定位，更深层次的含义恐怕复杂得多、丰富得多。同时他还说：“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哪个不合理的社会，当时不敢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上的话。过去，我曾经提醒人们要按照我排列的顺序读那些引自圣经的段落。”（《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97、98页）。作者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共有7小节，我们认真解读就会发现其严密的思想和情感的逻辑层次。
“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新约.罗马书》第二章）
“......我的肺腑啊, 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旧约.耶利米书》第五章）
显然，作者借用这两段文字发出了对被扭曲了的丑陋人性的抨击、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的社会的质问，警醒人们怀疑这旧的世界旧的秩序。正象尼采所言“上帝死了”。上帝如果没有死，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着那么多的凶险呢？尼采的“上帝死了”，这是一个复杂的哲学命题，它预示的是西方基督文明的崩溃和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即将过去的社会和历史，我们应该“重估一切价值”。
作者同样借用《圣经》里的观点来表达自己试图重新构建一个合理有序的世界的理想。“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又看见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作者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一切都要重新重来”。
诚然，曹禺先生的《日出》深刻地描绘了一个“不合理的”、“不义”的“该死的”黑暗世界。在这个黑暗世界中人们的灵魂与精神全都被折腾着被扭曲着，人性的毁灭，心灵无所依归，精神家园荡然无存。作者运用娴熟的艺术技巧驾驭着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灵与肉的绞杀，追求与幻灭的交替，理想与软弱的消长建构了人物之间紧张的心理对抗，呈现出了一个毫无希望腐朽堕落的社会现实。但剧中的主人公陈白露有一段精彩的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不管我们如何去解读主人公的心理与情绪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作者借主人公之口呼唤太阳的升起，诅咒逝去的黑暗。曹禺先生也曾说：“写《日出》之前，是心中早已有了那几句话......。”
《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经典，它存在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宗教性。曹禺先生引用圣经中看似零散的经典语言来演绎着自己深沉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在对宗教经典的消解中重构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悟与认知。众所周知，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家们要利用艺术的有限性去超越现实的复杂性、多样性与无限性就必须具备超人的智慧。曹禺这种充满着哲理的思辩与艺术实践正展示了他那种站在历史高度的豁达精神和艺术家的可贵品质。
二、从对西方悲剧意识的消解中重构独特的剧作形态
曹禺先生的悲剧创作无疑是受到西方悲剧创作理论和悲剧创作手法的影响，他“第一次把希腊悲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讽喻手法易卜生以来近代剧的闭锁结构技巧结合起来运用，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悲剧。”（《曹禺的剧作道路》杨海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笔者也曾经在《〈雷雨〉的社会价值及其它》一文中对曹禺先生的悲剧作品作过这样的阐述：“曹禺悲剧的意义是带有强烈的时代性的，正像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索福克勒斯所处的时代是人类还不可能认识这个世界的时代，还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时代，所以古希腊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现今时代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悲剧，不是天命安排的，而是含有其社会法则的，是社会斗争的产物，是不合理的制度的产物；人物的命运安排是作者根据现实的生活特征，逐步凸现出来的。索福克勒斯给他的主人公俄狄浦斯预设了神的诏示，而曹禺笔下的任何人物没有这样。看样子，曹禺是不相信命运的，他只是欣赏希腊命运悲剧而已。他所追求的是希腊悲剧的艺术特征，尽力打造出希腊悲剧的那种戏剧形态，以造成自己戏剧的那种神秘感和朦胧感，酝酿出不可言喻的令人战栗的悲剧气氛。”（拙作见《当代文化与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3页）的确，索福克勒斯向人们倾诉的是人类命运的不可捉摸，宇宙背后有一个神秘的主宰者。那么对他的悲剧特征我们称为——“命运悲剧”。
曹禺先生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使我受到影响的剧作家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博大精深,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35页）对莎士比亚的解读曹禺先生很独到很精深，可见影响特别之大。我们今天看来，莎翁的悲剧作品有着他自身的特点：第一是必须以英雄人物的死亡而结束；第二是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的结局，全在于主观因素。所以我们称之为——“性格悲剧”。从莎翁的代表作品《哈姆雷特》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人文主义者认为悲剧的重要性不在于悲剧主人公的遭遇，而在于悲剧表现的矛盾深度，揭示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度。莎翁悲剧的主人公虽然死了，但他为之奋斗的理想却胜利了，给人以一种光亮和前途。莎翁的悲剧含有极其浓重的人文主义理想的色彩。
通观曹禺先生的悲剧作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作者是从现实主义出发，是从对宇宙人生的关切出发，真切地揭露和抨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与制度。换言之，作者是怀着“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的心情愤笔直书的，他将悲剧的主人公置放在一个“吃人的社会”背景中去冲突去绞杀去毁灭的。显而易见，作者从古希腊悲剧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那里找到的是一种悲剧创作的精神，找到的是一种可贵的艺术品质，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模仿。他的创作带有心灵的痛苦与折磨、历史的沉思与探索、时代的激情与冲动。可以这样说，曹禺先生另辟蹊径，有着自己独到的创意，如果要将先生的剧作定位的话，那就称为“社会悲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