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的文化品格具有复杂的内涵，毛泽东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凸显了鲁迅精神的有些方面，同时也忽略了鲁迅的某些品质，至少有两点值得一提。
一是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鲁迅是个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曾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14] 。他借“狂人”之口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15] 在别人对传统文明大唱赞歌的时候，他怀疑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阔人们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16]。在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大力宣传西方近代文明的时候，他质疑西方的物质文明以及“民主”、“平等”等理念：“物质果足尽人生之本耶” ?“将以富裕为文明欤” ? “众庶果足以极是非之端耶”[17]?“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17]。他曾倾心于苏联式的革命，认为革命可造就一个新社会，但不久就对革命以及革命造就的新社会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18] 。尤其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以及左翼文艺运动中，他看到了“革命者”“让人死而不是让人活”的霸道以及“奴隶总管”的专制，认识到任何庄重的经书都有被念歪的可能，这更加深了其怀疑与警觉。与怀疑相伴而生的便是批判。鲁迅终生都是一个批判者，他批判封建的礼教制度、家族制度、等级制度，批判传统文化的那种保守、消极、中庸、忍让、迷信的方向与精神，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他几乎把毕生精力都放在国民性改造上。
二是鲁迅的个性主义，即个性独立、个性自由的思想。鲁迅的个性主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的“立人”主张。“立人”是贯穿鲁迅一生的重要思想，它形成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是综合吸收了多种外来思想，如进化论、自由意志说等，和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形成的一种人学思想，其实质在于追求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即“尊个性而张精神”。在这里，鲁迅要立的“人”不是抽象的，不是国家、民族的附属物，而是具体的，是独立自由的生命个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猛烈批判奴性，批判培养奴性的传统文化，批判吞噬个体肉体和精神生命的封建制度。他自觉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警惕着成为“奴隶”的可能。这在他对“革命”的态度上有着很好的体现。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说：“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但倘若用的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19] 他十分警惕某些“革命者”打着“革命”的旗帜来奴役别人的行径。他说：“那些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20] ，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奴隶主义”，而那些所谓“革命者”则是不折不扣的“奴隶总管”。
在毛泽东的鲁迅形象塑造成功之前，延安存在另外两种版本的鲁迅形象：一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所塑造的鲁迅形象；另一种是以萧军、丁玲、王实味为代表的一部分延安知识分子所塑造的鲁迅形象。
王明在莫斯科得到鲁迅逝世的消息后，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这篇文章题名为《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后来收入《鲁迅新论》(香港新闻出版社1938年版)一书。其中，王明多次将鲁迅称为“中国的高尔基”。他说：“‘中国的高尔基’死得太早了!直到临死的这一天，他还没有遇到他想什么就说什么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环境，他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个国家里，他可以言所欲言和行所欲行，但他为病和各种关系，直到死时未能实现到那里去参观的愿望；同时，他知道在中国境内也有了一个地方，他可以在那里享有苏联政府尊敬高尔基一样的荣誉，但他知道黑暗势力绝不让他能够到那里去。”[21]272王明还提到了世界各地对鲁迅的哀悼：“鲁迅的逝世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法国、美国的进步作家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巴黎全世界拥护文化协会代表全世界先进作家致电吊唁。”[21]7由此，我们看到的鲁迅是一个对苏联充满向往和憧憬的具有国际主义情怀的伟大作家。与王明有相似理解的还有萧三。萧三在鲁迅逝世一周年之际写了《纪念鲁迅》一文，该文后来也收入了《鲁迅新论》一书。这篇文章有12个小标题，其中第9～12个小标题分别是：鲁迅苏联的好朋友；鲁迅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的介绍者；鲁迅国际主义者、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者、反法西斯勇士；鲁迅中国的高尔基[21]273-274。显然，萧三也着重强调了鲁迅与苏联的友谊以及他的国际主义情怀。
在延安知识分子中，以萧军、丁玲、王实味等人为代表，张扬了鲁迅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掀起了一股“暴露黑暗”的杂文风潮。在他们看来，怀疑与批判精神是鲁迅精神的重要一翼，而杂文则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因此，要继承鲁迅精神，写作批判杂文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在纪念鲁迅逝世5周年大会上，丁玲提出：“学习继承鲁迅先生所使用过的武器‘杂文’来团结整齐大家的步骤，促进延安社会的进步”[22]。几天以后，她又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号召延安的知识分子不要放弃杂文这一武器。作为鲁迅学生的萧军更是在延安大力提倡批判精神，他认为只有继承鲁迅的批判精神，才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化的开展与提高”。在萧军1941年9月19日的日记中，他把“发起文艺月会，团结延安作家，提高批评风气”[23] 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丁玲、萧军的影响下，以《解放日报》为阵地，很快刊出了一批批判延安社会的杂文，主要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杂文还废不得说》；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嚣张录》；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他们高扬鲁迅的批判精神，就是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
鲁迅形象的不同，反映的是文化观念乃至政治观念的差异。毛泽东要在延安建构新民主主义文化意识，要将人们的思想纳入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轨道中来，就不得不对上述两种鲁迅形象进行改造和处理。1941年开始，毛泽东发动了整风运动，目的是彻底清算长期统治党的“左倾机会主义”，并通过整顿“三风”来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王明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影响力越来越小。随着他在政治上的“失势”，他所塑造的鲁迅形象也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丁玲等人所颂扬的鲁迅精神也被否定。1942年5月，毛泽东批评了延安需要“鲁迅杂文”的说法，他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完全两样”[5] 。
经过整风运动，延安知识分子完全认同了毛泽东的鲁迅形象，不遗余力地阐释这个形象。萧三曾经将鲁迅“苏联化”和“国际化”，但在1939年回到延安后，他很快便抛弃了自己的“鲁迅观”，转而积极阐释毛泽东的鲁迅形象。他在延安写过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最大的特点便是对鲁迅的解读严格限制在毛泽东论鲁迅的框架以内。1942年鲁迅逝世6周年纪念大会恰逢延安整风运动，萧三写了《整风学习中读鲁迅》一文。萧三说，鲁迅是一个“只有正风，没有邪风、歪风的，非常正派的‘完人’”，“假如鲁迅今天还在，他无疑地是我们整风运动中的一员健将”[24] 。1945年，萧三又写了《学习七大路线祭鲁迅六十五岁冥寿》一文，论证了毛泽东赞扬鲁迅为“党外布尔塞维克”的正确性。徐懋庸在左联时期曾经得罪过鲁迅，遭到鲁迅的痛斥。整风运动期间和之后，他也积极地阐释毛泽东的鲁迅形象，他注释了鲁迅的《阿Q正传》、《理水》、《拿来主义》等作品，他对这些作品的阐释，“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一种鲁迅后期创作预言了毛泽东话语的真理性……的暗示”[25] 。比如他注释《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便说“假洋鬼子”只会装腔作势，用老百姓不懂的洋话吓人，这有力地证明了毛泽东的著名论断：知识分子最无知识。在他对《理水》的注释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主观主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倾听群众意见’等毛泽东喜欢并赋予了新的意识形态含义的字眼”[25] 。除了萧三和徐懋庸，延安的其他一些知识分子也对阐释毛泽东的鲁迅形象表现了极大热情。而这些纪念鲁迅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模式，“到处都是‘战士’、‘民族英雄’等字眼”[26] 。延安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鲁迅形象的积极阐释，一方面进一步确立了它的唯一性与标准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加深了对这个形象的认同，并且以此为参照，不断地反省与改造自己。
在毛泽东时代，鲁迅形象是一个单一的革命文化符号。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方针的确立以及此后国家文化政策的逐步调整，随着文艺界、学术界的逐步解冻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符号逐步走向解体和重塑，鲁迅形象才又逐步趋于多元化。这是当代政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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