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逝世后，毛泽东在延安多次公开评价鲁迅，成功地塑造了延安的鲁迅形象，并使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延安知识分子乃至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精神符号。

　　[关键词]延安；毛泽东；鲁迅形象；知识分子；文化符号

　　Abstract：After Lu Xun passed away，Mao Zedong publicly appraised him for many times in Yan’an，successfully portraying the image of Yan’an’s Lu Xun and making this image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symbol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Yan’an and eve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culture.

　　Key words：Yan’an；Mao Zedong；Lu Xun’s image；intellectual；cultural symbol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消息传出，举国同悲。当时，身在上海的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发布了讣告。毛泽东的名字也列在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紧接着，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还有一份《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3份电文均对鲁迅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称他为“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之于苏联”[1]。同时，经毛泽东倡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文化教育单位：鲁迅艺术剧院、鲁迅师范学校和鲁迅图书馆。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还代表全国人民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将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废止一切禁止鲁迅先生生前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8项建议[1]。
　　
　　一
　　
　　随着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展开，毛泽东先后发表关于鲁迅的谈话。从1937年到1942年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多次公开评价鲁迅，它们构成了毛泽东的鲁迅观，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塑造的鲁迅形象。
　　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七·七事变”刚爆发不久，国难当头，为了抗日大业，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以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无疑是凝聚全国人民抗敌御侮的光辉旗帜。10月19日，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次演讲。演讲记录由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整理，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题目为《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称他为“民族解放的急先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他“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并着重提出了“鲁迅精神”，同时总结了它的3个特点，即“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而且最后总结道：“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使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此前中共已开办了培训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培养政治干部的陕北公学。“鲁艺”的成立表明，中共急需培养一批新的艺术人才。毛泽东亲自领衔发起创办“鲁艺”，以示对文学艺术及人才培养的重视。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开学后的第18天，毛泽东来到“鲁艺”，为学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重点提出了“鲁迅的方向”，他说：“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3]。毛泽东号召“鲁艺”所有学员都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1938年5月，毛泽东接见了徐懋庸，此时徐已来到延安两个多月。毛泽东和徐懋庸主要谈了“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在谈到徐懋庸和鲁迅的冲突时，毛泽东提出“要尊重鲁迅”，并进一步强调“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注：详见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关于鲁迅是“旗手”的说法，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的一次。1936年4月，毛泽东曾经对离开延安远赴上海的冯雪峰说：“先生是一面抗战的旗帜，一定要团结好他。”1940年1月毛泽东在边区文协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时指出，鲁迅是中共领导的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毛泽东对鲁迅最经典的一次论述出现在1940年1月9日。这一天，他在边区文协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著名演讲：“……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注：详见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出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短短一段话，毛泽东用了4个“伟大”，9个“最”，还有“旗手”、“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民族英雄”、“方向”等来形容鲁迅。
　　1941年，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1942年2月8日，毛泽东指出“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4] 。毛泽东还把经他亲自审阅编定的《宣传指南》发给每个与会者，要求大家认真学习。这本小册子包括4篇文章，即《联共(布)党史简本》中讲列宁怎样宣传的部分，季米特洛夫的一个报告的摘文，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毛泽东把鲁迅的作品和无产阶级领袖的作品并列起来。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做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5]。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6]。在论述个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并指出，“千夫”是指敌人，而“孺子”则是指“人民大众”；在回应“杂文时代”与“鲁迅笔法”时，毛泽东指出，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论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时，毛泽东引用了鲁迅的话：“……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
　　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着力建构的鲁迅的形象：文化战线上一名坚决拥护中共领导和统一战线政策、一心为工农大众、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韧性的战斗精神的革命战士。
　　
　　二
　　
　　从1937年到1942年，毛泽东先后7次公开评价鲁迅，次数之多、评价之高，都是罕见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建构鲁迅的形象?
　　首先，鲁迅是对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一面重要旗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政权的疯狂迫害和血腥镇压下，中国共产党的处境一直非常艰难。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不仅进行军事围剿，而且进行文化围剿，而鲁迅却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的文章“像匕首一般”插入当局的心脏，成为国民党政府推行反动文化政策的极大障碍。而对于共产党，鲁迅不仅同情，而且是支持的。鲁迅与中共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都有很深的交谊。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多次帮助过共产党，而“九·一八”事变后目睹国民党的腐败与对日的软弱妥协以及与之相反的共产党的积极抗日，鲁迅在思想上更加向中共靠拢。1936年是鲁迅与中国共产党“走得最近”的一年。1936年春，在闻知中共东征胜利后，鲁迅不顾个人安危，与茅盾联名给中共发贺信，郑重表示拥护中共的抗日救国大计，并且高度评价红军东征的英勇斗争。他甚至高呼：“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7]!1936年4月，冯雪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到上海面见鲁迅，希望通过鲁迅恢复与上海地下党的联系，并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与救国会等爱国组织建立统战关系。冯雪峰多次与鲁迅深谈，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与他的谈话中曾经多次肯定毛泽东。如4月25日夜，鲁迅曾对冯雪峰说：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的代称)的政策是对的[8]98。还有一次，在他们谈过中共与毛泽东以后，鲁迅在沉默了一阵后，忽然说：“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8]98!1936年夏，鲁迅发表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在信中，他怒斥了托派的言行，并且郑重表示：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在这里，鲁迅所指的“为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显然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1936年秋，鲁迅又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文中，鲁迅表示坚决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10]。
　　其次，鲁迅是中共凝聚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旗帜。鲁迅生前对帝国主义恶势力口诛笔伐，他不仅“用他那一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2]，而且痛斥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揭露当局瞒和骗的拙劣表演以及贪官污吏发国难财的卑劣行径。他攻击浪费民族力量、阻碍民族抗战的一切黑暗和愚昧，他支援正义的学生运动，拥护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凸显鲁迅“民族英雄”的形象，使鲁迅的战斗精神和献身民族解放的牺牲精神深入人心，这可以使更多的人在鲁迅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而且还可以使中共在与国民党的对抗中占据道义的制高点。
　　第三，鲁迅是毛泽东进行文化整合，推行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的重要旗帜。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延安涌进大量知识青年，民族文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如何在延安进行文化建设，这是毛泽东必须思考的问题。早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时，毛泽东就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要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1]。延安时期是毛泽东读书较多、著述颇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广泛收集并潜心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同时，他还系统阅读了鲁迅的著作，但由于延安环境封闭，鲁迅的著作很少，而且非常零散，毛泽东为不能系统阅读鲁迅著作而感到苦恼。1938年1月，毛泽东在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12] 1938年8月，毛泽东得到了一本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他如获至宝，经常秉烛夜读。1940年，在大量阅读和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
　　第四，鲁迅是毛泽东改造延安知识分子的重要旗帜。1937年以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 2 288人，全年共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到1943年12月为止，共有4万多知识分子来到延安[13]。而这些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除个别人因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身上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气息”，必须尽快革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使他们尽快认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意识。毛泽东为延安知识界树立的典型便是鲁迅一个“严于‘解剖’自己，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人。他塑造了鲁迅形象，使之成为中共文化政策乃至整个革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