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残雪及其创作与巫楚文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巫楚诗性智慧在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下已祛除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实用主义色彩，成为残雪独特的探索灵魂世界、想象世界和人自身的方式。残雪创作体现出来的“合一人神”的神秘视角、幻想飞升的“巫诗”吟唱和精神自我的巫化复归，绝非远古巫诗的简单重现，而是诗意巫楚的现代演绎。

　　关键词： 巫楚文化；现代演绎；残雪
　　
　　残雪一直以独行者的姿态自由地往来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用梦魇与呓语的形式构筑卡夫卡式的寓言，揭示人类生存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致力于探寻灵魂内部的风景，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富有现代主义色彩的精神气质。故而论者多将残雪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但如果我们将她纳入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中，以此审视其作品与世界文化或地域文化的关联及意义，我们并不难发现残雪及其创作与巫楚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巫楚文化大背景对残雪的气质和思维上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专家指出，“残雪最为人称道而又最为人诟病的所谓‘读不懂’，其产生的原因除了她所写的内容本身具有超前性与警世性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的创作思维方式如梦魔展示、呓语独白等更接近巫文化的本质特征”。[1]当然，残雪创作绝非远古巫诗的简单重现，而是诗意巫楚的现代演绎。巫楚诗性智慧在现代性的思想背景下，已经祛除了传统神秘文化的实用主义色彩，成为残雪独特的探索灵魂世界、想象世界和人自身的方式。
　　
　　一、“合一人神”的神秘视角
　　
　　巫是生产力处于原始水平的人类在面对大自然的原始神力时的产物。古代湖南地域（楚国属地）被称之为荆蛮之地，崇山峻岭，烟波浩淼，这一切的自然环境对于生产力处于原始水平的楚人而言都是不可探究的神秘空间。楚人“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又熟悉又陌生，又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2]楚人“合一人神”、崇尚神秘直觉的集体心理由此产生，并在楚地形成了一个富有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神话——巫术文化体系。
　　楚人“合一人神”、万物有灵、崇尚神秘直觉的巫性思维是一种典型的神秘主义思维方式。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上，楚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自然本身不可忽视的生命主体性，保持对自然和世界的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承认它们的神圣性和神秘性。在这种思维定势影响下，楚人泯灭了物我的界限，将现实的或正常的与非现实的或非正常的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混沌的统一体。
　　在楚人“信巫鬼、好淫祀”的文化环境中，文学也就难以避免被打上近巫的烙印，《楚辞》便是这种近巫文学的集中代表。《楚辞》充溢着神奇的幻想和浪漫的情思，是一个神鬼不分、人神不分的世界。作者自由地出入于人神鬼三重世界，描绘了大量的巫鬼形象以及巫术活动。屈原之后，楚巫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并未断绝。在20世纪，巫文化与湖南文学的遇合主要是在30年代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80年代中期以来的湖南寻根作品中。沈从文凭借着楚巫文化的流风余绪，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造了一个富有神秘而浪漫的宗教气息的“边城”世界。80年代中期湖南作家韩少功、孙健忠、肖建国等人的小说则将魔幻态现实与进行态现实融合在一起，使得在人与自然、现实与幻觉、历史与现实之间构成了一个互相感应、灵性勃郁的全息世界，在审美感受上也产生一种有时飘忽不定有时幽邃难言的神秘情调，由此表现出一种类神话特征，是一种新的文学发展背景下的“神之再现”。[3]
　　在湖南文学的神秘叙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源自血脉深处的巫楚文化对自然的敬畏、对人自身能力极限的谦卑的自知。但我们今天来看，对于沈从文和韩少功们来说，楚巫文化的幻想特质及其血脉精魂只是他们借以实现自我的一个手段。沈从文追溯屈原精魂，借助于楚巫文化，看重的更多的是其原始的、未被现代文明所污染的野性的生命力，企图藉此以实现民族品格的重建。韩少功对楚巫文化的倾心，更多的也是为了重铸和锻造民族的自我。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承担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故而，这些作家们的作品中的神秘叙事往往是从理性出发，神秘叙事包容在现实叙事之中。[4]
　　而残雪的神秘叙事源自作家心灵深处的颤动，直接指向现实本身，以一种无可比拟的热度与痴迷挖掘现实本身的神秘性，这种叙事不仅模糊了事件本身，而且模糊了意义的维度，呈现出鲜明的非理性色彩。可以说，楚巫文化(楚巫文化精神)于她而言根本就不是一个追求与否的问题，残雪独特的巫风缭绕的童年记忆及其生命极端个人化的神秘体验使得楚巫文化对她的影响较之于其他湖南作家（如沈从文与韩少功们）某种意义上来说更直接、更深厚，加之外来文化的启示和应和，对于残雪来说，神秘主义已融入其世界观和生命观，为她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和理性层面的表现视角。
　　在残雪那里，神秘是作为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来写的。残雪小说故事情节支离破碎，事件发生、发展纯属偶然，事件之间的毫无联系，人物形象模糊不清，人物关系似是而非，人物命运不可把握，从而导致小说内在含义难以把握。给我们展现出世界种种无序性、随机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表现出对传统的确定性思维的一种反叛。《突围表演》中的X女士的身份以及关于她的事件有着无穷的可能性。每一个人对同一对象同一事件都可能作出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解释。就如小说中一个跛脚女郎所言：“所有的议论都与事情本身毫无关系，那真相，永远是埋在深而又深的底里，我们议论起来，就好象我们心明眼亮似的，而这一点是极其可疑的，你们看到的，远远不是本质的东西，只是一种假象，一种人为的游戏”。《温柔的编织工》写一位编织工将自己幻象中的城市、宫殿织在巨幅挂毯上的故事。在叙事过程中，残雪打破挂毯图案、现实和梦境的界限，在挂毯上的图案与编织工所居住的城市之间、梦幻和现实之间自由地出入，使人如坠云雾。《在城乡接合部》中从未教过书、以“帮人打抱不平”为工作的人为何自称“教授”?教授为何送给每家住户一个鸟笼？马述送青木的小收音机怎么不论开或关都有声音发出？残雪小说常自生活常态开始，然后缺少关联的、可有可无自由的细节随意飘浮于叙述的语流之中，不断的错位、空缺、阻断，细节的游离状态彻底地破坏了情节的因果链，从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读者将小说与现实生活常态对接的期待彻底落空。这就造成了叙事的迷宫，给人以迷离恍惚、莫名其妙之感，其意义指向更是难以把握。
　　残雪小说普遍的晦涩难懂，似乎都在表述这一观点：世界是一个无序的存在，人的理性是难以认识的；人类或许应突破认知自信的迷障而对世界的浑沌性保持必要的敬畏。追根究底，残雪的神秘叙事是对不可知论和对人的有限性的强调，“是对人自身能力极限的谦卑的自知，是对人无所不知神话的自我摧毁”，是巫楚神秘思维的现代回归。
　　
　　二、幻想飞升的“巫诗”吟唱
　　
　　神秘作为一种超验的存在，总是处在人类的自身经验及理解能力之外。它常常以其深奥莫测、波诡云濡的面容让你在冥冥之中感知它的存在，却又无法用理性和知识去洞悉和说明它，惟能通过直觉和启示彻悟自然与生命的奥秘，这种神秘直觉的心理就是原始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诗意认知方式。维柯将这种“原始思维”称之为“诗性的智慧”。而在原始民族的这种“诗性智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独特和永恒的人类特征，它表现为以直觉和想象感悟世界的神性的能力和必要性：不是直接的对待这个世界，而是间接的通过其它手段，即不是精确的而是“诗意地”对待这个世界。
　　楚人的巫术仪式中充分表现了这种“诗意”。楚人信巫重鬼，好为淫祀。巫师则是巫术活动的主导者。《说文解字》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师的基本职能是沟通天地和人神，在巫术仪式中，巫师要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来完成人神巫的三位合一，才能以舞降神，代替神灵说话或借助神灵的力量来实施巫术。而要进入一种“迷狂”的精神状态，一般应“包括两个相互溶合的基本要素，一是天马行空的幻想，一是非理性、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流露与展示。”[5]
　　巫术礼仪充满激情的幻想铸造了楚地文学的诗性传统。楚文学精美富丽的艺术形式，浓重强烈的抒情特性，奇异神秘的叙事氛围……都是楚巫文化这块肥沃的文化土壤上盛开的艺术之花。《离骚》与《庄子》丰富华美的艺术语言，奇诡艳丽的艺术境界，荡人心魄的艺术激情，充分展现出楚人长于想象的艺术创作。屈原在诗歌中神游四荒，足登八极，驱雷驭电，上征下浮，被鲁迅称之为“其思甚幻”。从远古以来湖湘文学一直秉承着这种巫性气质，使得在理性主义思潮占主流的20世纪，湖南文坛却风韵独具。从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直到80年代韩少功、孙健忠、蔡测海等一批湖南近巫文学作家的创作以“神之再现”的类神话特征，充分“显示出楚人浪漫情绪的复活与狂放无羁的艺术想象力的释放。”[6]
　　巫楚文化亦为残雪带来了神秘诗性的思维方式，极大地解放了人类在理性主义时代被压抑束缚的想像力和幻想力。残雪曾谈到：“中国人不太喜欢那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只习惯触景生情似的感慨。”[7]而面对一个拒绝想象的现实，要最大限度地摆脱现实的桎梏，将想像力空前自由地释放出来，就要造一个自己的世界。然而，自己已经在一个无法正常呼吸和思维的地方滞留得太久了，为了逃离它，避免受到自己的控制，干脆先摈弃所有理性，恢复到不受理性控制的状态，任文字自己流淌、蜂拥而出。残雪曾多次谈及她写作时的思维方式，那是一种“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神秘的”写作。“写作时排除理性，让潜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直接崭露”，[8]“全没有事先理性的构思，单凭一股蛮劲奋力奔突，所以我的作品也许是非理性的”，“我一开始就凭直觉感到了彻底的非理性写作是最好的写作”。[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