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较严复与梁启超在宪政思想的渊源、目的、实现基础和制度架构方面等方面的异同，可以发现：严复秉持更为明确的英国式宪政思想；梁启超则常把英国式宪政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杂揉合。严复的宪政思想学术气息很浓，文字表达较严谨；而梁启超的宪政思想为现实服务的实用色彩更强，文字表达则有粗疏之处。

　　关键词：严复；梁启超；宪政思想
　　
　　严复和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方近代宪政和发展中国近代宪政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比较他们的宪政思想，有利于考察她们宪政思想之得失，也有利于探寻近代中国宪政的艰辛历程。
　　
　　一、宪政思想之渊源
　　
　　严复的宪政理念，主要源于其留英期间对西方宪政的近距离观察和学习。严复留学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其繁荣触动了他的心灵。他“尝人法庭，观其听狱”，从制度层面及价值观念上探寻西方富强的奥秘。这为他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个现实榜样。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则为他宪政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留学期间及回国后的很长时间里，严复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深受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影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使严复形成了进化论的哲学观。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制度，都处于一个不断进化演进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缓慢的、由简入繁的，天演只能是改良，绝不是革命，否则便违背了进化的规律。他十分信服孟德斯鸠的学说，精心翻译了《论法的精神》(严复译名《法意》)，并加了330余条按语，这是其所有译著中按语最多的一部。孟德斯鸠的国家政治制度学说，为他的宪政设计提供了蓝本。
　　相比之下。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则兼有中学和西学。在万木草堂时，梁启超根据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认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三种不同制度。随着人类社会由“据乱世”进入“升平世”，然后进入“太平世”，国家制度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入“立宪”，再由“立宪”进入“共和”。但他后因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影响，开始用西学来阐述其宪政思想。梁启超对此说得很清楚：“末学肤受如鄙人者，偶有论述，不过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余唾，寄他人之舌于我笔端而已”。比如，他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契约论论证中国采用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凡两人或数人欲共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权，则非共立一约不能也。审如是，则一国中人人相交之际，无论欲为何事，皆当由契约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际既不可不由契约，则邦国之设立，其必由契约，又岂待知者而决乎?”秘梁启超还以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作为其立宪主张的理论基础，强调三权分立之制是西方各国“制度最要之原”。“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
　　可以得出：严复和梁启超对于宪政的认同都是其向西方学习探寻的结果。近代西方政治和法律学说，是他们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资产阶级宪政思想的主要理论渊源。只是与严复比起来，梁启超在这方面还受到中学很大的影响。
　　
　　二、宪政的目
　　
　　梁启超主张宪政的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目的，即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专制，保障民权；二是经济目的，即发展资本主义。梁启超说：“立宪政治者。国民政治也”。宪政实质是国民参与政治，监督政府和官吏，从而减少官吏的违法乱纪和胡作非为。通过立宪限制君权和官权，防止专制，保障民权。立宪可以保障民权，但立宪又必须以民权为基础，否则很难成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使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灵者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四。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提倡宪政的另一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他对实业界、商界人士说，改良政治，实行宪政，“然后始可以抵御外国之经济势力”，“其实业始日发达”。
　　然而，严复倡导宪政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公民自由权利。严复认为：宪政制度下的自由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管理”和“治理”的自由，不伤害社会群体利益的自由。“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人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并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他指出，这种自由对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这种自由是国家独立强大的前提条件。因而是宪政制度追求的根本目的。决不能把专制制度下统治者给予人民的点滴物质利益和社会福利，等同于民主宪政制度下人民所追求的自由。就算开明君主所施“仁政”，统治者“以父母斯民自任”，“此在中国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西民则以如是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己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意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
　　可见，严、梁二人关于宪政目的的看法尽管不完全一致，但对自由的重要性均有足够的认识，而且多少都有点夸张。不过，严复和梁启超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没有过时。宪政建立和巩固是—个艰难的过程。
　　
　　三、宪政的实现基础
　　
　　严复认为西方宪政虽然各有不同，但实现基础都是自由。他反对将立宪等同于法条主义，主张立宪不仅要求君民共同守法和改良制度，而且要求有精神性的体的东西——自由。严复认为，西方现行宪政分为有法无法两类。有法方面就是官兵工商法制明备，无法方面则是人人得其意，即人与人结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这两方面都比中国单纯的法制强。其原因就是西方社会“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每个人作为人都具有自己内有的独立性，有其神圣之处，而中国则没有自由，人人都被三纲束缚。他说：“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白其自由平行以观之，则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备而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皆有常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严复认为中国与现代西方国家的区别是自由的有无，即“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
　　梁启超也认为宪政实现要依赖于人的自由。“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以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但“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天阏，所患者，甚嚣当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必须养成自由、平等、自治和合群的“新民”，才能完成民族主义，建立现代国家。宪政体制的建构和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起主导和能动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正是如此，他致力于组织政闻社等政治团体办报宣传，试图通过思想启蒙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推动立宪实施这种观点和做法在中国近代是很有代表性的。“法治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
　　可以看出，因为梁启超和严复都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压抑了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人的人性，都认为人的精神自由不仅是要真正实行宪政的目的，而且是实现宪政的基础。但相较而言。严复分析得更深刻一些。
　　
　　四、宪政的制度架构
　　
　　1、宪政的政治形式。
　　严复接受了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学说，将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导致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源，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则是最完美的制度。专制之君是“无法之君”，专制之国是“无法之国”，导致了自秦以来“治世少而乱世多矣”。西方立宪国家则不同，“西方之君主，真君民也，君与民皆有权者也”，不会产生君主专制制度下那种“驱迫束缚臣民”的现象。西方国家富强得益于君主立宪制度，“英国以富而为强者，三四百祀于兹矣!非富而为强也，实以立宪之美而为强也”。“中西二治，其相异在本源。制体之顺逆良桔，其因；而国势之强弱，民生之贫富，其果”。严复特别强调，秦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观念造成多数国民没有真正的民主精神，对西方民主宪政一知半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草率地仿效最民主的共和政体，必将造成中国社会动荡。为此，当时中国不宜马上实行共和制，而应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样，既可顾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又可引入西方民主机制。他故而提出，应在宪政实施之前先设定一个“过渡期”，这个时期不实行“减君权，兴议院”，暂时搁置宪政，而实行“权威”政治，即权力“不得不集最大之权威”，致力于为宪政提高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