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珊来说，与诺先生分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与诺先生之间有天壤之别。昨天诺先生的车还没什么不同，因为苏珊还可能拥有，而此时这辆车却显得碍手碍脚，丑陋无比，因为对苏珊它已经变得遥不可及了，毫无用处了。
苏珊与诺先生的爱情故事就此结束，但小说对诺先生的丑陋人格的揭示却没有就此停止，小说第二部中苏珊一家去城里卖那只戒指的时候，苏珊还是最后一次与诺先生相遇了。穿着比以前更讲究，但仍然丑陋不堪的诺先生找到了苏珊，并陪苏珊去看电影，在电影放映期间，他时不时的拉过她的手，紧紧握着俯下身吻着。看完电影后，诺先生用他的车送苏珊回去的途中又试图吻她：
苏珊与诺先生的最后一次相遇并不浪漫也不悲壮，而是显得很恶心，诺先生又一次展露出了他的无耻、丑陋、毫无尊严感的一面。
正如巴柔所指出的：“一切形象都源于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2]换言之，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同时又是对异国文化现实的描述。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形象也不列外，它同样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描述。
作品中的诺先生正是旧中国纨绔子弟的代表：他们出身于富贵人家，有着十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豪华的服饰却掩盖不了苍白的灵魂。寄生于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中，他们一个个犹如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无所事事，浑浑噩噩，除过沾花惹草就一无所能，甚至连沾花惹草的本领都已经丧失。这样的中国人显然已无明天可言，包括他的肉体、外貌，也是瘦弱、丑陋不堪的。在西方人眼里，他们已经病入膏肓，除过手里的财富尚可利用外，已一无是处。应该说，作品中的诺先生是处处受制于人，遭受欺凌的。他被法国人看上的是他的财富，苏珊一家处心积虑地想从他那里得到的只是好处。他的品质是卑劣的，人是瘦弱的，他幻想得到爱情，又知道自己无法得到爱情，他一次又一次地送给苏珊东西，得到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轻蔑和嘲笑，他无力反抗，骨子里有一种对法国人的恐惧。苏珊一家在得到那枚值钱的钻戒之后一脚把他踢开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透过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再现的是一种旧中国文化现实。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杜拉斯通过诺先生与其他人物的交往以及对比，塑造了一个丑陋、懦弱、猥亵、卑污的中国人形象，苏珊一家尽管对诺先生的态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以一个欧洲人、西方人的眼光来打量一个中国人，诺先生在他们眼里是那样的滑稽、丑陋、无能、懦弱，没有任何值得尊重的个性，他们都认为苏珊嫁给诺先生是毫无可能的。作者自我民族的优越感也得到了鲜明体现：他们即使沦落到社会的底层，已经一无所有，但人性却自由而舒展，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是富有的诺先生永远也难以企及的。苏珊最终回到，她的白人兄弟的怀抱，就是作家这一认知的象征性体现。
参考文献
[1] 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张容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2]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