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综合创新论”，张岱年先生作了如下的论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这种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相同。因为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近几年来，我写了一些研究文章，自己撰了一个名词：‘文化综合创新论’。”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同时汲取西方文化的先进贡献，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文化。”[4]张岱年过世后，方克立先生继续深入思考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价值，并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新理论范式强调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三种文化资源，“魂”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当代中国文化新创造中的活的灵魂；“体”作为中国文化生命整体，是体现和服务于民族存在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中华文化；“用”则是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合理因素。这一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中国文化特性的高扬，并在传统的“中西体用”的文化观中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探索一条更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启迪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关于文化价值观问题极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断还有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论。关于“美美与共”论提出的背景，费孝通作过以下阐述：“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我们需认真思考怎么办？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从张闻天到张岱年再到费孝通，他们关于中国文化价值问题的真知灼见，代表了中国文化自觉的学术成果，“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基本任务、格局和历史性框架，“综合创新论”和“美美与共”论更加拓宽和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化价值建设的学理内涵，得到华人学术圈和世界学术界的认同，在全球化背景下，从方法和心态上为引领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走向理性之途开了新篇。
五、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
要达到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所阐述的文化价值境界并不容易，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进程。今日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建设必须也只能从现实出发，因而，如何看待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建设现状，对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作出一个客观的判断，是很有必要的。
1.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新的社会转型期，与百年来的整个中国的被动变革相比，新时期的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高度自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新时期30年来，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没有动摇过。国家意识的自觉表现之一就是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社会价值观念特别是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述。1981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在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时，高度概括性地提出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在概括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上更趋明确，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价值建设任务。1996年十五届六中全会决议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了更趋完备的表述，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清晰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十七大再次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清醒和自觉，使我国成功地把握住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回应了方方面面的新挑战，这其中当然包括在社会价值观念方面的多元变化及其冲突。
2.“价值空缺”、“道德沦丧”的焦虑源于社会的一部分真实。二三十年来，我国社会时常会听到一种对于当下中国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焦虑和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出了社会的一部分真实，自有相当的警醒作用。但如果认为当下的社会真的没有价值的支撑，却也显得偏颇和极端。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然面临着许多价值观上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加以充实，但其实30年来的中国的发展如果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价值支撑和有力的社会认同却也不可思议，一个没有有力的价值观的民族怎么可能创造出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怎么可能创造出一个今天这样和平发展的、远比过去的20世纪繁荣得多的中国？如果中国人仅仅是“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我们只会得到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样让世界震惊的“崛起”？看到社会转型期价值观上的缺失和问题，对于改变价值观问题上的某种失范、失序，当然是必要的，但还是需要给予30年来的发展和进步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客观的评价，给30年来孕育起来并支撑中国“崛起”的“价值观”一个真正的肯定，才可能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计划经济时代过度地压抑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能力的发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社会不断地给予个人更多的发展的可能，个人也会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回馈。当每一个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的力量为自己也为社会奋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有了我们自己都难以想像的进步。中国30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主流的价值，一种注重个体的能力的发挥的新的文化性格。30年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观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需要充实和完善我们的价值观，但我想，无论我们怎样进步和发展，我们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对这种价值观给予轻率的否定或简单的抛弃。当然，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它恢复或者说点燃了蕴藏在社会民众心理中对世俗追求的巨大能量，同时也要认清，如何引导提炼和升华这种世俗追求，也是转型期价值观建设的基本任务。
3.致富征程上形成的价值观弥足珍贵，小康阶段出生的人群的价值观初露端倪。据一些大范围的社会调查显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的提高，在珍视勤奋、业绩的同时，富裕起来的阶层以及在富裕阶段出生的人群，强调生活方式上的多样化和宽容，更加主动地争取个人的政治文化权利，要求并崇尚社会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满足，对社会政策的透明要求和文化上的包容取向更趋明朗，对关系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等更趋关心。这些特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公民的价值取向。因此，转型期的价值观更新和引导，一个带有前瞻性的任务，就是适时地培育和扩大公民的主体价值意识。
4.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影响转型期价值更新。所谓文化自主能力与文化自觉不协调不同步，突出地表现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交融中创造力与中华文化必须更有作为的贡献意识不协调。多年来，我国国际文化贸易“逆差”一直存在，近年来虽然有所好转，但达到平衡仍有大的差距。目前，在图书、音影像等文化贸易方面，引进输出比大多处于6：1。继迪斯尼以中国民间题材《花木兰》打造大片，到日韩对《西游记》拍摄之争和提出“端午申遗”、“中医申遗”，日益显得我们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的重视和再开掘能力不足。在今日少年儿童的文化价值启蒙教育中，动画音像产品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这几年来，国产动画从2003年的46000分钟，上升到2006年的82000分钟，但与全国电视动画全年近26万分钟播出时间所需，差距很大。另一方面，不少国产动画，如《宝莲灯》、《我为歌狂》、《隋唐英雄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从人物造型到故事情节，有着明显的日、美动画痕迹。据2000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调查，当年这三大城市14岁到30岁青年的13亿元动画消费，日、美动画消费占80％，欧洲和港台地区占10％，中国内地占10％。[5]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外国有选择地采用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花木兰，对中国文化的误导终不可避免，当代中国少儿文化价值启蒙不得不更加考虑国外动画的价值传播及其影响。又比如，从产业角度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已开始步入世界市场，但过多地重复着“欲望”、“压抑”、“性”、“权力”、“功夫”等模式因素，是难以担负起中国文化真义的，在国内，它们与充溢着谥美情调的“帝王将相”相呼应，也是难以适应价值更新的新需要的。
注释：
[1]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1）：390.
[2]刘婉媛.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重塑俄罗斯价值观[J].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7（8）
[3]哈佛燕京学社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87.
[4]张岱年.张岱年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6）：490.
[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