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业已踏上的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张闻天、张岱年、费孝通的文化观，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这些学理性结论，对于观察世界范围的文化竞争和交流交融，对于把握社会转型期价值更新的基本态势，具有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文化自觉；价值观更新；社会转型
　　
　　近年来，翻开报纸、打开杂志、登录互联网，我们都能看到关于文化和国民价值观现状、走向，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与中国文化、社会价值取向正负向关系，关于中国文化转型自主能力、关于中国文化在变动和发展的世界文化中究竟担当什么角色等等问题的讨论和论争。如有不少学者认为，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着一种信任危机，社会凝聚力弱化，社会责任消失，一些人只有利害计较，没有责任感，一旦碰到现实的利害关系，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出卖。有观点认为，中国在文化进口方面的全面的、大规模的逆差和挥之不去的“知识产权问题”，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被宰制、被洗脑的打工者地位；又比如说在传统文化热的氛围中，常常会听到一种对于今天的“价值空缺”和“道德沦丧”的强烈的焦虑和激烈的抨击，认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之中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危机；更有学者认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地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义利观，全面转向重商重利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换言之是全部的西化或美国化。
　　这些争论的存在，表明人们并不满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快速提高，同时还希望有着千年文化传统、曾经对人类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文化也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中为丰富人类文化现代化作出新贡献。这些讨论和论争实质上回应了费孝通在上世纪80年代给中国理论学术研究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大课题。
　　
　　一、文化自觉的实质是价值自觉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基本的学术概念。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给文化自觉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费孝通的定义，言简意赅，所谓的文化自觉实质是自知、自主，即一是“自知之明”，一是“自主地位”。这是文化自觉所必备的两个相互关联、互为依存的要素。没有“自知之明”，容易滋生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而对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的自卑、自戕乃至文化虚无主义，必然无法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无法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
　　价值和文化须臾不离，互为表里，价值是文化的灵魂和精髓，文化是价值的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方式，价值通常都得通过文化才能有效地影响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一个社会保持或更新、抑制或倡导某种价值观，文化在其中总是全方位地发挥着制约、引导、催化等作用。因此，关注价值更新必然要关注文化自觉。
　　
　　二、文化自觉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和人类社会以往任何时期相比，各民族和各国之间互相交往和竞争在现时代的全球化这一大潮流中日益显得活跃和激烈。在这种互相交往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经济事项来得直接，但是它又无时无处不渗透于经济交流和竞争中；文化交流和文化竞争虽不比政治事项来得婉转和曲折，但往往是政治交流的拓荒者和民间使者，直接或间接地担负着政治沟通和价值传播潜目标。近年来，各国学者、政治家乃至其他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思考本国或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相互渗透、交融、演进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这一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苏联解体时，巨大的社会转变带来了心理震撼，加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陷入的动荡与困境，追溯俄罗斯传统和文化的根源所在成为俄罗斯的主要社会心态。俄罗斯《真理报》英文版2007年3月28日所发表的文章指出，社会的巨大动荡给俄罗斯民众心理带来了创伤和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人变得比以前“愤世嫉俗”和“自私自利”了，俄罗斯人过去最看重的道德品质如“诚实”、“慈爱”和“无私”等，都有滑落的趋势。近年来，俄罗斯在重建俄罗斯价值上动作频频，从俄东正教红白两派合并，到国家为教科书的审定和修改提供指导意见，从重整国家秩序到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就是在这一社会心态支配下出现的主要事件。俄罗斯契诃夫基金会主席科宁道出了俄罗斯社会价值观更新和文化自觉：“西方一直想利用他们的宗教向俄罗斯推行他们的民主模式和政策，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因此，俄罗斯要建立的是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2]
　　一贯宣扬文明冲突论的美国人亨廷顿两年前出版了一本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的冲突”视角由国际转向美国国内，把美国近些年出现大量墨西哥拉美等移民以及美国化的非美活动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上升到美国国家特性受到挑战的高度，从而提出美国已面临何去何从的严重问题。亨廷顿从自己的文化冲突论出发，认为美国若不大力捍卫和发扬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根本特性，美国就会有分化、衰落的危险。尽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观点站不住脚，但他观察问题所接触的事实表明，在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所谓占优势的美国文化也同样面临着更新的问题。
　　长期受到种族歧视的非洲人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交融中，也更加注重本地区的文化意义，作为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度作为非洲黑人代言人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明确强调：“非洲传统宗教对世界的贡献日益为人们所认可。今天它不再被轻蔑地视为需要由更高信仰形式所取代的迷信。它对人性的精神遗产的补充作用业已得到广泛承认。这种意识表现的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意识，它给我们对美好世界的共同追求增添了具有全球化意义的内容。”[3]
　　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更新，常常渗透在政策、法律、艺术等方方面面。德国近年修改《基本法》，把“社会市场经济”，调整为“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 market economy）。这种调整是对德国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调整，就是强调在国际竞争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社会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在以往强调全民族的社会整体利益不能受到危害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竞争的市场利益。这种调整不仅要调整国内各竞争单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试图调整国际关系。
　　
　　三、中国的文化自觉带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任务
　　
　　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觉，在回应全球性课题时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得与失，另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的迫切问题。费孝通的文化自觉论是反思百年中国文化变革的曲折历史而得出的结论，把准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一根主脉。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主线之一就是关于中国文化命运的争论。在五四运动以前，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阶段，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中国原有的一套政治伦理秩序和价值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只是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当“师夷长技以制夷”走不通后，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来证明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落后，发生了“科学与玄学”、“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五四运动这个历史大背景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少中国青年的崭新信仰。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文明向何处去更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了。日本的全面侵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民族危机只使争论暂时停顿，危机的解决使打破现状，建设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对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界更具吸引力，那时社会的主导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尽管也有人提醒要正视革新与传统的关系，也只能被这大思潮所湮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极端，要把传统东西统统扫掉。概而言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破旧立新的思潮和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了“现代化”的大敌。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近三十年来，这种反思不曾停息，尽管我们认识到现代化是突破传统又继承传统的文化更新和创生的过程，取得了文化自觉方面的不少共识，但这种共识在牢固性和社会各群体的广泛认同上仍存在不足，人们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已踏上文化自觉之征程仍存有较大的不满甚至是不认同，这些争论和认识上的分歧表明，在社会大转型中出现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还需要进一步理性地面对，以不断地在全社会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共识的取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理清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结论，从极具方法意义的角度消化吸收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认识成果。
　　
　　四、当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学理性结论
　　
　　1940年初，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的讲演，提出了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的十二字方针：“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民族的，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大众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
　　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但任何一种主义，一种学说，只要对上述要求中的一个要求或一个要求中的一点要求有所贡献，即可成为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主义、一种学说包办新文化的企图，都是有害的。新文化运动中，除抗日的统一战线外，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
　　张闻天的新文化观后来被中国共产党人广泛认可，对党的文化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后来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上对此作出了阐述或发展、发挥，更得到党内许多同志的赞同。1941年5月，邓小平对所属的八路军干部作了一个题为《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呢？洛甫（即张闻天——引者注）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支持，互为依存，缺一不可，党的文化事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忽略了其中的任何一点，都会使中国任务繁重的文化工作有失偏颇甚至于偏离正确的方向。张闻天新文化观在文化价值建设上极有学理和方法论意义。其一，广纳天下，博采众长。只要是有益的，皆可供新文化借鉴和吸收。而那种大包大揽式的一个主义，一种学说代替一切的做法是不适当的。其二，反封建、反专制、反武断、反迷信、反愚昧。其三，党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它的理论基础的。张闻天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