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面对“原创文化”的挑战，出现的是一种“欲说还休”的无奈与彷徨。那么，原创文化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我们的理论任务和责任是：本着原创文化的几种既有形态，探索文化原创的规律问题。
原创文化不期求所谓“形态学意义”，它不应偏执于某种既定的结果，而毋宁是以“实践性”、“成长性、“开放性”等为其基本的姿态和立场。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实践过程，是“现代性存在模式”的解蔽过程，新的共在、共生价值观的澄明过程，从而也是文化真我的自主呈现、本性复归的过程。
原创文化的本质一如哲学，它本着真实的生存逻辑，应当是自由的灵魂表达与追求，它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文化来全面地、立体地显示自己，但并不执著于某一种文化的具体形态。（1） 前科学时代，神话是惟一的文化形态，遵循的是比附的逻辑，是一种“外向型”的对象性表达。
（2） 科学时代，理性是原创文化的灵魂和最高目标，遵循的是分析的、建构的逻辑。
（3） 后科学时代，整体性生存体验是原创文化的最基本形态。
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人类赋予了太杂多的内容，曾经要么受制于神灵、要么受制于权威、要么受制于狭隘的“工具理性”等，已经完全没有了其原本固有的纯然的气质和气象，已经基本上丧失了自性。弗兰西斯•培根说过：“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把建筑在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所以是害多于益。”［14］
文化的自性，其实不是别的，它是文化与真实的自然、合理的社会与优雅的人性的一种天然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的结果，就是所谓“总体的人的生成”。这是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逻辑革命”。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一个偶在的生命个体，不可能不遭遇世界。这种与世界的遭遇，就是“世界化”（mondialization）。一种地域文化，不能与世界隔绝。地域文化之进入世界体系，也是“世界化”，或者说“全球化”（globalization）。“世界化或者全球化，就是一场冲突，一场生命个体与世界整体的冲突，一场为生命个体所携带的文化与他域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15］
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视角转换上的根本变革”：（1） 生态本位的生成性文化：后人类文化的视角；（2） 生存本位的价值取向的文化：整体性的视角；（3） 文化的真实与真实的文化：生存整体性、合作性、团结性目标的达成。
四、“全球公民社会”背景下中国原创文化的思维逻辑：着眼于“友谊”和“团结”的 “共同体本位”的生存智慧的彰显——整体性进步观念观照的逻辑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是人的生存样式的感性显现以及理性表达，大儒梁漱溟先生称其为“活法”。通常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是一种推崇“实用理性”的文化，一种具有中国文化所推崇和理解的“天下”情怀，以“整体性”为价值取向的准“公共性”文化。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在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累进攀升具有实质性推进功能的意义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原创文化自有其别的文化所不具有和无法替代的内在的诸多优点、优势等。它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制度安排的合理性、为这种制度下人的生存文化与生活价值选择提供了可资认同的丰富资源，为这种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秩序供给方式。当然，这种文化因其对个体权利的绝对漠视等缺陷，而同时又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文化，存在着这种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和弊端。
中国文化具有原创性的资质，这是一个不争的问题。以中国原创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为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哲学开始即具有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并不是由任何系统性的方法或独断性人格化宗教表达出来的，而是由人的血缘情感与自然以及在时间中的历史感与生命的严肃性和最后对于人与世界的真实性及潜在是完满性之信仰表达出来的”［11］6。中国文化因其这一内在特质，而获得其世界性意义。
中国原创文化，是一种成长型、涵容性极强的文化形态，它与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历史的进步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论及“中国文化独特的价值”，成中英先生认为“任何最完整的回答必须显示下列四项：一曰：天人合德为人与宇宙全体创造活动之泉源，亦为其终极目标；二曰：内（圣）外（王）合用为人与社会全体创造活动之活动泉源与终极目标；三曰：诚明合能为个人在宇宙创造活动中实现个人创造活动之泉源与终极目标；四曰：知行合体为个人在社会创造活动中实现个人创造活动之泉源与终极目标。此四种融通合一的精神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之契机及其主流方向”［11］6。
著名学者乐黛云教授指出：“在相互交往的全球意识正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这种形势推动下，各民族多在寻求自身文化的根源和特征，以求在世界文化对话中，讲出自己独特的话语而造福于新的文化转型时期。”［16］对待中国原创文化，需要一种历史性的眼光、实践人类学的生成性价值思维逻辑。基于文化演进的视角，有史家曾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中国在中国；中国在亚洲；中国在世界。第一个时期，由商代勃兴至汉代衰落。历时两千年，为中国文化草创时期，在此期间，中国人在固有疆域之内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中国历史的第二个时期，自汉衰而延至明末，约一千五百年，期间，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有广泛的交往，且一面受外部世界的影响，一面影响于外部世界。二由明末至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一直受着更大的外来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西方。［17］
显然，中国原创文化的理论与当代实践，面临着思维坐标的一种深刻而彻底的转换：由近代以来的以民族的“政治国家”为中心转向以“全球公民社会”为中心。此种转变实际上业已发生，它所彰显的新“整体性”逻辑，正在成为原创文化的新的路标。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学者汪晖先生认为，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对“作为普遍理性的科学与现代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因为，科学概念的广泛应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是解放的象征和召唤，也是各类文化改革的客观依据。科学的力量在于它将普遍主义的世界观与一种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的社会体制密切地关联起来，最终通过合理化的知识分类和社会分工将各种类型和取向的人类生活囊括在它的广泛的谱系内部。［18］1395按照汪晖之见，现代国家的主权是一种世界政治体系和经济关系的产物。伴随着现代国家在贸易、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主权地位的确立，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道德关系也随之变化，其标志为：“一、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主权改造原有的帝国体系，在单一主权的概念之下建立人民与国家的统一关系；二、帝国权力或皇权代表着一种多样文化关系中的群体关系，而民族-国家则将这一多元文化关系中的群体关系构想为一个整体的人民主体，从而将主权与一个具有单一意志的人民纳入民族的框架之内。”［18］1398
著名文化学者甘阳先生认为，中国在上世纪的中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要超越“民族—国家”的逻辑，而自觉地走向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格局。2004年12月29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关于中国要复兴、中华文明要复兴、该如何面对复杂的古代文明传统和近现代传统，在当代中国的这种社会努力中中华文明可能呈现出何种建构性的样态等一些列问题采访时，甘阳做了如下的回答：“我大概有一个笼统的想法。从现在看来，中国目前的社会生活中有三种传统势力特别强大，表现特别明显：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而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磨合与交融。这三种传统一方面在融合之中，另一方面相互之间也有着张力”［19］。
甘阳先生是公认的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情怀的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坚定、鲜明、积极的世界主义立场和情怀，其睿智识见所指，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普遍的看法基本一致，对我们不乏启发意义：一是必须重视异质文化之间差异合理性的逻辑的客观真实性，承认、包容个体性的文化多样性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视为当代文化原创必须遵循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则；二是重视不同文化之间共在、共生的合作性逻辑，切实建立一种基于“友谊”和“团结”的文化生存整体性逻辑，这是从根本上保证原创文化实践的有效路径选择。杜维明先生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以相互容忍创造对话的条件，以承认对方存在的基本信念确立认识对方的意愿；对话的目的不在于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是了解对方，扩大自己的参照系，反思自己的局限性；对话的结果是相互参照，相互学习，并实现“celebration of diversity”。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的著名16字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现代原创文化研究的切点，乃是基于不同文化间的冲突现实，试图在“人类一家”的意义上建立一种共同的信任与责任自觉信念。文化交流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应该是建立和实际形成不同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民众的一种普遍的信任、友谊，以及基于此而形成的共同体意义上的团结一致，从而使个体真正依托此而领略并感悟人性的高贵、真正属人生活的尊严和华美。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什么是友谊？在一个不断表现出共同努力与稳定秩序，同时又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冲突与达成共同行动之和解的一个世界中，什么是朋友？我们活在一个匿名责任的时代，这个时代依据于它自身的组织技术而衍生出某个‘人与人之间’相互陌生性的世界。谁是与我们共同生活的邻居？”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自问：团结警示了什么？而某种所谓的‘宣称的团结’又应该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以及使朋友之间之为朋友的朋友间的信实，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甚少受到考验。再者，也应当弄清楚：人们如何分享友谊与团结，同时捍卫友谊与团结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大家必须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团体化是如何导致团结，以及如何对他人负责。”［20］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主义下中国原创文化的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整体人格向世界说话。因为不管怎么说，世界主义这一思维方式首先使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张力空间，对于中国原创文化战略理念的确立和实践模型的创构等，都具有革命性的启蒙意义。这一思维方式表明：一方面，新的原创文化形态的生成，首先是民族文化自觉的结果。它使中国民族的文化主体认识到，在气势汹涌的文化相对主义强势观念制导下，形态各异的文化理想和主张，有其作为“少数的权利”的不可被剥夺、取代的自主谋求合法生存意义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中华民族文化原创的新实践，更同时是对作为“他者”的看似异质但却合理的新的文明因子的有效涵容。这一双重立场现实化的过程，预示着中国原创文化从一开始就力图站在当代人类文明所业已达到的同一标杆和水平线上，从而确立了一种不卑不亢的进取姿态。有学者以对“现代性价值”的普适性认同为前提，认为中西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曾经有过真实的交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民主平等观念有中国思想的适当缘助；世俗化进程：实践理性取代宗教神学有中国哲学的助推作用；自主性原则与儒家的自主性思想、道家的自然主义”等。［21］
从生存意象的合目的性展现来看，我们离“文化整体性”已经很久远了，整体性文化之于我们，业已变得非常的陌生，我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反整体性、去整体性、无整体性的生存场景中而并不自知，现在到了该觉醒、反省的时候了。这其中，我们首先应当反思和确定的是中国原创文化的类型、本质和现代意义的有效值域问题。我们需要一种着眼于“友谊”和“团结”的理智、有限和适度“和谐文化”，此乃世界主义观念下原创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的、惟一的合理的形态。《文明的共存》一书的作者、当代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哈拉尔德•米勒正确地指出：“文化价值的重要性只有在深刻的社会危机时代才显现出来。当国家政权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能力满足对其寄予厚望的民众的基本需求时，整个社会的危机也就随之而生。”［5］64
坦率地讲，各种不同的文化在面对“世界主义”时，在立场、态度上显然是矛盾的，有些时候甚至是相互激烈冲突的。尤其是当文化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时，往往会导致文化沦为狭隘利益之争的工具的尴尬情景。因此，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世界主义的原则、立场，被普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们认为，世界主义作为一种“公共善”，“最终包含了一种伦理的和政治的空间，它为认可人们平等的道德价值、能动的主体以及自主与发展所需要的东西，提供了参照系。”［5］324既如此，从逻辑上讲，世界主义与中国原创文化之间，就应该是一种真实的相互为用的关系。当然似乎也可以这样说：中国式原创文化原本就具有着世界主义所要求的精神气质、胸襟、情愫和价值特质。
但现实的情况是，所谓世界主义观念中，西方文化是其毋庸置疑的强势观念。这种情形提醒我们，世界主义关系与中国原创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变成如何对待、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原创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哈拉尔德•米勒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认同许多西方学者的观点，指出：“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却令西方文化圈倍感陌生的巨人当属中国。这个东方巨人拥有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的发源……许多人预言，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惟一的真正可以和西方社会抗衡的力量。在亨廷顿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证明：一个不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国家也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在21世纪将是一切冲突的中心”［5］42。米勒分析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中国正坚定地实施经济私有化的战略；划分了不同的经济区域并采取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勉强开放了全球电子交流的信息领域，这三个过程迫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统治方式”［5］43。他做出了自己的并不确定的结论：“我们可以对中国做出这样的预言：文化特征将逐渐和西方文化接近。当然，我们无法预言的是，这个进程是否可以毫无困难、毫无冲突地完成。”［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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