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世界主义是当今全球知识界所推崇的一种新的思想观念。世界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区别“我们”和“他人”不再以人种为条件，不再预先规定绝对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选择原则）正在为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肯定原则）所取代。以世界主义的视野反思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其焦点当是中华民族从生存本位立场思考世界和自身命运时，对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型”的叩问、追寻和理性创构，对一种新的生存实践定位坐标以及导向、规制方式的寻索。世界主义思维下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过程，则是“现代性存在模式”的解蔽过程，新的共在、共生价值观的澄明过程——文化真我的自主呈现、本性复归的过程。其思维逻辑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用整体人格向世界说话。
关键词： 世界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原创文化； 现代性
Abstract: Cosmopolitanism is a new ideological conception advocated by the intellectual world all over the globe. The thinking logic of cosmopolitanism demonstrates that the race is no longer a term to discriminate “us” from “others”, and that an absolute exclusiveness is no longer predisposed. This exclusive discriminative mode of thinking (principle of selection) is being replaced by an inclusive discriminative mode of thinking (principle of affirmation). A reflection and exa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a cosmopolitan view should focus on inquiry, pursuit and rational innovation as regards a novel “cultureideology mode” and exploration of ascertainment, orientation and regulating means of a new practice of survival when we contemplate on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our nation in terms of survival itself. In a word, a cosmopolitan thinking logic can be generalized as speaking to the world with a complete personality.
Key Words: cosmopolitanis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riginal culture; modernity
如“全球化”的概念一样，“世界主义”同样历来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理论主张，人们对此褒贬、毁誉不一。何谓“世界主义”？当代德国著名思想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一书中是这样理解和规定的：“……世界主义视角是将对文化不同的他人的尊重与每一个个人的生存乐趣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世界主义是一种继历史地衰退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之后出现的又一伟大思想，这种思想也许能使人类活过21世纪，而不倒退到野蛮时代，将这种不可跑变为可能。”［1］3“即将产生的伟大思想可能是自我批判的世界主义，除非它不能为迎接21世纪的挑战理解欧洲现代化的古老传统。”［1］287不仅如此，“世界主义的想象代表着人类本身及其利益”［1］4。当然，乌尔里希•贝克如在“世界主义”问题上是审慎的，该书第一章《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批判理论》和最后一章（第八章）的标题《写给正在到来的世界主义时代的简短悼词》，充分说明贝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如果说，贝克的立场基本上是肯定性的，那么，以赛亚•柏林的否定性立场则更坚决得多。早在1991年，柏林在接受意大利一位杂志主编的采访时说到：“我和赫尔得一样，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一旦生活方式的多元性被认可了，不能融合的各种不同观点也就能够彼此尊重。要用高压手段把异己成分都扫除，恐怕没那么容易。”［2］
在中国文化的变迁历程中，以世界主义的视野反思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一直面临着立场选择和定位问题上的诸多迷茫。思考和指陈世界主义观念下中国原创文化问题，本文立足的是对中国原创文化的“现代性境遇”及其反思性突破的内在逻辑及其演进机理，取的是生存论哲学的分析向度和价值论人学的研究进路。因为，按照有的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化的麻烦在于，“‘原创性’中似乎还要包含着本土‘原生性’即‘本土性’。说穿了，对抗西方文化的‘殖民’，继‘军事殖民’、‘经济殖民’之后，据说‘文化殖民’成了当前世界的主要形式”［3］。有必要说明的是，由于作者的学力、学养所限，本文所做的，充其量只是一些必要的前提性问题的甄别和澄明工作，不拟过多地论及操作层面的中国原创文化的实践问题（目标虽很难预期，过程亦曲折艰难无比，但依然按照文化自身的逻辑，持续地前行着）。既如此，那么，在世界主义的思考范式和叙事框架下审视“原创文化”的诸多问题，就必然面临着一种新的两难处境和尴尬。
由此所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中国原创文化的发展和文化原创的中国式实践而言，“世界主义”究竟是一种新的激活性场景——民族文化自我创造和自我提升的契机，抑或是一种新的限制性条件？涉及本论题的核心是：世界主义视野究竟为中国原创文化提供了哪些足以使这一文化获得新的生命活力的因素？世界主义视野之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创新是一种新的视野、一种新的历史范型，还是一种限制？
对此的应对思路，还是得回到康德式的追问：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原创文化意欲何为？何以可能？由是可知，我们思考的焦点，当是中国原创文化赖以建立的基本话语范型即“知识型”和“理念型”的问题，因为所谓“知识型”和“理念型”的主要工作，“是确定特定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即为文化获得定义提供基本话语规范”［4］。
一、 对“现代性意识形态假设”的反思与批判立场：中国“原创文化”对“世界主义”下人类生存的窘境问题的艰难应对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可以肯定地说，源远流长的世界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业已并正在成为一种影响、指导中国原创文化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思维框架以及合法性建构的理念依据。当然，世界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裹挟着经济、政治、传统、民族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角力，对此，中国原创文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有高度的理性觉知。
世界文化的传播历程与演进逻辑表明，近代以来，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各种原创文化形态，几乎无一例外地持续遭遇着以普遍性逻辑横行于世的现代化实践以及“现代性文化”的强大冲击，从而陷入多方面的深刻危机。“现代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发挥其影响力：一方面，它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为适应现实生活而不得不有所改变，尽管这种改变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另一方面，它使人们对后天获得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怀疑。在变革的年代里，人们突然感到无所适从，因为现代化破坏了生命的世界性原始背景，人们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依托，今天的世界已变得不再可信了，同样，民族的文化价值和有效性也受到质疑。而这将导致一场非常严重的危机，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5］66
面临现代性的挤压与冲击，原创文化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已经不是“何以可能”的抽象追问，而是转换为一个更为严峻、更为紧迫的生存权的问题：凭什么坚守自己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以什么为原则和评判标准：生存方式的原创？价值观念的原创？等等。显然，在一个以“经济强权、军事霸权以及文化殖民权”为核心的狭隘的民族利益本位的世界中，文化的原创面临着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复杂得多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威尔•金里卡坦言：“世界主义所认定的形式，一般说来，为特定社会实体或群体之特定理想所制约，代表着这一实体或群体的反应。”在金里卡看来，世界主义是反对地方城市、地方阶级和地方宗教团体的结果。但在当今世界，世界主义总是在与民族主义的对比中得到肯定。［6］218-219
金里卡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世界主义的实质和真实面相。它启发我们：世界主义无论在好的或者坏的意义上，都构成了21世纪人类“文化性生存”必然遭遇的新的宿命性场景。世界主义时代的“原创文化”，只能是沿着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化原创”的逻辑辩证前行，此乃本论题的真义所在。
那么，何为符合新时代精神的“文化原创”逻辑？
我们认为，原创文化是新世纪，对从人类生存本位立场思考世界和自身命运所需要的新的思维典范——换言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型”的叩问、追寻和理性创构。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说：“只有到了有决心和能力用他人的排他性眼光观察一个被现代化束缚了的世界，使之在文化层面上觉醒并成为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在这个彻底被分裂的世界上才可能有安全。达成这个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共识，弘扬承认他人渗透着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传统的、在交往中复苏的精神，在‘9•11’事件以后不再是一种道德败坏的幼稚的文字魔术，而是一个生存问题，……”［1］3
如此，原创文化“叙事方式”的旨趣，直接指向一种通常所谓文化主体伦理与价值自觉意义上的“张力空间”的探询和殷殷关切，是觉醒了的、觉醒着的人类对一种新的生存实践定位坐标以及导向、轨制方式的寻索。
以人类的公共性生存为本位的这样一种立场的确立，意味着我们在思入、言说该论题时必须抱持一种反思、批判的立场：谁之“世界”？何种“主义”？哪种类型的“原创文化”？此其一。
其二，对原创文化的思考，人们不约而同地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必须区分“原创文化”和带有“原创性的文化”。它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究竟哪一种文化才是真正原创型的文化？
其三，世界主义时代，既有的原创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存在境域？未来的人类有没有创造出一种集各种文化的优秀品质于一身的新的转生形态的“原创文化”？
当然，就人类已获致的智识水平而言，原创文化的思考，还只能是“象征方式”意义上的，即积极地促使有关文化的思考实际地进入到人际间的理解层面，自由地展开对“周围世界”与“共在世界”的始终当下的有效性询问，以求化解“生存的困境”，切近“存在的真实”之谜底。
二、人文思考的“世界主义”场景和界域：“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向“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的转变
世界主义的思维传统、习惯和价值追求并非西方的专利。但在文化自觉的意义上，又确实首先是根源于希腊的一种智识上的创新。“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分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7］世界主义思维恰恰就是这种智慧转换的产物，这种转变是文化自觉的体现。传统上我们执著于“文化是什么”的探究，却忘记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难题：“文化是谁的”这样一种身份意识的确认。看来，我们需要一种以世界主义为着眼点的新的批判理论。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中的cosmos乃指宇宙，且指秩序井然的亘古荒冷的宇宙。Politan指都市市民。世界主义是指摆脱狭小地方民族偏见，由诸多民族和语言构成的大都市。“世界主义”的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它主要是古希腊的创新，可以追溯到第欧根尼的时代。“他反对按照自己人和外来人的标准区分希腊人和‘野蛮人’；他不仅反对拿‘我们’与‘他人’相对比，而且回答了怎样代替他人的问题。他根据跨界的、无界的身份变动发明了‘世界主义’。”［1］36-37就世界主义观念流变而言，一般认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一是“古典世界主义”。这是由古希腊斯多葛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最先说明自己是世界主义者，并力求用人类可以和谐生活于其中的‘世界’（Cosmos）的核心作用来取代古代政治思想中城邦（polis）的核心作用。斯多葛主义者通过强调我们生活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地方性的、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世界，另一个是真正伟大的和真正共同的世界（Seneca）——而发展了这一思想。每个人都生活在地方社会中，同时也生活在充满人类理想、渴望和争端的更广阔的社会中。后者的基础在于对所有人都很重要的东西——理性和人性的平等价值之中。”［8］古典世界主义包含着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世界的公民”，而且首先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负有责任。二是18世纪的世界主义，“那时‘世界公民’已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术语……康德把世界主义的观念同新创的‘理性的公开运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概念到一起，并探讨了这种理性概念产生审视文明社会的批评性视点的方式。通过把启蒙定义为摆脱教条和非正当权威，康德按照是否消除‘理性的公开运用’的束缚来衡量它的进步。”“康德把对世界主义的社会参与，而不是对公民社会的参与，想像为一种进入开放的、自愿对话的世界的权利——并在其所谓的‘世界主义权利’定义中采用了这一观点。世界主义权利意味着在政治共同体之中并通过它来表达并倾听的能力；这是一种不受人为限制和规定的对话的权利。”［8］319显然，这样理解的世界主义权利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特殊要求，扩展到所有‘世界共同体’之中。它意味着人们如果学会忍受其他团体并与之和平相处的话就必须接受的权利和责任。“第三种世界主义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包含三个关键要素。第一，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是个体，而不是国家或其他任何特殊的人类组织形式。……这个因素可以被看作是个人主义的道德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简单来说，就是平等的个人主义。第二个因素强调平等的价值地位应该得到每个人的承认。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个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当代世界主义的这个第二个因素可以称为相互认可原则。当代世界主义的第三个因素强调：地位平等和相互认可需要个人权利得到公平对待，即基于所有的人都能依此行动的原则。因此，世界主义是用来说明规则和原则的道德参照系；并且，世界主义以不公平为由拒绝那些建立在无法普遍采用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实践、规则和制度。”第三个原则可称为“公正理性原则”。［8］321-322
从世界主义观念的历史性嬗演和逻辑进程中，可以透见出近代以后的“世界主义”观念的核心所在：主要是和“个人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如著名的启蒙运动理论家孔多塞就认为，世界主义是个人解放不可避免的自然结果。他指出：人们降生在某个特定的种族、宗教、语言群体中，其中一些人可能选择留在其中，而解放了的个人却认为，他们的选择范围不应因为他们是所继承的文化群体的成员而受到限制。“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到群体之外去寻求选择权，并且随着文化成员资格变成了纯粹自愿的非强制的东西，族裔的文化认同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重要性，而被一种更世界化的认同取代。哪些较小的群体将逐渐融入到越来越大的群体中去。”［6］217
世界主义的思维逻辑表明，“区别‘我们’和‘他人’不再以人种为条件，不再预先规定绝对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区别的思维模式（‘选择’原则）为包容性区别的思维模式（‘肯定’原则）所取代，因为，‘他人’、‘外人’在平等的条件下已经失去和获得自己的异己性。所以，‘世界主义’意味着在取消‘我们’和‘他人’的区别的同时，设计人人都有双重地位的结构。”［1］37
据此，遵照世界主义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可以说，原创文化的未来形态，一定是一种兼容性极强的文化，它以承认不同文化的平等参与、共同创造以及交融互摄为鲜明标志。中国原创文化一开始就具有这一鲜明特点。古代中国人由天道—自然—和谐的信仰出发，创造出一整套与众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处理纷繁的人际关系时，他们把宇宙的和谐奉为楷模，力图创造出一个合乎自然的社会。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人道与天道并非全无干系，它们相通乃至相合，天道就在人心中，并且是人间全部道德的最后依据。人依其天性而生活，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就一定能实现。”［9］
那么，中国原创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呢？“……中国文化的根本性质就在于是在‘我/他’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模式，强调的是兼收并蓄，融化他者，所以能够在今天形成中国的双重文化身份，即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身份……”［10］
当然，中国原创文化在其后来的发展和演进过程中，却逐渐渗透进了许多“非文化”的因素。除了传统的道德主导型、权力主导型模式以外，还产生和出现了所谓“科技主导型”等多种形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的适应性在增加，但自性以及民族性却日渐减弱。
那么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原创文化当取何种形态呢？
答案是：生存本位的和谐主导型模式。 换言之，世界主义视野、观念和基本主张——共生、共在等已经并正在成为中国原创文化应对全球化、市场经济、现代公民社会这一人类性的新的生存情境的全新的质素和活性因子，与中国原创文化具有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刻的异质同构性。
中国原创文化对于当代世界的作用是独特的、深刻的、必要的、必然的。因为生存本位的和谐主导型模式作为中国原创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新的文化同一性的追求，同样也是新的文化人格和价值认同模式的寻求。所以，这是由带有典范性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所决定了的。成中英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思考和理论建树。成先生认为，当代世界有四种思维方式：以科学方法为典范的理性思维、以诠释传统为典范的历史思维、以绝对精神为典范的超越思维、以空无清虚为典范的静止思维。这几种思维被证明都没有解救西方人的灵魂与内在生命于水火的能力。而“中国文化以其优容自在的易学体系与变化意识”，正好在思想方式上提供了一个包容多端而统会成章的思维模型——以通变合和为典范的（周易）创新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是把任何分歧看成属于一个整体，然后在这个整体中找寻并穷尽所有的关联，并对这些关联做深度的透视以了解其可能具有的相反相成、相生互制等动态关系，最后在时间过程中掌握其历史源流及追溯其本源，又在其现在存有的结构中透视其发展未来。”“……周易思维显然可以提供两种作用：一是合和当代的四种思维；二是在合和基础上导向新典范、新系统的创立，而此新典范和新系统正是新的一代人所需要的生活与发展凭借。”［11］302
三、 重建“我们”与“真实”的联系：世界主义下原创文化的新形态、新质态与“逻辑革命”
文化实践与文化存在中的多元与一元的冲突业已表明，不同形态的所谓“原创文化”，实际上是不同地域、国别、民族等在生存实践中所生成、发现、体悟并实际践行着的各种独特的、相互照应着的“叙事方式”，但仅做此断语还很不够，因为，对我们而言，“我们还必须考虑，当他们如此言说，他们的思想史的前提是什么，这些前提是否也是我们的前提”［12］。
真实在当代的复兴，本质上就是“整体性”、“有机性”文化观念的复兴。此可以视作“原创文化理念变革”的契机和“文化原创实践创新”的实质所在。它同时预示着并深刻地启示着、型构着“原创文化”和“文化原创”的新的叙事方式。在现代性文化观念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虚构的’，是一种社会习俗，一种话语，一种纯粹的‘叙事’。然而，我们的叙事或思维方式是以我们在自然中和社会中的身体经验为依据的。知识界当前关心的，是我们的集体叙事及观念与特殊文化构架相适应的方式。这种观点应该扩大：人的一切思想，无论是社会的或个人的，总是处于身体、自然和地方的程序中”［13］1-5。
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可在《真实之复兴》一书中指出了现代原创文化目标以及文化原创实践努力的正确方向：真实之复兴——超越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现代性总是与为谋求更好的生活而脱离束缚有关，但它却往往不能够明智地辨明开什么是压迫性的束缚，什么是人类自身所有的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其他东西之间所有的深刻关系，而后者所带来的是深刻的责任感。”[注: 参见查伦•斯普瑞特奈可著《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的身体、自然和地方》中文版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现代人应该重新理解并追求“真实”（the real）。而所谓“真实”则是用系统的、生态的、差异的、联系的、动态的、非线性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真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认知的身体、创造性的宇宙和复杂的地方观念”。“由于现代世界观如此抽象，它支持心灵对身体的‘强制’计划、技术‘进步’对无声无息的自然的设计、全球性强权对‘落后的’地方的规划，因此，我特别强调具体。”“所谓‘身体’，我指的是统一的身心；所谓‘自然’，我指不是科学上的理论体系或文化中所感知到的胁迫恐惧，而是我们的物理环境，它与我们的身体密不可分；所谓‘地方’，我指的是生物区域，社区和个人得以舒展的物理场所。”［13］5“我们正要去抓住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假如真实之深厚的关系本性得到尊重，那么，身体、自然和地方就将成为智慧和活力的源泉，而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所认为的‘限制’。”[注: 参见查伦•斯普瑞特奈可著《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的身体、自然和地方》序言，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由于现代的发展，渊源于人类境遇的传统关系大多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现代生活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body）、脱离自然（nature）的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place）的乡土联系。身体被看作一架生物机器，自然界被看作仅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眼中未开化之物。”［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