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塑造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理想。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与此同时，同周边文化的交流、整合使齐国同时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大国。管仲对待文化的态度，既不同于周初的伯禽治鲁，立足革除当地文化，倡行华夏文明；也没有完全因袭太公的做法，因俗简礼，而是有继承，有摒弃，有融合，有发展，将齐文化真正地改造成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新文化的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中，齐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可以这样认为，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中，齐文化经历了价值整合之后，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流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政治上统领诸侯，军事上震慑周边，文化上构成对中原地区强大的辐射力。
三、管仲文化治国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必须反映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环境。管仲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制定了符合齐国现状的治国策略。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创立了一套适应时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方略，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文化治国思想，力图用文化的影响力来维护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一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和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治国之道基础在民。管仲是极力主张顺应民意的，其提出的“利民”、“富民”、“顺民”主张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管子•九守》）。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齐文化的富民思想是独具匠心的，先秦民本思想的勃兴，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政治格局与生俱来的。此起彼伏的一次次“民变”、“民溃”的事实震撼了列国统治者，从而使他们猛醒于民众对其巩固统治的巨大力量。［5］管仲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他也倡导“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经济措施，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同时主张在抓经济发展，“富民”、“强民”的同时，也要进行以“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国民道德教育，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使社会安定，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管子》中的思想体现了全面的义利并重思想，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发展是一项综合、全面、和谐的系统工程，不是单指某一个方面的振兴与进步。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时期，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社会控制系统尚不完备，多元利益主体及由市场产生的各种弊病时有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未完全和谐，管仲的民本思想和义利观无疑对当今社会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性、开放性。管仲促使齐国文化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快更大地推行开放和兼容的政策。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尚法制，又崇礼教。管仲主张在治理国家中法与德不可或缺，应该德法并施。可以说管仲充分利用了人性、人心，以礼治民、以德教化、以“德法”治国。二是既重王霸政道，又重民生技巧。管理国家和治理社会，必须礼法并举，王霸兼施。对待百姓，要与民同利，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可获得进步。桓管时期，齐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不仅促进了齐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的巨变，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空间障碍逐渐消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存、弘扬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如何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共处，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把握，寻找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闪光点，从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引领着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构。
综观管仲的治国思想，在政治经济上，它促成了齐国的强大，使齐国成为当时政治经济中心；在文化上，它促进了夷、周文化的融合，使齐文化日臻成熟；而对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讲，它尊王攘夷，不仅保护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掠夺性破坏，而且它以频繁的会盟方式促进了各地域文化的交融，为中华民族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管子》是齐文化的精华，包含着较多的现代文明元素。我们应大力挖掘其积极因素，服务于现实，为当代所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1.
［3］ 梁启超.管子评传•序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4］ 论语［M］.程昌明，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159.
［5］ 王志民.齐文化论稿［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