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管仲相齐40年使齐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国战略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独特的一方面。管仲强调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其文化治国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文化治国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继承周文化，从而进入文化主流；二是通过吸纳周边文化，从而促进文化在齐地的融合；在前两者基础上塑造独具魅力的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的理想，从而构成对经济和政治的强力支撑。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建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文化之基础在于民众，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和开放的精神。

　　关键词：管仲;文化治国;齐文化
　　
　　管仲（？—前645），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在他担任齐国宰相期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2132，建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2131的大业。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管仲的思想主要见于《管子》一书，该书保存了管仲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思想。本文试图对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进行挖掘，并求得对今天的社会建制的启示意义。
　　
　　一、富国富民：管仲文化治国的现实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孟轲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从西周到春秋的转变。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春秋初年，管仲任齐国国相之后，“慎轻重，贵权衡”［1］2132，把经济建设放到国家建设的首要地位。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必须首先取得经济的优先权。国家富裕是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也是管仲文化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
　　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这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管仲文化治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二、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实践
　　
　　“区区之齐在海滨”［1］2132，地理形势的阻隔使得齐长久以来偏离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主流文化。虽然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但是在文化上仍然相对落后。从文化上来说，齐国属于东夷的文化圈。管仲大胆提出变革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主张，主张用文化理念来统治臣民，顺服周边，这对于文化的挽救和政治的崛起，无疑在历史上是一大创举。管仲文化治国的具体举措如下：
　　1.继承周文化——进入文化主流。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桓管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积极向主流的周文化靠拢，促进了夷夏文化在齐地的融合。“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张刑罚上要慎重而严谨。其三，汲取并发展了重农爱民传统。管仲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求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爱民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并且强调“五谷者，民之司命也。”（《管子•山权数》），从治国的角度上：“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管子•五辅》），又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管子•治国》）。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管仲在继承周人重农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齐人重视工商业的传统，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做到了农、工、商并重。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过对周文化的继承，将周人的礼义精神、明德慎罚思想、重农爱民等传统引入齐国，使齐地的文化迈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对周边构成了强力的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