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用了100个基本词汇作各语言间的异同对比，所以统计起来很简单。有几个同源词，就是百分之几，一目了然。但我们认为侗台语言与汉语之间没有同源关系(见本文末段)。不过我们把侗台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都用下加横线标示出来，同一词项既有民族词，也有借词的，分别计算，这样就可以看出在这100个基本词汇中，各语言有几个汉语借词。如果几个语言都借用同一个汉语词，如 侗、水、毛南的“人、心脏”分别借作n2、zn1、zn1 和sm1、um1、sam1，我们认为这是各语言分别从汉语吸收的借词，故不作为同源词统计。
统计结果表明：水语跟同一语支的毛南语、侗语同源的最多，平均达60%以上；跟壮泰语支同源的也不少。至于各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借词多少，则随各族人民跟汉族接触的多少而异。
再说，我国华夏民族的人口众多，文化、社会发达，物质、精神文明的水平高，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说，夷变华夏的可能性较大，华夏变夷的可能性较小。举族迁来，聚族而居，文明程度原来很高的“睢人”会抛弃华夏语言的基本词汇、语法，大量地采用了侗台语言的基本词汇吗?这是不太可能的。
三、对水书创制年代与过程的质疑?
《研究》第23页第四卷《水族古文字与水书》说：“我们认为，水族古文字产生在秦以前，作为单一的民族以后，是在原古文字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化发展成为自己的独特的文字。水族作为单一民族分离出来以后，已经没有条件创制并产生我们现今所见的古文字。……根据水族古文字存在的现象来分析，水族古文字的来源，一是受甲骨文的影响，二是必须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否则，水族文字不会在群体中被广泛接受，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也说：“水书字体，如干支字与甲骨文金文颇多类似” ，“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亦可断言也”。“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水书制造之时代极为古远”。“水书制造之地点初在西北一带” 。
对此我有几点疑问和不同看法：
1. “豕韦”的“大彭氏”作为殷商一个异族部落的地位和处境来说，绝对比不上后来在黔桂边境同壮侗诸族为伍时安定自由。不然它怎么会被殷商所灭呢?前面说过，水族是“睢人”的后裔，于史无据。即使属实，它也还是殷商的异族部落，命运并不会比“豕韦”更好，哪里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环境的呵护”呢!我国的甲骨文、钟鼎文以及国外各种古文字的创制和产生都要有强大的权力机构和大量财富作后盾，一般由朝廷的史官或神职人员专司其事，长年累月地工作才可能成功。睢人既没有大的聚邑，也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从未建立过任何邦国，不可能有创制文字的权力和财力。即使不是“创制”而是“学习”文字，也没有这个可能。因为在孔夫子之前，还没有私人办学的。殷商王朝的“太学”能收异族的子民入学吗?
2. 在汉代蒙恬笔、蔡伦纸发明之前，华夏古文字的载体主要是陶器、钟鼎、甲骨、竹简、木简、布帛、石刻等。这些东西在中原各地出土的很多，但有哪一件唐朝以前带有古文字的文物能确认是“水书”呢?没有，滑县、睢县、广东南部滨海地区和陆铎公居住的广西“岜虽山燕子洞”都没有，作者说水族迁到三都等地之前，曾在广西宁明等地逗留过并参与花山崖壁画的绘制。壁画上倒是书写文字和人、神交流最合适的地方，但在宁明花山以及左江流域所有的崖壁画上，都没有发现同一时期书写的任何文字，当然，更没有水书的痕迹。据王品魁：《拉下村水文字辨析》的考证，水书最早的文字墓碑是16世纪明朝时在水族地区的拉下村和水东村建立的(见《研究》第256页脚注。)
《研究》第267页记叙一个传说：水族文字是水族的一位祖先陆铎公创造的。相传，他花了6年时间创制文字。起初，水族文字多得成箱成垛，堆满一屋子。后来，因陆铎公利用水族文字为一个小孩推算出与其神母见面的日子和方法，惊动了天皇。天皇认为，水族文字太厉害，他怕人们掌握了水族文字后，难于对付。于是，派天将用装着火药的小葫芦骗取了小孩的欢心，结果，小葫芦里的火烧了装着水族文字的房子，只剩下压在砚台下的几百个字。
殷墟先后出土用于占卜、记事的甲骨共有15万片之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介绍，著名甲骨文收藏家、著作家刘体智、罗振玉等人收集、见到过的殷墟甲骨也不下三万片。不知道殷人费了多少时间、多少人力、物力才创造出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经郭沫若、罗振玉、商承祚等人多年精心研究，才整理出一两千个古文字来。而水族的陆铎公一个人，只花六年时间就造出堆满一屋子的水书来，这可能吗?当然，传说不是历史，不能全信，但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某些信息。创造文字，尤其是在古代，不是一个人心血来潮，下几年苦功就能办到的。火药是我国明朝才发明的，那么陆铎公创制水书的年代当不会早于明朝；砚台下压的几百个字绝对不是又厚又大的甲骨文或竹简、木简，而是用笔和纸写的字，其年代也不会很早。
现在居住在黔桂边境各县的一些族群，如毛南族、佯亻黄人、莫家人、锦家人(除毛南族外，其它人都归并到布依族里去了)的风俗习惯、语言等跟水族都比较接近，它们之间显然是有亲缘关系的。这些族群的先民可能是同一时期或先后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滨海地区迁到黔桂边区并分散到附近各县，在与其它民族，如壮、布依等长期接触之后，这些族群的语言受壮语、布依语等影响，而形成目前差异的。但这些族群都没有“水书”之类的古文字。所以韦忠仕、黎汝标在《五十年来<水书>研究评述》中的论断：“《水书》是水族从古百越族群母体中分化出来成为单一民族之后创制的”观点是正确的(见《研究》第261页)。
至于水书中为什么会有一些是反写、倒写、加笔、减笔的汉字，还有一些是自己创制的字体呢?
我们应该认识到，水书不是一般意义的民族文字。“它只是一个仅有五百多个单字的文字体系”，常用的水书不过二三百字，其中还有许多是水族人民日常生活中几乎用不着的汉字，如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除了纪日、纪年之外，还有什么用呢?就连“黻”(古代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的花纹)和“鱢(通鵿，古代皮革制的蔽膝)这样罕见的汉字水书先生都给它们专门创造了两个水字，而水族人民生活中常用的语词却多阙如。所以水书一般不用于书写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券、牒、契约、诉讼等文书，用水书也写不出一封普通的书信来。
水书的产生并不是由于水族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适合自己语言的文字而创制出来的。它是由于宗教活动的需要才产生的。起先大概是直接采用汉字，后来可能觉得使用汉字就像说汉话一样，对水族神灵不够尊重。所以把某些汉字反写、倒写，或加一笔、减一笔，以示区别。后来又进了一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按照日、月、鱼、虫、鸟、兽等物的形状，创制了一些水语的字词。通过这么一改、一创，巫师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是我们水族自己的文字” ，并在水族群众中获得更高的威信和荣誉。“水书先生”都是先立志要当巫师，然后再学习水书的，而不是相反，先学习水书，后来才想当巫师的。否则，学了水书也毫无用处。“水书”是因为宗教活动的需要而创制的，并不是水族人民先创制了“水书” ，宗教活动者才利用“水书”来做法事的。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本末倒置，理不清它们发展的脉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书”并不是水族人民为了记录自己的历史、经验和克服时空障碍进行人际交流才创制出来的文字，它是为了娱神、通神、求神的需要而制作的一套符号体系。
《研究》第256页也明白地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水族古文字几乎不再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水族的历史也是耳传口授，并没发现用水语的古文字来记载。现今的水族文字主要是用来书写《水书》，在有关宗教活动中也常应用，时有碑记” 。“实际上，在现今的书写活动中，对‘水书’的书写，对巫事活动乃至广泛一点的宗教活动、甚至碑记等等，汉字完全可以胜任。但是，为什么非要用水族文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我们对水族文字研究的切入点” 。“水族把掌握《水书》并能从事巫事活动的人称为水书先生。在进行水族古文字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笔者曾问水书先生，为什么水族文字有的是汉字的反写?水书先生的回答是：汉字写出来是给人看的，水族文字写出来是‘用鬼’进行巫事活动的，是给鬼看的。……古人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文字的出现，对人们征服自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们认为文字具有一种可以突破时空的魔力，视文字为神圣的产物。在水族人民的社会活动中，如果没有《水书》，没有水族文字，好像就显示不出虔诚，好像对天地鬼神不敬重，当然也烘托不出神秘的氛围，还真有点不够味似的” 。
水书中倒写、反写，加、减笔，甚至自创的一些字，其作用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我们对“水族”源流的一贯看法
我在《中国民族史研究1》(翁独健主编，高文德、卢勋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北京)刊发了名为《侗泰诸族源流》的一篇文章；1996年，我和张钧如同志合作编写的《侗台语族概论》的导言中和2006年我和张均如同志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所出版的《语言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的文章。这几篇前后间隔20年，题目和观点、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以及目前这篇文章都是在我们俩夫妇半个世纪以来对侗台语族系属问题和侗泰诸族历史研究的共同成果和相同的观点基础上写出来的。
“我(们)认为侗泰诸族的发源地就在我国广东的西南部、广西、贵州西部和云南东南部这一片毗连的地区，基本上就是原先西瓯、骆越人分布的地域。目前分布在这片地区以外的民族，包括贵州东南部和湖南西南部的侗族、贵州南部的水族、海南岛的黎族和‘临高人’以及云南省南部、西南部、越南北部、老挝、泰国、缅甸掸邦、印度阿萨姆邦的傣、泰、白泰、黑泰、老、掸、阿含诸族都是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迁移到他们目前居住地区的”(见《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96页)。我们用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以及历史、人文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来证明这些民族之间的亲缘关系、他们的原住地和后来迁徙、分离的大致情况。
在《侗台语族概论》和《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中，我们把这方面研究成果都集中起来，条理化。并把侗泰诸族原住地、迁徙路线和他们目前居住的地点等用几张地图标示出来，供大家参考。
我们在《民族语文》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汉台语言语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的文章中说：“汉族和侗泰诸族是不同的民族，前者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而百越诸族则长期生息、繁衍于长江以南和两广一带。我们从历史记载或考古成就上都找不到一个汉族和壮泰诸族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地理中心来。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杭州跨河桥遗址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桩上房屋)的桩穴，还有稻谷遗存等物，经过同位素碳14测定，已有七千年的历史，而跨河桥出土的有比较完整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大约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复杂的活动。现在我们用来做汉台语言比较的语料一般都是壮傣侗水等语言。侗泰诸族与汉人的接触是比较晚的。“距今约5万年至2万年以前，广西发现有柳江人、麒麟山人、宝积岩人、灵山人等，此时人种已形成，他们属蒙古人种华南支系。距今约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是壮族地区社会大变革时期，原始农业、家猪饲养、磨光石器、原始聚落等文明因素都已产生”⑤。那时候，汉人活动的中心还远在黄河流域，没有到达长江，更到不了广西等地。所以，这两个族群的先民在史前并没有一个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和地理中心，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同源词”。
我们认为：使用侗水语支语言的各族(当然也包括水族)先民都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原先就居住在广东西南部和广西东南部的西江流域和滨海地区。隋唐时，因为逃避自然灾害而沿桂江、浔江、和柳江向西北迁徙到达贵州省东南部，然后再分散到湘、黔、桂三省边区各地。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侗族和水族。其中，也有一些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和环江县名叫茆滩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仫佬族和毛南族。另外，还有一些人迁到贵州的平塘县、惠水县和荔波县等地，分别发展成今天的佯亻黄人、莫家人。由于他们大都与当地的布依族杂居，语言、风俗、习惯也受到一些影响，建国后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定为布依族。其实，侗、水、毛南、仫佬、锦、莫、佯亻黄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他们语言中的基本词汇相同的很多。罗城下里一带的仫佬族自称kjam1、阳安土语区的水族人民自称sui3 kam1 ，与侗族的自称kam1 基本相同，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至于水族有些人的族谱、墓碑上说自己的祖先是从江西等地迁来的，那是个别人为官或经商至此，流寓不归而融入水族的缘故。
水族是地地道道的西瓯、骆越民族集团的一部分。水语是侗台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语言。所以，“水族发源于睢水、是殷人之后” 、“水语源于华夏语言” 之说不能成立。
注释：
①见原书第一章有关各页的脚注。如：岑家梧：《水书与水家来源》。张为纲：《水族来源试探》。邝福光：《水族源流初探》。石国义：《从睢的寻踪论及水族的源流演化与民族过程》。何光岳：《百越源流史》。
②拉古柏里<掸族发源地>Terrien de Lacopeie：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London，1885；戴维斯《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连环》H. R. Davies：Yun-nan，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Cambridge，1909.吴迪《暹罗史》W.A.R. wood：A Histry of Saim，London，1926.
③见徐松石：《泰族壮族粤族考》第79页，《僚壮人的倒移》列举了“李寿纵僚于蜀”；“广西泗城山僚黄豹、黄豸等割据贵州程番府地，而侵入西北邻省”；唐末五代时，楚王马殷由广西掳掠许多壮人分置湘省和黔省的东部”。
④如《元史·地理志》载：“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掳其人以实云南东北，取其地”(群蛮中也包括傣族的先民)。《傣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5页说：明清以来，葡萄牙、英国、法国侵略者不断支持缅甸、暹罗、越南统治者多次入侵德洪、西双版纳等地，连年战祸，迫使人民不得不往内地迁移，直达南盘江、金沙江流域。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说四川的傣族多来自云南，是明洪武年间景东土官刀佩、安伏威等随明军征讨帖木儿叛乱后，“改兵为民，婚娶耕种”而在那里定居的。另外，在会理、新安、普隆、江普、渡口等地的傣族则是二三百年间从云南景东等地逃荒来的。
⑤郑超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第1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