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语早期的汉语借词，又可分为非海南话借词和海南话借词。非海南话借词在黎语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它已经完全“黎化”，比如今天黎族人民常用的“兵”、“车”、“秤”、“斧”、“缸”、“钢”、“几”、“剑”、“借”、“金”、“镰刀”、“两”、“木板”、“钱”、“枪”(铳)、“时候”、“铜”、“银”、“纸”、“竹排”等等借词，非专业人员是很难辨出它曾是汉语。由此可见这一类借词是在海南话形成前就已进入了黎语，因此它比海南话借词时间更早、更久远。这一方面说明在海南岛最早与黎族先民交流和接触的汉族居民不是操海南话的汉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操海南话的汉族入岛时间比操其他汉语方言(西南官话、粤语方言等)的汉族居民都晚。
在对汉语早期借词研究中，黎语研究专家欧阳觉亚、郑贻青夫妇深有感触，凡属金属名词的黎语词汇，在汉语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唯独“铁”是民族固有词，而且各方言土语都非常一致。对于这一现象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当黎族祖先还在陆上居住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汉族的铁器，而在以后汉族的铁器传到南方两广沿海各地时，黎族早已离开大陆移居海南岛了。黎族到了海南岛之后发现了铁矿。‘铁’在黎语叫go∶i53。当汉族的金、银、铜、铁等金属器具到了海南岛之后，黎语很自然地吸收了‘金、银、铜’这些词，而对‘铁’这个词，因为黎族已有了一个名称，就不再借用汉语了”。⑦应该说，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在众多的黎族民间故事传说中都有对铁的使用和描述，它们反映了黎族社会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懂得使用金属器具了。但说黎族先民因在海南岛发现了铁矿而有“铁”的词汇，这个看法则有待商榷。
据范晔《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古代云南地区的哀牢夷)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而同书的《南蛮传》中又言：“(古代海南岛)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可见古代海南岛的先民也属哀牢种，至少与哀牢种有渊源关系。儋耳的形象在云南古代青铜器人物俑饰纹中多有反映，专家学者把这些人物俑看作是哀牢人在铸造青铜器时将自己的外表形象铸上的原故。另在当地早期青铜器中，也常在胴部饰以划船纹、鱼儿、水鸟、水牛、麋鹿等饰纹，这些饰纹是哀牢人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写照。广西的灵山青铜器文化以及代表东南亚青铜器文化最高水平的越南东山青铜器文化，也应是哀牢人东迁南下的遗物。哀牢人有如此发达的青铜器文化，他们在对金属铜器上有自己统一的民族语称谓应是毋庸置疑的。⑧
在海南岛，至今尚未发现本地产的青铜文化遗址，说明两千多年前及其后来的海南岛居民在岛上找不到铜矿石，所以青铜文化(尤其铸铜技术)在海南岛中断了，自然炼铜技术也随之消失。但从大陆带进来的铜器仍在使用，至今在海南岛还不时发现铜鼓、铜锣等。黎语有“go∶i53”(铁)这个本民族的固有词汇，在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叫法如“go∶i11”、“ro∶i53”、“xo∶i53”、“khu∶i53”、“ha∶i11”等，但都是“go∶i53”音的变读。黎语属壮侗语族黎语支，壮侗语族是哀牢人的后裔。从这点来看，“go∶i53”应是壮侗语族对“铜”的最早称谓，这一称谓应在哀牢人尚未东迁南移时就已形成。
秦汉后，大陆上的同语族兄弟民族不断受到强大的汉文化影响，很多原来民族的称谓渐渐被放弃而消失了，转而借用汉语词汇包括一切有关金属的称谓，而黎族此时已在海南岛，因而仍保持原来的称谓。后来大批汉人进入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其中铁器的传入对黎族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铜铁同为金属，黎族以为一样，所以也即叫“铁”为“go∶i53”。随着铁器在黎族社会中广泛应用，铜器影响力渐渐缩小甚至消失，退出了黎族社会，铜器在海南岛尤其在黎族社会一度中断，因此“go∶i53”这个称呼就仅剩“铁”的含义了。直到明代中叶，随着其它的金属如钢、锡、金、银以及铜锣相继走进黎族社会中，黎族人才重新认识铜，但此时在黎语中已没有铜的对应词，因此只得又从汉语方言词中借入，称之为“du∶g53”(铜)。
2.近期借词
近期汉语借词主要是指从海南话直接吸收进来的借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从海南话吸收进来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词术语，海南话对黎语的影响非常大，已迫使一些地方的黎族放弃本民族语而操海南话，这部分黎族常被人称为“水流黎”。当今黎族人民日常交流所讲的黎语，大部分都夹杂海南话，黎族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交流也大部分以海南话作为交际用语，可见海南话在黎族社会的地位已经非常重要。
黎语的汉语借语跟同语族比较起来，有2个不同的特点：第一，同语族其他语言的汉语借语可以根据其语音，辨别出借入时代的久暂，可以区别得出早期汉语借词和近期汉语借词，而黎语的这两种借词没有那么明显的语音差别，非专业人员难于区分；第二，黎族的早期汉语借词要比同语族其他语言少得多，比如有些概念和亲属称谓(“地”、“海”、“东”、“南”、“西”、“北”、“叔父”、“婶母”、“姑姑”、“哥哥”、“姐姐”、“嫂嫂”、“姐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等等)中，同语族的其他语言有的已借用汉词表述，有的则民族固有词和汉语词二者同时使用，而黎语仍全部使用民族固有词。所以就基本词汇而言，黎语本民族固有词远比同语族其他语言丰富。⑨
3.对黎语的影响
自汉代起，汉族居民开始移居海南岛。最初的移民主要是屯军、随军家属和地方官员及其家属，然后是商贾及流民。大规模汉民进入海南岛的起因大部分都是由于大陆战乱。这种移民以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形成两个高峰期。汉族移民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在海南岛安居乐业，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众多的汉语方言。海南汉语方言根据其语言特点可分为3大系统：一、“海南话”，属闽南方言系统，分布于岛北、东、南部；二、“儋州话”，属粤语系统，主要分布于岛西北部；三、“军话”，属西南官活系统，分布在岛西部和部分城镇。基于汉语方言的这利分布状况，黎语方言的汉语借词也受到了汉语方言的分布状况的影响，哈、杞、台(加茂)等方言的汉语借词主要来自“海南话”，美孚方言则来自“军话”，润方言和小部分哈方言借自“儋州话”。黎语各方言汉语借词的这种混乱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趋于一致，即黎语的汉语借词以“海南话”语音为标准。
由于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受到汉语的影响，黎语本身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表现在声母方面的：第一，复辅音单辅化，黎语原有很多复辅音，在汉语的长期影响下都朝着单辅音发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大多数方言土语只保留一个复辅音pl，个别土语有两个pl和bl(哈方言罗活土语一些地方)，哈方言博(哈应)土语复辅音则全部消失；第二，黎语各方言发生了语音上的对应关系，例如v(哈)——f(杞)——f(润)——∨o(美孚)：第三，吸收汉语借词而吸收的声母，比如s声母，就是从海南话中吸收进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黎语语法虽然受到汉语语法的影响，但没有发生转借现象，黎语语法还保留自己特点。
四、黎语的形成与发展走向
黎族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已经历了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语形成与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从壮侗语族的原始母语分离，并在此基础上独立发展成为黎语；第二，黎语各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语的发展；第四，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⑩
1.黎语形成和发展时期
在中央王朝势力尚未到达岭南时，壮侗语族由于地理环境、部落战争、氏族交流等诸因素而形成了众多的语言分支。当中央王朝势力到达岭南一带后，操黎语支的第一批百越居民早已随其移民先后进入了海南岛。其后，又有几批同语支的居民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先后进入海南岛，并在这块土地上迅速发展起来。
这时期黎语词汇发展很快。黎族先民入岛后，首先面对的是新的环境。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黎族先民在认识海南岛所特有的新的事物的同时，黎语新的词汇也就不断出现。海南气候炎热、雨水多，各种动植物容易腐烂并产生多种气味，这使黎语有关气味的词也就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丰富起来，一些词汇也消失了，比如海南岛上老虎、大象等动物已消失，没有冻冰、飘雪等现象，黎语中这方面的词汇自然也即随之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黎语同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关系渐行渐远，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比率越来越底。根据《黎语社会调查》一书的统计，黎语和壮语之比，相同词和近似词的总和才只有30.2%，和壮族以外的同语族诸语言之比则只在18%到30%之间。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一个汉语方言在海南岛形成有很大优势的语言，汉语对黎语的影响也较少，这使很多名词、动词、数词、量词、形容词还保本民族的读音。比如数词方面，大陆上的同语族大都借用了汉语，本民族数词已经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黎语还是本民族语。
2.黎语方言的形成和哈方言的扩展
当封建王朝的势力达到海南岛后，不可避免地同黎族先民发生磨擦和冲突，冲突的结果是黎族先民不断从沿海平原向岛内陆山区迁徙。
黎族先民在向岛内迁徙后，各自在所迁到的地方休养生息、繁衍后代。由于山岭和森林阻隔，黎族先民内部交流日趋减少，各居一方，加上黎族先民入岛的时间有先有后，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黎语的方言渐渐形成。
黎族方言区形成后，自汉至宋，黎语方言区之间的互动较为缓慢，而封建统治阶级对黎族地区的形成有较控制的地方也比较有限。此时，凡接受封建王朝统治的黎族百姓，大部分都已慢慢地汉化。到了元、明、清三朝，这种局面终于被打破，方言间互动频繁。这主要是封建势力不断加强对整个黎族地区的渗透，极力在黎族地区建立封建统治，使多数黎族几千年的生活准则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加剧，黎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造成黎族地区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人们纷纷背井离乡。旧崖州地区(今三亚、乐东等地一带)，是黎族哈方言中心地区，由于黎族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对抗，使这一带的黎族群众不断向岛东、西、北3个方向迁移，最远的达到儋州市境内。他们所到之处，也就是哈方言影响所到这处，由此哈方言便这样扩散到了黎族地区的各个角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黎族人民绝大多数不会讲汉语，哈方言自然就成了黎族人民交流思想情感的主要工具。据20世纪50年代所进行的黎语调查，讲哈方言的人数已占当时黎族总人口的58%以上。一些原来只讲自己方言的黎族群众也能讲哈方言，如陵水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一些台方言区和东方市、昌江黎族自治县境内的美孚方言区，有的地方则改讲哈方言，如乐东黎族自治县境内的万冲镇杞方言区、五指山市境内的万阳镇杞方言区等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黎语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黎族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黎语本身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57年国家帮助黎族人民创制黎文，促使黎语地位迅速上升，并且创办了黎语学校，黎族群众热心学黎语，在黎族地区工作的汉语干部群众也热心学黎语。20世纪50年代末，在原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范围内曾出现过学习黎语黎文的高潮。这阶段黎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词汇的吸收和新起语法的现象出现。[11]
新词汇的吸收大多都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关方面的词汇。这方面词汇使用频率最多是在开会、政治学习、广播等场合，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就很少用。新词汇的吸收来自海南话，海南话与普通话差别非常大，所以海南人以外的人听起来显然似黎语。
新起语法现象是汉语对黎语深层次影响产生的结果，它直接导致了黎语语法的松动和变化。如黎语原序数的表示“第一”叫“头”(wa∶u11)，“最末”叫“尾”(su∶t55)而“第二至倒数第二”均叫“中间”(tho∶m53)，现在已全借汉语序数词；原来黎语也没有数词“零”，现在也吸收过来。再如黎语原来地名叫法是通称在前，专称在后，现在通称专称在前在后都可以，像可叫“五指山市”也可叫“市五指山”等等。
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现象对黎语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个阶段的黎语发展可说达到全盛时期。它们进入黎语的途径开始是通过电影、广播、学校等影响黎族干部、学生、知识分子，然后又以干部、学生、知识分子为媒介，逐渐扩大到群众中去，最后为广大黎族人民所接受、熟悉和使用。新词汇吸收和新起语法已同黎语溶为一体，成为黎语不可缺少的要素。它们使黎语的表现能力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表达能力更为完整和丰富。
4.20世纪80年代后黎语的变化
从1958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近20年间，黎语地位一落千丈，跌入深谷，讲黎语被视为落后或不入流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黎族村寨，黎族青年纷纷走出闭塞的乡村，汇入社会发展的洪流，求学、经商、旅游、工作等等，黎语也随这一趋势得到了一定的扩散，但由于人们普遍存在黎语落后，见不得人的心理，在共公场合中怕讲黎语。所以从整体上看，黎语是在不断地被削弱，变成乡村、家庭、熟人等小范围的语言。
在农村，由于汉语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媒体的影响，黎语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如今黎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明显地发生“汉化”现象，便是这种冲击的结果。数词、一些动词、形容词、名词等，在青年人的口语中已形成双重语，他们和老人谈话时用的是黎语的固有词，而在同辈和下辈交谈时则不稳定，时黎时汉。外出参加工作的黎族人，他们在和老乡、熟人间交谈时仍使用黎语，但对下一代则已转用汉语。这样的结果是下一代人不懂黎话，或只能部分听懂但不会讲。20世纪80年后黎语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削弱和萎缩。
5. 21世纪黎语的发展趋势
2008年春节期间，我有幸回到在农村的老家过年，呆了4天时间，这使我有机会和学龄前儿童会面和交流。但这一次的会面和交流，让我对黎语的前景更加担忧。
一天上午，大哥仅5岁的孙子在廊庭前玩耍，我主动上去用黎语和他交谈，但令我吃惊的是他却用普通话和我对话。我问他：为什么不用黎语和我说话?他回答：黎语是用来和爷爷奶奶说的，和爸爸妈妈以及出外工作的人说话是要用普通话的，这样才有礼貌。看来这是孩子父母影响或要求的结果，小小年纪就懂得对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对象要用不同的语言来交流。
这件事对我触动非常大，也使我对黎语的未来走势有了这样的看法：今后黎语的发展，它的主流和方向应是逐步形成双语制，最后完成语言替换过程。在农村，黎语现在的使用情况是：中老年人大部分仍在使用黎语，青年人使用黎语、海南话、普通话，儿童使用黎语、普通话、海南话，幼儿使用黎语、普通话、少量说海南话。表面上看，黎语仍在农村占优势，但按我大哥孙子的逻辑，10多年20年后若他的爷爷奶奶去世了，黎语对话的对象没有了，虽然他懂黎语但自然就不必说了。因此我的结论是：过若干年后，随着他(我大哥的孙子)这一代人的去世，黎语必然渐渐随之消失。
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黎语是我国汉藏语系壮侗语族黎语支当中人口最多、生命生力最强的一个语支，对黎语的深入研究，可揭示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某些联系，特别是汉藏语对壮侗语的影响。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语言地位的语支消失，不能不说是我国语言园地的重大损失。
注释：
①⑩高泽强、文珍：《海南黎族研究》，海南出版社，2008年4月。
②②⑥⑦⑨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社会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
④符镇南：《试谈“徕人”和黎人是同一族源》，《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第1辑，1985年10月。
⑤高泽强：《黎族族源族称探讨综述》，《琼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⑥高泽强：《黎族长篇叙事——帕隆》，《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2月。
[11]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