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主张“教学做合一”。这一提法实际上就是注重实践。他在办学中一向主张学校既不能培养“人上人”的剥削者，又不能培养“人下人”的奴隶，而只能培养“人中人”，使每个人受到教育后，都能“做工、求知、管政治”，做国家的主人。因此，陶行知在办教育中非常重视实践活动，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里，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④。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是以“做”为中心，“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是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先生在做上教是真教，学生在做上学是实学。”倡导学用结合的又一例证是，晓庄学校图书馆的名字叫“书呆子莫来馆”。陶校长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陶行知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为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出了很大贡献。 
陶行知与杜威都是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去研究教育现象的，但“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却包含着迥然不同的内容，陶行知曾经郑重声明道：我的生活教育是真的，杜威的生活教育是假的，“拿生活教育来说……可发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主张‘教育即生活’；另一种主张是‘生活既教育’。我……把生活教育的特质指出来；……使大家知道把假的生活教育和真的生活教育分别出来。”杜威宣称，他讲的教育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的教育”，认为“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是“有联系的”他的“新教育哲学信奉某种经验的实验的哲学”，他的“进步教育……急迫的需要……一种以经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哲学。” 
三、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陶行知说：“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教育就是社会的改造”，“办学校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能彻底的改造社会。”⑤他特别赞赏解放区文化教育工作联系群众的六个字：自愿、需要、可能。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他撰写了《创造教育》和《全民教育》，把生活教育引向一个更新的阶段。 
陶行知认为办教育首先由培养师资做起，进而重视教育行政干部。他曾经指出地方政权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说“培养两千位好县长，中国乡村教育，不，中国的建设，可算是干成了一大半了。” 
陶行知的“教育即生活”观是：教育源于生活又促进生活的发展，为生活的向前向上而教育。在这种科学的思想知道下，必然为当时的抗击日本侵略、民族解放服务。陶行知为革命，为抗日而奔走呼号，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30年4月7日，蒋介石密令停办晓庄学校，强加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的罪名，下令通缉之。陶行知不得不东渡日本暂时离开中国。不久后又回到中国继续自己的教育事业。 
令人惊叹的是，命运同陶行知开了一个玩笑。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在他谢世后不久，中国人民还沉浸在被解放的欢庆日子里，他却被批判了，而且一批就是28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昭雪。既说明了历史轨迹的曲折，又说明人类文明先进思想的光辉，是乌云遮不住的。陶行知的人格永存、陶行知的思想、学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赵璐《一个人与一个世纪——杜威教育思想现代意义》山东教育7、8期。 
（2）《在生活中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陶行知论习惯》。 
（3）王晖 大庆专科学校学报《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再认识》。 
（4）阳红 贵阳师专学报 第38期《陶行知教育思想之启示》。 
（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435，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