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发展，是近代化的综合表现之一。在中国，近代城市的兴起，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因素发挥作用，而资产阶级的努力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事实证明，商业的发展对城市的变化与繁荣有着重要影响。广大商人致力于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兴盛，不断推动许多城市出现新的商业区，并带动城市建设的发展，由此使其逐渐形成繁华的近代都市。以汉口为例，虽然它很早就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但同样是城区狭小，道路狭窄，房屋低矮，其格局与其他旧城市并无多大明显差异。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汉口商人十分活跃，使汉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业极为繁荣，原有城墙划定的狭小城区范围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折除了旧城墙，开辟新城区，许多新马路如歆生路、民意街、自治街、华景街等很快建成，鳞次栉比的新式楼房沿街而立。时人惊讶地描述说：“从前为人迹罕到之处，近则轮轨交通，店铺林立，几令人不可思议矣。”(《夏口县志》，卷十二，交通志。)城市公用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发展。1900年，被长江分隔为两城的汉口武昌间汽船轮渡开业，1904年汉口电话公司创立，约三年后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也建立，开始使用自来水和电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资产阶级的努力之下，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汉口正逐渐形成。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设市政机构和公益事业等方面，资产阶级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20世纪初，资产阶级为争取参政、议政，获取一部分地方行政权，成立了许多地方自治团体。其中成效突出、影响较大的当属上海商办自治团体。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怀珠、李平书等人呈准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凡编查管理户籍、注册转让地产、登记翻造房屋、开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维修添设路灯、募训设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税等，均由总工程局负责管理。1909年，总工程局改组为自治公所，仍属资产阶级自治机构，而且权限得到进一步扩充。上海独立后，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马改名组成上海市政厅，由以前拥有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受清朝地方官府监控的民间市政机构，发展成为正式的资产阶级地方行政机关。
资产阶级自治机构成立前，上海并无专门的市政机构，“所有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蒋慎武：《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年，第4期。)。1895年12月，因兴建南市马路，奏准设立了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1897年马路建成，该局改称南市马路工程善后总局，始有常设市政机构之雏型。此后，又于1898年创办吴淞开埠工程总局，1900年设立闸北工程总局。这些机构的职能虽不仅仅是筑路，而且逐渐有一些绅商参与其事，但它们基本上是上海道的下属衙门，还谈不上是完备的市政机构。直至1905年，资产阶级接收南市马路工程善后总局，改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拟订详细规章，设置各项机构，扩充职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事业、财政以及其他循例向归地方绅董办理的所有事宜，才使上海有了粗具规模的市政机构。
在改变上海旧城的落后面貌，将其建设成为近代都市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自治机构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上海市自治志》“工程成绩表”统计，总工程局在四年的实践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余条（段），修理、拆建桥梁5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浜河9处，修筑驳岸7个，修造码头4座。此外，还招商创办上海内地电灯有限公司，从外商手中收回自来水公司归为商办。自治公所在市政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共辟建、修筑道路40多条（段），修理、拆建桥梁10余座，新辟和改建城门6个，建造驳岸3个，码头6个。
市政厅时期也曾新修马路，筑桥填浜，如修筑新闸桥，拆除十六铺桥，填平淤浜，铺轨行车，在肇嘉浜、徐家汇等处分筑干支马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厅还主持拆除旧城墙，改变了上海城市的古老面貌。在此以前，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李平书曾三次提出拆毁旧城墙，开辟新城区，因赞成者甚少而未果。1911年底，沪上各团体绅商在救火联合会开会，李平书再次“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与会者表决主拆。会后，将拆旧城墙决议告以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获大力支持。遂由市政厅具体筹备，“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先拆大、小东门，“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旧城墙的拆除，为建设近代化的上海都市创造了条件。
苏州资产阶级以行政街区为单位组织的基层自治机构市民公社，在市政建设和管理城市生活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史料记载市民公社“克尽义务”，“凡清道、缮路、通沟、燃路灯、次第毕举。……所有从前隐患，一扫而空，故在地铺商，咸觉平安无事。”(《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59—60页。)因此，商人纷纷赞誉：“马路新筑，交通日盛，东西洋商，各省仕绅富庶，俱集于此，观瞻所在，我苏省治象商情，关系岂浅鲜哉！”(《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60页。)
有些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其所在地区近代城市的兴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謇的名字，即与近代南通的崛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位于江苏长江以北的南通，直到1895年以前，不仅没有一家机器工厂，连手工业作坊也为数不多。但甲午战争以后，南通近代工业迅速兴起，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继而是碾米、榨油、电气、火柴、航运、垦牧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的兴办，然后是各级新式学校、博物苑、图书馆、剧场等许多新型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建。南通很快作为一个轻工业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出现在经济一向落后的苏北，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当时不能不令人惊叹。
甫及今日，人们也不会否认，南通近代化的发展，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张謇的辛勤努力，凝聚着张謇的心血。具体说来，在工业方面，他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建立了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工业（冶铁、供电）、手工业（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企业；农业方面，他以通海垦牧公司为起点，建立了以黄海垦殖为主体，包括大有晋、大丰、中孚、遂济、通遂、通兴等20余个垦殖公司和农会、水利会、棉业试验场、天生果园等；教育方面，他以通州师范为核心，建立了以师范教育为主体，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业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教育机构和设施；社会公益方面，他建立了以南通地方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的各类事业，包括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公园、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栖留所和模范监狱等。
或许可以这样说，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向具有近代规模的新型城市过渡，是从张謇开始的；南通近代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张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成员之一的张謇，他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局限性。张謇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南通的良谟宏愿。他本人也曾在晚年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张謇：《南通中学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
不仅如此，晚年的张謇虽锲而不舍，却无以挽救其致力于近代化最突出的成就大生企业系统的破产。大生企业曾经是南通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骄傲，张謇从事教育、社会福利等项事业的资金，主要就是来自于大生企业集团的利润。但在1921年以后，由于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军阀混战又给民族资本企业造成无穷灾难，大生企业集团也和其他民族资本企业一样急剧衰落。1922年，大生一厂和二厂这两个台柱企业即因巨额亏损开始负债。到1925年，大生纱厂对外借款多达1000余万两，已无法继续维持，后来便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手中，致使整个大生企业集团以及张謇经营的一系列事业相继发生产权的转移。
对于张謇个人来说，他致力于中国民族工业腾飞和南通近代化蓝图的努力，最终无疑是失败了。但是，他辛劳一生建成的实业、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体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为今日南通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从事近代化事业过程中的努力及其失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如是观。
ng=EN-US style=’FONT-SIZE: 9pt’>)城市公用事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发展。1900年，被长江分隔为两城的汉口武昌间汽船轮渡开业，1904年汉口电话公司创立，约三年后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也建立，开始使用自来水和电灯。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在资产阶级的努力之下，作为一个近代城市的汉口正逐渐形成。
在管理城市生活、建设市政机构和公益事业等方面，资产阶级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
20世纪初，资产阶级为争取参政、议政，获取一部分地方行政权，成立了许多地方自治团体。其中成效突出、影响较大的当属上海商办自治团体。1905年，上海工商界郭怀珠、李平书等人呈准创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凡编查管理户籍、注册转让地产、登记翻造房屋、开拓修建道路、填筑疏浚河渠、维修添设路灯、募训设置巡警、收支地方捐税等，均由总工程局负责管理。1909年，总工程局改组为自治公所，仍属资产阶级自治机构，而且权限得到进一步扩充。上海独立后，又以自治公所的原班人马改名组成上海市政厅，由以前拥有一部分地方行政权，受清朝地方官府监控的民间市政机构，发展成为正式的资产阶级地方行政机关。
资产阶级自治机构成立前，上海并无专门的市政机构，“所有清道、路灯、筑造桥路、修建祠庙、举办团防等事宜，悉由地方慈善机关同仁辅元堂经办”(蒋慎武：《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年，第4期。)。1895年12月，因兴建南市马路，奏准设立了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1897年马路建成，该局改称南市马路工程善后总局，始有常设市政机构之雏型。此后，又于1898年创办吴淞开埠工程总局，1900年设立闸北工程总局。这些机构的职能虽不仅仅是筑路，而且逐渐有一些绅商参与其事，但它们基本上是上海道的下属衙门，还谈不上是完备的市政机构。直至1905年，资产阶级接收南市马路工程善后总局，改组成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拟订详细规章，设置各项机构，扩充职权，承担了包括学务、卫生、治安、道路工程、农工商务、善举、公共事业、财政以及其他循例向归地方绅董办理的所有事宜，才使上海有了粗具规模的市政机构。
在改变上海旧城的落后面貌，将其建设成为近代都市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资产阶级自治机构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上海市自治志》“工程成绩表”统计，总工程局在四年的实践中，共辟建、修筑道路60余条（段），修理、拆建桥梁5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3个，疏浚浜河9处，修筑驳岸7个，修造码头4座。此外，还招商创办上海内地电灯有限公司，从外商手中收回自来水公司归为商办。自治公所在市政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共辟建、修筑道路40多条（段），修理、拆建桥梁10余座，新辟和改建城门6个，建造驳岸3个，码头6个。
市政厅时期也曾新修马路，筑桥填浜，如修筑新闸桥，拆除十六铺桥，填平淤浜，铺轨行车，在肇嘉浜、徐家汇等处分筑干支马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上海市政厅还主持拆除旧城墙，改变了上海城市的古老面貌。在此以前，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李平书曾三次提出拆毁旧城墙，开辟新城区，因赞成者甚少而未果。1911年底，沪上各团体绅商在救火联合会开会，李平书再次“痛陈拆城之有利无害”，与会者表决主拆。会后，将拆旧城墙决议告以都督府都督陈其美，获大力支持。遂由市政厅具体筹备，“商团及救火员各自出资，星夜购具”，先拆大、小东门，“不旬日而全城尽拆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6页。)。旧城墙的拆除，为建设近代化的上海都市创造了条件。
苏州资产阶级以行政街区为单位组织的基层自治机构市民公社，在市政建设和管理城市生活方面也作了许多努力，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关史料记载市民公社“克尽义务”，“凡清道、缮路、通沟、燃路灯、次第毕举。……所有从前隐患，一扫而空，故在地铺商，咸觉平安无事。”(《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59—60页。)因此，商人纷纷赞誉：“马路新筑，交通日盛，东西洋商，各省仕绅富庶，俱集于此，观瞻所在，我苏省治象商情，关系岂浅鲜哉！”(《苏州市民公社档案选辑》，《辛亥革命史丛刊》第4辑，第60页。)
有些著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其所在地区近代城市的兴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张謇的名字，即与近代南通的崛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位于江苏长江以北的南通，直到1895年以前，不仅没有一家机器工厂，连手工业作坊也为数不多。但甲午战争以后，南通近代工业迅速兴起，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继而是碾米、榨油、电气、火柴、航运、垦牧等一系列近代企业的兴办，然后是各级新式学校、博物苑、图书馆、剧场等许多新型文化教育事业的创建。南通很快作为一个轻工业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出现在经济一向落后的苏北，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在当时不能不令人惊叹。
甫及今日，人们也不会否认，南通近代化的发展，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张謇的辛勤努力，凝聚着张謇的心血。具体说来，在工业方面，他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建立了以棉纺织为主体，包括工业（冶铁、供电）、手工业（磨面、榨油、罐头）以及交通运输、金融贸易等企业；农业方面，他以通海垦牧公司为起点，建立了以黄海垦殖为主体，包括大有晋、大丰、中孚、遂济、通遂、通兴等20余个垦殖公司和农会、水利会、棉业试验场、天生果园等；教育方面，他以通州师范为核心，建立了以师范教育为主体，包括高等教育、普通中学、小学、专门技艺学校、职业学校以及幼稚园、教育馆等教育机构和设施；社会公益方面，他建立了以南通地方社会福利为中心内容的各类事业，包括医院、图书馆、博物馆、气象台、公园、残废院、育婴堂、养老院、警察传习所、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栖留所和模范监狱等。
或许可以这样说，南通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向具有近代规模的新型城市过渡，是从张謇开始的；南通近代化的发展，也离不开张謇。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作为资产阶级成员之一的张謇，他并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局限性。张謇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南通的良谟宏愿。他本人也曾在晚年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张謇：《南通中学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演说》，《张季子九录·教育录》，中华书局1931年版。)
不仅如此，晚年的张謇虽锲而不舍，却无以挽救其致力于近代化最突出的成就大生企业系统的破产。大生企业曾经是南通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骄傲，张謇从事教育、社会福利等项事业的资金，主要就是来自于大生企业集团的利润。但在1921年以后，由于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军阀混战又给民族资本企业造成无穷灾难，大生企业集团也和其他民族资本企业一样急剧衰落。1922年，大生一厂和二厂这两个台柱企业即因巨额亏损开始负债。到1925年，大生纱厂对外借款多达1000余万两，已无法继续维持，后来便落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手中，致使整个大生企业集团以及张謇经营的一系列事业相继发生产权的转移。
对于张謇个人来说，他致力于中国民族工业腾飞和南通近代化蓝图的努力，最终无疑是失败了。但是，他辛劳一生建成的实业、文教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体却仍然保留了下来，为今日南通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从事近代化事业过程中的努力及其失败，也应该实事求是地作如是观。
